次年，又相继出现了八篇评论屠格涅夫作品的长篇论文，涉及了他的多部重要小说。新创刊的《外国文学研究》杂志还就巴扎洛夫形象等问题展开了学术讨论，这说明打碎了思想侄核后自由争鸣的空气已经出现。在这些文章中，陈案的那篇以"译本序"形式出现的评论《前夜·父与子》的长文尤为严谨而扎实。例如，作者认为："在世界文学中，也许很少有人像屠格涅夫那样，作为一个小说家，却不愧为抒情诗人；而作为抒情诗人，他又是现实主义者。他的诗神，温文尔雅，但却不是高踞于奥林帕斯山上，不食人间烟火。他的笔端倾泻的不只是"爱情、人世的悲哀、淡淡的哀愁、自由的热烈颂歌、生之欢乐的陶醉"；而主要是"飞驰中"的社会生活的重大现象，是这些现象的艺术反映。"在谈到屠格涅夫创作的艺术特点时，作者写道："屠格涅夫的简洁，不是粗犷，是细腻而又不流于纤巧；他的朴素不是古拙，是淡雅而又保持其深度。"屠格涅夫的风景描写"色、声、香兼而有之"，许多画面"清奇、轻灵而迷人"，但这些描写又"严格服从于性格刻画或情节开展的需要"。他不追求表面的效果，"不写复杂紧张的情节，不写引人入胜的故事，不写过分感伤的甜腻的场面，不写回肠荡气的哀伤的插曲。写爱情主要是理想的激情，写决斗却带有喜剧味道，写死也显得平平常常。"他是首屈一指的语言大师，"他不乞灵于奇僻的词汇，不追求鲜明的色彩，他摒弃雕琢的表现法，避免冗长的复合句。他的语言是那么平易近人，而又那么生动、优美和清新。"他的抒情笔触"独擅胜场"又"很有分寸"，在人物中洋溢着抒情气息的是"屠格涅夫的少女"，在自然画面中"他的抒情也总是同人物的感受密切相关"，抒情中"带有一种淡淡的哀愁，一种悲观的情调"。作者从社会历史批评的角度深入地分析了两部长篇的主题和人物，并用优美而又到位的文字凸现了屠格涅夫作品的独特韵致，其中的一些观点影响了后来的屠格涅夫研究。
20世纪80年代上半期，中国的屠格涅夫研究全面展开。在短短五六年的时间里，报刊上发表的论文和译文就超过二百篇，另有多本著作、论集和译著。这股热潮的出现也与恰逢1983年屠格涅夫逝世百年纪念有关。那年，全国首次屠格涅夫学术讨论会在厦门召开，会上选出的三十三篇论文后由上海译文出版社以《屠格涅夫研究》为书名结集出版。这些论文涉及面较广，多侧面地分析了屠格涅夫的世界观、文艺观、创作风格、小说艺术、具体作品与同时代作家的关系和与中国的关系等重要现象，作者包括陈桑、戈宝权、姜椿芳、包文棣、冯增义、魏荒弩、陈敬咏、王智量、李兆林、何茂正、余一中、张建华、朱宪生和刘文飞等老中青学者，总体上代表了这一阶段中国屠格涅夫研究所达到的水准。
以王智量的《论小说家屠格涅夫的艺术特点》为例。这篇文章有十二节，在欧洲小说发展的历史背景上，十分细致地分析了屠格涅夫小说艺术的方方面面，包括它的成就与不足。这里不妨看看作者关于"不足"的见解："屠格涅夫的作品是优美的，但多少给人一种重量不足之感，他笔下的色彩偏淡，偏浮。屠格涅夫尽管一生从头到尾都能紧紧抓住时代的中心问题，但是在他反映时代生活的篇章中，总好像缺乏一种庞大的力量。当他批判和揭露那些丑恶人物时，总好像有点怨而不怒的味道。屠格涅夫的作品决不能说是不深刻，但是他的深，好比一把锥子或刀子尖尖地扎进一件东西里去，而不像是深沟大壑或江河湖海。屠格涅夫的作品简练得有时让人觉得过于压缩，因而显得宽度不足，厚度也受了影响。我们说，屠格涅夫的作品像一株疏密有致的大树，它并不单薄，自有其茁壮处，但是它们绝不是参天的古木；我们说他的作品像一座百花盛开的大花园，但是也正因为是一个花园，所以难免让人觉得人工的痕迹稍多一些。"他不是那种"把全部身心、全部生命都凝聚在一部作品中的作家"，他的"某些艺术特点是可以学习和模仿的，而托尔斯泰则几乎是不可学的。这中间便有一层高下"。作者尽管在这里用了许多比喻性的文字，但是基于对所分析对象的深入了解和科学态度，屠格涅夫小说艺术存在的不足被清晰地揭示了出来，分析是客观的，分寸感极强，显示了中国的屠格涅夫研究正在走向成熟。
