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丘陵著译颇丰。他编过6部字典、词典和语法书，其中《汉俄语音字典》（1922）共9卷，用力颇多；《汉语语法》（1835）是他为恰克图的汉语学校编的教材，后为多所高校长期采用。他翻译了大量的涉及诸多领域的中国文化著作，他直接从中文翻译了儒家经典《四书》（1821）；为自己重译的《汉俄对照三字经》（1829）加注写序，称其为"12世纪的百科全书"；他还编译有《大清一统志》（1825），《通鉴纲目》（1825），《西藏志》（1828），《成吉思汗家系前四汗史》（1829），《北京志》（1829），《西藏青海史》（1833）和未出版手稿的《儒教及其礼仪》等。他还根据自己的潜心研究，写出了许多关于中国的著作和文章，如著作《中国，其居民、风俗、习惯与教育》（1840），《中华帝国统计概要》（1842）和手稿《中国的民情和风尚》，文章《中国皇帝的早期制度》、《中国农历》、《中国教育观》和《由孔夫子首创，其后由中国学者接受的中国历史的基本原理》等。在比丘陵的著述中，可以见到他对中国文化的深入了解和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感情。他谴责那些为殖民主义张目的种族主义言论，反对"用阴暗的笔调把中国写得一团漆黑"。他明确表示：在对待中国人的态度上容不得傲慢和蔑视；应该理解中国，理解中国人的生活特点、性格特征和风俗习惯，理解中国历史发展的特殊性；俄中两大民族完全可以保持兄弟般的和睦。当然，别林斯基当时就正确地指出了比丘陵的文章中有时也有把中国现实理想化的倾向。
从20年代中后期开始，比丘陵在俄国知识界受到关注。他的外孙女H.莫列尔曾这样转述过她的长辈对比丘陵的描述："亚金夫神父身材瘦高，脸色苍白而富有表情，有一对活泼而智慧的眼睛，眼睛上面是浓密的眼眉，黑发中杂有白发，长长灰白的胡须，引起了人们普遍的好奇心。"他是个"有名的学者，你瞧，他在学术界多么受尊敬，所有的大文豪都把他当做自己人"。比丘陵当时确实成了普希金和克雷洛夫等著名作家的好朋友，有过密切的交往。他在西伯利亚期间，与被流放的十二月党人别斯图热夫和奥陀耶夫斯基等人也建立过特殊的友谊。别斯图热夫与被沙皇绞杀的著名的十二月党诗人雷列耶夫合作写过一系列的诗歌，并与雷列耶夫共同出版过《北极星》丛刊。比丘陵与这些进步人士的交往也对他的思想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比丘陵关于中国的著述深得同时代作家们的喜爱。奥陀耶夫斯基对中国的兴趣就与比丘陵有关，他创作的一部乌托邦作品《4338年，彼得堡信札》中的主人公就是中国人，这个旅行者在给远在北京的书信中描写了他在未来的俄罗斯的见闻。正如当代俄国汉学家达格达诺夫所言："在那些年代里，俄国文学中出现了中国主题的作品，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亚金夫神父的活动引起的。……亚金夫和他的颇具价值的汉学著作在中俄文学之间起了多方面的媒介作用。"
这时期，另一位值得注意的汉学家是西维洛夫（法号丹尼尔）。西维洛夫作为修士司祭于1821年随卡缅斯基率领的第十届教士团来华，十年后回国。1837年，喀山大学在俄国高校中成立第一个汉语教研室时，他任室主任。西维洛夫在介绍中国古典哲学、文学、历史和宗教文化方面卓有成绩。他著有《中国儒释道三教简述》（1831），编有俄国第一部《汉语文选》（1840），还译有《四书》、《书经》、《孟子》和《道德经）等重要的中国文化典籍。
