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初涉中国：从俄人寓言到虚无党小说
如果说19世纪以前的中俄文化交往主要表现为俄国对中国文化的接受的话，那么20世纪则是俄苏文化日益深刻地影响中国的时期，其发端于19世纪后期。最早进入中国的俄国作家和作品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变化。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给中国带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苦难形态，同时也从根本上动摇了中国封建锁国的格局。与此相应，西方文化开始更有力地向中国文化渗透和冲击。在这种渗透和冲击中，西方来华教士创办的期刊是一个重要阵地，这些刊物大多以介绍西方时事政治和社会思潮，传播西方意识形态和伦理观念为宗旨，但也译介了不少科技方面的知识和少量的文学作品，客观上对中外文化交流起过一定的促进作用。中国最早的俄国文学作品的译介就出现在这样的刊物上。
1872年8月，在《中西闻见录》创刊号上刊载了丁题良译的《俄人寓言》一篇。从目前见到的这篇寓言的基本故事情节看，中国读者似乎并不陌生。古希腊《伊索寓言》中的《行人和熊》、法国《拉封丹寓言诗》中的《熊和两个伙伴》、俄国托尔斯泰寓言中的《俩伙伴》、德国阿维亚努斯寓言中的《两个伙伴》等，与《俄人寓言》的情节内核是一致的，大多把熊（"危险"的代码）的出现作为人格和友情的试金石。它们的差异主要在于地点和环境设置上的不同，或者语言表述上的繁简。相比之下，收入《拉封丹寓言诗》中的《熊和两个伙伴》的题旨稍有偏移，写的是两个伙伴为了钱财而去猎熊的故事。即使不管上面提到的其他几则寓言，单就《熊和两个伙伴》与《俄人寓言》而言，它们之间尽管存在种种差异，但情节内核的一致仍是毫无疑义的。
这里面临着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一则情节内核相似的寓言何以被诸多国家视为己有，它究竟属于哪个国家的文学作品？然而，当我们翻检世界各国的寓言时，发现这种现象在寓言发展史上并不罕见。遐迩闻名的寓言《狼和小羊》就是很典型的一例。伊索寓言、拉封丹寓言、克雷洛夫寓言等多种选本中都能见到它的身影，而各文本之间的相似与差异也与前类同。又如伊索寓言中有《狐狸和鹤》一篇，而1860年莫斯科出版的《俄国民间故事》中也收入了同名却不同文本的这则寓言。这一现象的出现大体有两种因素在起作用。一是伊索寓言的影响，后起的各国寓言作家将其作为再创作的基础，于是出现了原作和再创作的多种文本。二是伊索寓言吸纳了其他地区的寓言，它与该地区已有的寓言一起以不同文本分别在后世流传。历史上的伊索只是传说中的诗人，现今的伊索寓言究竟有多少是他所写已无从考证。后人搜集整理的《伊索寓言》中，除了古希腊寓言外，其实已掺杂了不少印度和阿拉伯的成分以及基督教的故事等。因此，人们普遍承认这种不同途径流传的或经过再创造的多种文本同时存在的历史合理性。而且有些文本已成为各具特色的艺术品，如丁匙良译的《俄人寓言》中关于"俄国北鄙。多崇山峻岭。丰草茂林。其间产大熊。多伤人。"这样的对俄国北部风貌的绘声绘色的描绘，和后人尼科利斯基为该寓言配上的那茂密的西伯利亚松树林、硕大的北极熊和人物典型的俄人装束的画面，无不使这一寓言文本平添了几分颇为浓重的俄罗斯情调，它与伊索文本中的训诫口吻和拉封丹文本中的商人气息迥然有别；再如《狼和小羊》伊索本的扼要、克雷洛夫本的铺陈和托尔斯泰本的简明生动，似也不可相互替代。
在肯定（俄人寓言》作为俄国文学作品存在的合理性的同时，使我们感兴趣的并想加以弄明白的又一个问题是：丁匙良译的《俄人寓言》是不是取自托尔斯泰的文本呢？1872年，是托尔斯泰《俩伙伴》出版的年代，也是《俄人寓言》在中国出现的时间，这是历史的巧合还是确有联系？相对而言，托尔斯泰的《俩伙伴》与《俄人寓言》在文本的某些方面似乎也比较接近。