20世纪80年代下半期和90年代，屠格涅夫作品的翻译取得了新的突破。除了屠氏的名著均不断有新译推出外，1994年河北教育出版社首次在中国出版了十二卷本的《屠格涅夫全集》。在社会发生转型的年代里，屠格涅夫依然为许多译者和读者所钟爱。就研究状况而言，与大的文化背景相关，报刊上发表的有关屠格涅夫的研究论文在数量上明显减少，但研究视角却多有创新，并出现了几部有分量的研究专著。
1988年，学林出版社出版的孙乃修的《屠格涅夫与中国》是一部写得相当扎实的学术专著。这本书不仅系统梳理了屠格涅夫在中国的接受史，而且主要从影响研究的角度对屠格涅夫与中国十四位著名作家（鲁迅、郁达夫、郭沫若、瞿秋白、巴金、沈从文、丽尼、田汉、王统照、艾芜、陆金、孙犁、王西彦、玛拉沁夫）的关系展开了详尽的论述。这部著作在该领域所达到的成就，恐怕研究者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难以超越。
尽管中国的屠格涅夫研究已经开展多时，但是能够称得上从作家作品的角度比较系统地研究屠格涅夫的专著，也是在这一阶段才出现。1991年，朱宪生的《论屠格涅夫》一书的出版是值得重视的。这部著作几乎涉及了屠格涅夫思想和创作的方方面面，不过最引人注目的还是对作品的艺术形式和作家的艺术风格的探讨。例如，关于《猎人笔记》的体裁样式、叙事角度和结构安排，关于屠格涅夫中篇小说的诗意的"瞬间性"、叙事时间的"断裂"和"抒情哀歌体的结构"，关于屠格涅夫的现实主义及其美学原则等，都颇有新意。1999年，朱宪生又推出过一部名为《在诗与散文之间--屠格涅夫的创作和文体》的著作，这是在前一部著作的基础上对屠格涅夫作品的体裁和风格作了更为深入的研究的学术专著。它主要涉及了如下内容："屠格涅夫所选择的艺术形式的演变和发展轨迹及其内在的原因，屠格涅夫所运用的各类艺术形式的特点，屠格涅夫艺术风格的主要特征，屠格涅夫所创造的艺术形式对俄罗斯文学的意义和对世界文学的贡献。"专著中有不少精细的艺术分析，这种分析有它特殊的魅力和意义，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揭示屠格涅夫作品的人文价值，才能全面评价这位文学大师对人类文化进步所作的贡献。长期以来，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的制约，中国的屠格涅夫研究重思想轻艺术，重内容轻形式，造成了某种跋足现象。虽说近年来已有所改观，但仍缺乏对屠格涅夫作品的文体作全方位的和深入的研究。朱宪生在90年代所作的努力，为中国的屠格涅夫研究拓开了一条新路。
在这一阶段发表的百余篇论文中，还有不少新的视野和见解，当然也存在着种种遗憾和不足，有待于中国的研究者在新的世纪作出新的开拓。最后，让我们来看看作家张炜的一段关于屠格涅夫的文字：
他在中国的影响一度超过了陀思妥那夫斯基。他的作品的气质符合大多数中国人--特别是一茬中国人--的欣赏口味。难以掩饰的俄罗斯贵族气、典雅高丽的文笔，这一切都让有教养和渴望有教养的读者感到受用。要读好书就得找屠格涅夫那一类书，人们似乎达成了这种共识。他不如托尔斯泰厚重和伟大，可是也因为没有那么强烈的哲学意味和宗教气息而更易接受。