19世纪下半期，俄国汉学进一步走向成熟。1855年，彼得堡大学东方系成立，喀山大学东方系并入该系。彼得堡大学东方系拥有较强的师资队伍和丰富的图书资料，开设了较为合理的课程，并开展了对中国文化多侧面的研究。随着俄国最大的汉学教学和研究中心的出现，俄国汉学开始了以学院派为主体的发展阶段。1851年，俄国皇家考古学会东方部成立。1899年，为了适应当时汉学教学和研究的需要，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新建了东方学院（远东大学前身）。1900年，皇家东方学学会成立。与此同时，俄国出现了更多的积极介绍中国文化的汉学家。其中主要有：瓦西里耶夫（1818～1900）、格奥尔吉耶夫斯基（1851～1893）扎哈罗夫（1814～1885）、卡法罗夫（1817～1878），莫纳斯特列夫（1851～1881）、斯卡奇科夫（1821～1883）和波波夫（1842～1913）等。其中最杰出的是瓦西里耶夫。
瓦西里耶夫出生于诺夫戈洛德，1834年进人喀山大学学习蒙语，1839年获硕士学位，论文是《论佛教的哲学原理》。1840年，瓦西里耶夫随俄国第十二届东正教教士团来到北京。在京期间，他很好地掌握了汉、满、蒙、藏等语言，并对中国文化作了深入的研究。十年后回国，即受聘为喀山大学东方系教授。他的到来，为喀山大学的汉学研究开辟了一片新的天地。他在为学生讲的第一课《论东方，特别是中国的意义》上开宗明义地指出，俄国人缺乏对中国的真切的了解，应为"看不到站在我们身边的巨人"而感到羞耻，俄国的汉学家要为改变这种状况而努力工作。而瓦西里耶夫自己确实在这方面作出了极大的努力。他在喀山大学和彼得堡大学的东方系任教五十年，为俄国培养了一大批汉学人才。他的著译达数十种，内容十分丰富，且极具独创性。他的主要著作有：《佛教教义、历史、文献》（1857～1869），（十至十三世纪中亚东部的历史和古迹》（1857），《中国史》（1863），《满语文选》（1863），《满汉辞典》（1866），《论中国的伊斯兰教运动》（1867），《东方的宗教：儒、释、道》（1873）和《中国文学史纲要》（1880）。此外还存有一百多种未出版的手稿。1886年，瓦西里耶夫当选为俄罗斯科学院院士。
这里，值得再提一下的是瓦西里耶夫在介绍中国文学方面的贡献。他首先在欧洲大学中开设了中国文学的课程，并完成了一部有关中国文学历史的著作《中国文学史纲要》。该书篇幅不大，如译成中文约有十余万字，但在世界范围内它却是第一部《中国文学史》著作。这本著作是作者多年研究中国文学史的成果，由讲稿整理而成。作者的著述态度相当严谨，如他所说："我写这些讲稿所依据的原始资料，绝大部分是中国的书。我所论析的作品，几乎没有一部不是我亲自阅读过的。"该书从文化与文学不可分割的角度，对《诗经》至明清小说阶段的中国文学作了简明的描述和分析，对许多作品或译介片段或介绍情节，为俄国读者了解中国文学提供了极好的途径。作者在分析中国文学作品时常采用比较研究的眼光。如在谈到中国诗歌的繁荣时，作者指出："如果我们了解并且高度评价普希金、莱蒙托夫、科里左夫的一些短诗，那么中国人在绵绵两千年里出现的诗人，那样的诗他们就有成千上万"，只需举出"司马相如、杜甫、李太白、苏东坡等"来做例子就够了。他还认为，中国的"戏剧是从印度传来的"，"小说由传说到中篇、由中篇到长篇的发展，其源头可能也是外来的"，"但是另一方面，无论在戏剧还是小说的领域，中国人都不是单纯的模仿者，这是一个一贯保持着独立自主精神的民族，对一切异邦和外来的东西，她都以自己的眼光加以检验，以自己的方式加以改造，因此戏剧和小说总是呈露出中国的精神，表达着中国人自己的世界观、中国也像欧洲一样善于把历史和小说改编成戏剧，而像《西厢记》那样"完美的剧本，在欧洲也不多见"。对于被西欧作家看好的《好述传》，他却不以为然，因为这类小说"很难反映中国的现实生活"，只有像《红楼梦》和《金瓶梅》那样的作品"才能使我们充分了解当时的生活"。这些见解在那一时代难能可贵。