为了搞清这一问题就必须对托尔斯泰在19世纪60年代～70年代创作寓言和民间故事的有关过程作些回顾。托尔斯泰的《俩伙伴》最初出现在他编写的《识字课本》的第4册，这一课本的编写是与他在雅斯纳亚·波良纳的办学活动联系在一起的。托尔斯泰办学的高潮时期是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也就是在这个时期托尔斯泰开始酝酿编写这一课本。而从《战争与和平》尚未完全脱稿的1868年起至1871年9月，他把主要的精力投入了《识字课本》的写作，特别在语言方面付出了极大的热情和艰辛。不过，尽管托尔斯泰的《俩伙伴》早就脱稿，但因出版的延误，直到1872年11月初它才随《识字课本》一起问世。这就排除了丁匙良译自托尔斯泰文本的可能性，因为《俄人寓言》发表的时间是那一年的8月。两者的直接联系虽然排除了，但托尔斯泰的有关手稿却告诉我们一些同样有价值的东西，即这一寓言在当时的俄国已有其他文本存在，托尔斯泰就是在一篇名为《两个朋友》<img=t00157_1.jpg><img=t00157_2.jpg>》的抄本的基础上再作加工的，同时还将篇名改成了《俩伙伴》《及<img=t00157_3.jpg>》。因此，丁题良所据的原本极有可能是从俄文转译成英文的《俄国民间故事》一类的书籍。
刊登《俄人寓言》的期刊《中西闻见录》本身也是中西文化交汇的结果。1863年，清政府在北京开设同文馆，而后各地纷纷仿效。相继出现的有上海的广方言馆、广州的同文馆和福州的船政学堂等。后上海江南制造局内也设立了翻译局。与此同时，外国来华的传教士的人数也逐渐增加，这些传教士中有不少人参与了西方科技文化典籍的中译工作。这些传教士往往与中国学者合作译书，一方口述，一方笔录，而后润色成书。"西学东渐"之风由此强劲起来。就在这时，中国最早的刊物出现了。除了《中国教会新报》等以宣传宗教教义为主的刊物外，《中西闻见录》是当时中国首先向国内介绍西方文化和自然科学技术，并报道时事新闻的一本综合性刊物。该刊在中国近代科技史、法律史、新闻史，特别是中西文化交汇史方面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
该刊创办于1872年～1875年，共刊行36期，收各类文章八百余篇，涉及的面很广，其中对西方科学技术的介绍占了较大的比重，每期还载有名为"各国近事"的时事动态和文化动态，在收入的各种文章中也包括一部分中外寓言和带有文学色彩的故事或海外奇闻数十则（篇），其中第一篇即为《俄人寓言》，刊于创刊号第16页上。刊物由京都（北京）施医院编辑，主持者主要为美国传教士丁匙良。丁匙良曾任同文馆总教习25年，主持翻译过《万国公约》、《西学考略》和《格物人们》等大量作品。《中西闻见录》就是他在同文馆任总教习期间，与其他传教士及国内人士一起编辑出版的。
由此可见，《俄人寓言》的出现尽管有一定的偶然性，但是在《中西闻见录》的创刊号上刊出，又有一种内在的必然性。当然，从短小生动，且富哲理的寓言开始，并由西方来华传教士执笔，这在外国文学作品译介的初期并不是罕见的现象，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在这方面的贡献是众所周知的。在同期《中西闻见录》上还可见到《法人寓言》（其题旨与《俄人寓言》相近，是用金钱作为试金石来检验人格和友情）。在大规模译介西方文学名著的条件尚未成熟以前，寓言作为各国文学作品进人中国的先行者首先出现是合乎情理的。可以说，《俄人寓言》就是这先行者队伍中的重要一员。
《俄人寓言》出现后，相隔多年，俄国的寓言作品才又一次有了中译。1899年12月至1900年5月，上海《万国公报》第131136册连载《俄国政俗通考》一书，内收克雷洛夫寓言《狗友篇》（即《狗的友谊》）、《嫉鱼篇》（即《梭子鱼》）和《狐鼠篇》（即《狐狸和土拨鼠》）三篇，译者是该刊主编、美国传教士林乐知和任廷旭，译文系据印度广学会的英文本转译。
值得一提的还有每篇寓言后的那段小小的议论，这些议论有的是将原作中原有的加以发挥，有的则是译者添加的。如果把这些议论，特别是对贪官污吏的揭露和讽刺，看成是译者对中国国情的有感而发，大概也不为过。且看以下文字：
吁吸乎！世风不古，交道日非，今日所称为善交之人，其能始终不渝，不效此二犬草者，曾有几人乎？平居闻其言论，莫不倾心吐胆，胶漆相投，是临利害，即起而相争，反面若不相识，苟阅此编，能无愧于心放！
（《狗友篇》）
嗯，孤之计诚狡矣！以杀之者纵之，能令问官受其欺而不觉，世之问官串谋得贿，枉法纵囚者，其亦鉴此而知愧乎？
（《鯸鱼篇》）
今之为仕者，往往自述其清廉之苦况。非特生平未尝受贿，即家眷人等亦从未受过一次礼物。但观盆仕以来，营造新屋，添里产业，试问其费从何而出？岂非与孤口之鸡毛相类乎！如有人指为贪官，在按察使署告其收受贿赂，彼必极口呼冤；但亦当念及造房里产之事，实已明明自认之矣。嗯！
（《孤鼠篇》）
这三篇寓言选择得十分精当，在克雷洛夫寓言中均属上品。它们或针砭世人的弱点（《狗友篇》），或抨击贪赃枉法的法庭（《鯸鱼篇》），或讽刺贪官弄巧成拙的丑态（《狐鼠篇》）。文字虽简，但意味无穷，充分反映了克雷洛夫的民主主义的思想情绪。选择这三篇译出，说明译者不俗的目光。