他多情而善良，但只会被人民喜爱而不可能化为人民的一员。他的艺术是有良心的贵族的艺术。他的巨大才华会令一代又一代人钦羡不已，无论有多少人随着风气的转移而轻率衰贬，他的艺术的价值是不会改变的。他所表现的美是真实的、不变的。
也许，作家张炜道出的正是屠格涅夫在中国读者中魅力经久不衰的原因所在。
4.跨越历史：托尔斯泰与中国文坛论争
列夫·托尔斯泰是19世纪俄国文化的杰出代表，20世纪中国文坛曾受到他的巨大影响。在风风雨雨的一个世纪的岁月中，许多中国学者对托尔斯泰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展开过广泛的研究，并围绕着他的思想和作品进行过尖锐的争论。透过这些现象，时代的变迁和不同文化间的融合与碰撞清晰可见。
初入中国的托翁
托尔斯泰介绍到中国较早。据苏联学者希夫曼在《托尔斯泰与东方》一书中提供的材料，中国人在19世纪末已对托尔斯泰不感陌生。目前能见到的中国正式介绍托尔斯泰的文字材料始于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上海广学会校刊的《俄国政俗通考》（1900）一书中对这位作家作了如下描述："俄国爵位刘（名）都斯笃依（姓），……幼年在加森（即喀山）大学肄业。1851年考取出学，时年23岁。投笔从戎，人卡利米亚（即克里米亚）军营效力。1856年，战争方止，离营返里，以著作自娱。生平得意之书，为《战和纪略》（即《战争与和平》）一编，备载1812年间拿破仑伐俄之事。俄人传颂之，纸为之贵。"这些文字译自英文。
出自中国人手笔的评价托尔斯泰的文字始于1902年。此年2月，梁启超在文章《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载《新民丛报》第1号）中以政治眼光审视托尔斯泰，并对其大加推崇。该文认为：托尔斯泰"以其诚恳之气，清高之思，美妙之文，能运他国文明新思想移植于本国，以造福于其同胞"。"托尔斯泰生于地球第一专制之国，而大倡人类同胞兼爱平等主义。其所论盖别有心得，非尽凭借东欧诸贤之说者焉。其所著书，大率皆小说。思想高彻，文笔豪宕。故俄国全国之学界，为之一变。近年以来，各地学生咸不满于专制之政，屡屡结集，有所要求。政府捕之锢之逐之而不能禁。皆托尔斯泰之精神所鼓铸者也。……苟无此人，则其国或不得进步，即进步亦未必如是其骤也。"文中所用的"托尔斯泰"的译名后通用中国。
梁启超在1905年俄国大革命爆发时，曾写有《俄罗斯革命之影响》一文，文中再次提及托尔斯泰。此时的梁启超的思想已转向保皇，因此他也站在了俄国保皇党一边，称"吾挤日祷于帝，以祈彼玉成"，但同时他也不得不承认，此次革命中"最力之一派，即所谓社会主义者之流"，他们"以废土地私有权为第一目的"，"虽以托尔斯泰之老成持重，犹主张此义。其势力之大，可概见矣。目使俄国忽专制而共和也，则取今政府而代之者，必在极端社会主义之人"。
1904年，福州的《福建日日新闻》上刊载了一篇长六千余字、名为《托尔斯泰略传及其思想》的文章，作者为寒泉子。文中有关于托尔斯泰生平的简略介绍，如在谈到他的高加索生活时，作者写道："辞大学从军，赴高加索地方。边塞天然之风景，生活之质朴，均有所感于心，而著诸小说。后有种种名作，士女争诵。"不过，文章着重评价的是托尔斯泰的宗教思想，1并在与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比较中，从六个方面阐发其内在精神。文中写道："托尔斯泰以爱为其精神，以世界人类永久之平和为其月的，以救世为其天职，以平等为平和之殿堂，以财产共通为进于平和之阶梯，故其对于社会理想之淳古粗朴，岂与初期基督教徒相似而已，抑亦夺许之席而人庄周之室矣。"