格奥尔吉耶夫斯基也是这时期卓有成就的汉学家。格奥尔吉耶夫斯基曾就读于莫斯科大学历史语文系，后又人彼得堡大学东方系深造，1880年毕业后赴中国两年。1885年开始在彼得堡大学东方系任教。他的硕士学位论文是《中国初史》，博士学位论文是《对反映古代中国人民生活史的象形文字的分析》。他的其他主要著述有：（中国的生活原则》（1888），《研究中国之重要性》（1890）和《中国人的神话观和神话故事》（1892）等。格奥尔吉耶夫斯基的《中国人的神话观和神话故事》是俄国第一部研究中国神话的专著。该书材料扎实，依据的是《尚书》、《诗经》、《礼记》、《搜神记》、《太平御览》、《太平广记》和《文献通考》等大量的第一手资料；涉猎面广，论及了中国的太阳神话、月亮神话和黄帝等帝王神话；见解深刻，如深入分析了文人将民间神怪传说整理后使之重新进人民间流传的现象，指出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等形象原是依据中国人的神话观而形成的民间神话形象，后被孔子改造成理想的帝王形象。
19世纪的俄国汉学家涉及了中国文化的诸多领域，其中主要包括中国的历史、哲学、文学、宗教、经济、律法、地理、天文、民俗、考古、语言文字和中俄关系等。中国文学虽然在当时的译介中并不占主导地位，但是颇受俄国作家和民众的喜爱。
19世纪俄国译介中国纯文学作品约32种，数量虽仍不多但较前已有明显增加，而且出现了较为重要的作品。如1827年，俄国出版了《玉娇梨》（片断），系由法文转译。1829年，中国古典戏曲中的名剧《窦娥冤》开始为俄国读者所知。"那一年的《雅典娜神庙》杂志上登了一篇短文（未署名），标题是《学者之女雪恨记》，介绍了《窦娥冤》的剧情。还叙述了另一元代杂剧《元夜留鞋记》的梗概，后面附着剧中人物表。"两剧的剧情是根据1821年出版的英国学者的《异域录》转译的。1832～1833年，由法文转译的中国小说《好述传》第1～4卷由莫斯科拉扎列夫印刷所出版。1839年，《读书丛刊》第35卷刊出元杂剧《樊素，或善骗的使女》（即郑光祖的《诌梅香翰林风月》），译者是俄国作家兼东方学家显科夫斯基。1843年，柯万科译出《红楼梦》第一回半篇，刊载在当时俄国最有影响的刊物《祖国纪事》第26期上。译者在介绍此书时称："中国人的家庭生活，喜庆节日，婚丧嫁娶，消遣娱乐，官宦的舞弊，奴脾的机渣……这一切在书中都有惟妙惟肖的描述"，"那些想了解中国人的习俗或希望学习汉语的人都将受益匪浅"。译文引起了著名的文学批评家别林斯基的关注。1847年译出了《琵琶记》。1852年，在《莫斯科人》杂志第一卷上刊出了名为《孔夫子的诗》的《诗经》片断，这是已知的俄国对《诗经》的最早的译介。此后，米哈伊尔和米勒尔两人译出过《诗经》中的5首诗，分别刊载在1861年的《国民教育杂志》和1862年的《诗集》上。1874年，王勃的《滕王阁序》的俄译在彼得堡问世。1878年、1883年和1894年，（聊斋志异》中的《水莽草》、《阿宝》、《庚娘》、《毛狐》和《李娃传》等俄译先后刊出，其中著名汉学家瓦西里耶夫是主要译者。