克雷洛夫寓言原为诗体，但这三篇译文均为散文体，这种译法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为中国后来的克雷洛夫寓言的译者所仿效。这三篇译文用的是文言意译，文字有所压缩，不过与原作相比其故事内容基本上已得以传达。由于用词老到，因此即使与后人的白话译文相比，似也有一种特殊的韵味。
应该说，在19世纪后期的中国，不管是《俄人寓言》还是《克雷洛夫寓言》，只为少数的中国读者所了解。大多数人对俄国文学还知之甚少，少量的译文并没有吸引人们太多的注意。
如果不算零星的介绍的话，那么中国书刊最早出现的有关俄国作家作品的评介则始于19世纪末年。1900年上海广学会的《俄国政俗通考》中分别提到了克雷洛夫、普希金和托尔斯泰等作家。1903年黄和南为普希金小说写的七百余字的绪言，则可以说开了对名著评价的先河。对作家生平和思想进行较详尽的研究的，最早要推1904年载于福州《福建日日新闻》的《托尔斯泰略传及其思想》。
1904年有一篇对俄国作家介绍较详的文章是收在金一著的《自由血》一书中的《赫辰传》（即《赫尔岑传》）。文章主要介绍赫尔岑的生平和政治活动，并涉及了他的文学创作，称其"文名满天下"，"专文章之业，为著名之革命诗人，与古格尔（即果戈理）、倍灵楚（即别林斯基）、郅尔克纳夫（即屠格涅夫）等，共称自然派，与国粹党（即斯拉夫派）反抗"；"其灵性中实兼无量数自由之魂，以出现于世"；他的政论影响如此之大，"经赫氏毒笔之评论，与受死刑之宣告同，其讽刺之力可见矣"。此外，文章还介绍了赫尔岑的主要作品《谁罪》（即《谁之罪》）、《柯鲁夫博士》（即《克鲁波夫医生》和《禁狱及逃亡》即《往事与随想》等，并认为《谁之罪》这部小说与《死人》即《死魂灵》、《猎人日志》即《猎人笔记》、奈克来索佛（即涅克拉索夫）的诗篇一样，"皆主张废奴隶论"，"学者读其书，为之竖毛发"。文章的作者金一原名金松岑（又名"爱自由者"），为小说《孽海花》前五回初稿的原作者，清末具进步思想的知识分子。由于赫尔岑的思想家、文学家和革命家的多重身份，他在世纪之交的中国的影响是远胜于一般的文学家的。
在20世纪初开始出现的少量译作的前言后记中，往往也附有译者或评论家对作品及作者的简短评述。如国内译出的第一本托尔斯泰小说集《托氏宗教小说》（1907）中有王炳竺写的序言。在《鹰歌》（即《鹰之歌》）的译序中，我们看到了中国最早评价高尔基的短文（1908）："鹰歌者（"TheSongofEagle"），世纪初幕大文豪俄人郭尔奇（corky）所作也。郭氏年未逾强壮，生一八九年。比年以来，获名视托尔斯泰（Tolstoy）辈尤高。然夷考其始，受学学校者，仅五阅月耳。后遂为奴，为厄人，为樵子，为佃夫用工，流离僚，至于自杀，而学殖卒以深造。其为人沉毅勇敢，爱自由，尚质直。兹编于一千九百二年三月载之"ContemporaryReview"，盖写其怀抱者也。
文章虽短，且多处有误，但对当时的中国读者来说，则是一新耳目。类似的介绍如《黑衣教士》译文后附有的日译者的有关评价，文章称契诃夫"与哥尔基齐名，为俄国文坛健将。其为小说，专以短篇著，世称俄国之毛拔森（莫泊桑）。文章简洁而犀利，尝喜抉人间之缺点，而描画形容之，以为此人间世界，毕竟不可挽救，不可改良，故以极冷淡之目，而观察社会云"。如《心狱》的封面上印有作品简介，说明该书原名《复活》，其内容"发人深省，有功社会之作，不仅作小说观也"。这些最初出现的评价，对于刚刚接触俄国文学的中国读者理解作品无疑会有所帮助。
正是这些介绍和《俄人寓言》、克雷洛夫寓言等最初进人中国的作品一起谱写了中俄文化交流的早期篇章。
清末特殊的译介现象
中国清末的戊戌变法虽然失败，维新思潮却已不可遏制。世纪之交，国人办的报刊和书局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一些有识之士公开主张变"师古"为"师夷"，由学"西洋之长技"到引人"政事之书"。一时译介包括文学作品在内的西方书籍成为一种时尚。如为世在《小说风尚之进步以翻译说部为风气之先》一文中所说："自西风东渐以来，一切政治习尚，自顾皆成锢陋，乃不得不舍此短以从彼长，则固以译书为引渡新风之始也。"梁启超在《论译书》中强调"译书实本原之本原"时还举俄国为例："大彼得躬游列国，尽收其书，译为俄文，以教其民，俄强至今。"
在当时的维新派人士梁启超等人看来，译书中小说最为重要，因为"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欧美化民，多由小说；搏桑崛起，推波助澜"。而小说中又以政治小说与社会联系最为密切，欧美日"各国政界之日进，则政治小说为功最高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