文章评价的立足点是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思想，这颇为典型地反映了晚清中国学界对托尔斯泰的认识。文章能注意在与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比较中颇有见地地阐发托尔斯泰思想的内在精神，应该说在那个时代是很不容易的。托尔斯泰的宗教思想在他晚年的思想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对他的创作发生过深刻的影响，研究他的宗教思想是"托学"中的一个不容忽视的领域。遗憾的是，这篇可以称之为中国"托学"开篇作的文章所涉及的领域，后来少有人涉足，一直到了20世纪80年代这种情况才有了改变。
与这些早期的介绍性文字相似，中国最早译出的托尔斯泰作品也与作家的思想倾向有关。1906年，列夫·托尔斯泰宗教题材民间故事六篇，由叶道胜（德）和麦梅生合译成中文（据贝恩的英译本转译），载上海《万国公报》、《中西教会报》。次年结集，并新增六篇，名为《托氏宗教小说》，由香港礼贤会出版。此书出版时有王炳望写的序言，序者认为"中国小说，怪诞荒唐，荡人心志"，"近日新学家，所以有改良小说之议也。泰西小说，或咏言，或寄意，可以蒙开学，渝民智，故西学之士，译泰西小说，个富汗牛充栋。然所译者多英美小说，鲜译俄文"；其实俄国"亦有杰出之士，如托氏其人者"；读所序之书"觉襟怀顿拓，异趣横生，诚引人入胜之书。虽日小说，实是大道也"。此序与当时维新派人士借译书以"引渡新风"的指向是一致的。
1907年，王国维在其主编的《教育世界》上发表《脱尔斯泰传》，全文十三章，近两万字，文字明晰到位，在中国首次较全面地介绍了托氏。文中涉及其文学活动的部分有五千字，对《战争与和平》等三部巨著评价甚高。1908年，鲁迅以迅行的笔名在东京出版的《河南》月刊上发表了《破恶声论》一文，文中也对托尔斯泰的著作和思想发表了自己的见解。鲁迅既称赞了托尔斯泰著作系"伟哉其自忏之书，心声之洋溢着也"，又指出其不抗恶的思想中包含有不切合实际的成分："其所言，为理想诚善，而见诸事实，乃佛庚初志远矣。"
辛亥革命前后至"五四"高潮时期，托尔斯泰的文学作品开始大量进入中国，陆续译出了《心狱》（即《复活》）和《婀娜小史》（即《安娜·卡列尼娜》）等重要作品，译介数量居外国名家之首。这些作品的出现引起了不少读者的注意。评论称：托氏作品"读之令人泪下而不能自知"。
1910年底，托尔斯泰去世。当年，《神州日报》和《东方杂志》即作报道，称其为"学界伟人"，"世人祟仰"。次年，中国学界又有人写出万字长文《俄大文豪托尔斯泰小传》以追悼，称托尔斯泰对真理的探求令"世间思想界，多为所惊动，乃离骚以来之一人也。今忽焉而逝，此足为世界人类痛惜者也"。文章分"修学时代"、"怀疑时代"、"文豪时代"三部分展开叙述，文中某些史实不甚确切。此外，在当时颇有影响的一些刊物上均出现了评价托尔斯泰的文章。
中国早期对托尔斯泰的介绍偏重于思想的一面。人们赞扬艺术家托尔斯泰的同时，似乎更重视的是思想家托尔斯泰的价值。
托尔斯泰在"五四"中国文坛
"五四"时期，中国学界在托尔斯泰时开始涉及作家的人生观、艺术观、哲学观、教育观、妇女观和具体作品等诸多方面，不过比较受关注的还是作家的思想倾向，研究水准有所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