在东学西渐的过程中，俄国的汉学家们以自己坚持不懈的努力，将中国文化介绍给俄国民众。尽管他们的出发点可能各个不同，但是这种译介工作有效地扩大了中国文化在俄罗斯的影响，增加了俄罗斯人民对中国的了解，促进了中俄两国间文化的交流，并为苏联时期汉学的长足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4.生命留痕：浪漫诗人的中国情思
19世纪俄国文学出现了全面繁荣的局面，涌现出一大批卓越的作家，他们的创作实绩使俄国文学很快跻身于世界文学的前列。在这些作家中有不少人与中国和中国文化发生过某种联系，被誉为"俄罗斯文学之父"的优秀诗人普希金就是其中的一个。
说普希金有浓重的"中国情结"，说他对中国和中国文化产生过浓厚的兴趣，似乎都有点言过其实。普希金与欧洲文化的关系远比他与东方文化的关系来得密切。但是，强调这一点并不等于说可以漠视他与东方文化的关联，哪怕是不那么密切的关联。探寻在普希金生命的轨迹上曾经留下过的这方面的痕迹，也许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认识普希金。
普希金对中国的了解可以从他的童年时代说起。那时，母亲纳杰日达·奥西波芙娜常常给普希金讲述与她爷爷阿勃拉姆·彼得罗维奇·汉尼拔命运相连的那个国家的故事。汉尼拔是俄国历史上著名的"彼得大帝的黑奴"。他曾是阿比西尼亚（今埃塞俄比亚）的一个酋长的儿子，后成为彼得大帝的奴仆。彼得大帝对他宠爱有加，送他出国深造，让他担任沙皇的秘书，并因战功而授予他少将军衔。可是，彼得大帝去世后，他受到宫廷排挤，被流放到色楞格斯要塞修筑工程。此要塞在贝加尔湖旁，与中国相邻，汉尼拔有可能到过中国。普希金在后来的《自传》中这样写道他的曾外祖父："在彼得大帝逝世以后，他的命运改变了。……他被贬为托博尔斯克卫戍部队的少校和流放到西伯利亚去，并要他去测量中国的长城。"普希金对自己的这位亲人始终抱着敬意，并为自己的非洲血统而自豪。因此，在普希金的童年时代，中国、长城，这些从他颇有文学修养的母亲口中娓娓说出的与他家族命运相关的字眼，已经带着某种朦胧而又悲壮的色彩进人了他年幼的心灵。
1811年的一个美好的秋日，刚满12岁的普希金跨进了皇村，成了新建的贵族子弟学校的首批学员。命运又使青少年时代的普希金与中国发生了联系，他进人的是一个有着中国文化气息的皇家园林，他后来在那里生活了六年。皇村在18世纪经几代沙皇改建，已成为一座颇具气势的皇家园林。这座园林里具有中国特色的景物主要有三处：一是叶卡捷琳娜宫（皇村学校位于叶卡捷琳娜宫的侧楼）里的中国蓝色客厅。"蓝色油漆墙面镶上中国画幅、涂金木雕，厅内一应的中国器物摆设。"二是叶卡捷琳娜公园内的"中国亭"。"林中古木参天，浓荫蔽日；湖面清水涟漪，轻舟荡漾；园内则奇花异草，还有茅舍石雕，人工的造设和天然的风景相映成趣，临湖边恰好建了一座很大的"中国亭"。有两层，一层为圆形宫式，两厢各有一侧室，二层为四周有十二根立柱的凉亭，屋顶为凉亭式塔顶，竖着一面黄龙旗。"三是亚历山大公园内的"中国村"和村内的"中国桥"。而这一切都是18世纪俄国"中国热"的产物。叶卡捷琳娜时代俄国"中国热"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园林艺术，而皇村中的中国式建筑和园林就是一种象征性。在普希金的藏书里有一本名叫《皇村中学史》的书，它谈到的就是皇村中的"中国村"的建造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