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时期，引起俄国作家兴趣的还包括中国的文学作品。当时中国文学进入俄国主要通过两个途径：一是靠西欧译本，二是直接从中国引人，以前者为主。作为纯文学作品最早出现在俄国的是中国元杂剧中的优秀作品--纪君样的《赵氏孤儿》，这就是一部转译的作品。1759年，俄国著名剧作家苏玛罗科夫以M·S的笔名发表了译作《中国悲剧＜孤儿＞的独白》，刊载于《勤劳蜜蜂杂志该年9月号。译作依据的是法国传教士马若瑟的《中国悲剧赵氏孤儿》的德文转译本。只是苏氏的俄译仅为马氏译本的小小片段：第一幕第二场的台词，即剧中公主自刻前追述她的丈夫与其诀别时情景的一段台词。译作用的是简洁明快的诗体，虽然形式上已无元杂剧的味，但剧情的氛围还是能感受得到的。纪君祥的原作取材于历史，以抨击窃国奸臣，颂扬高尚人物为主题，颇具戏剧性。苏氏的悲剧风格与其有某种相似之处，可见苏玛罗科夫对这部剧作感兴趣并非偶然。《赵氏孤儿》在欧洲有多种改编本其中最著名的是法国伏尔泰的《中国孤儿》，1788年涅恰耶夫将这一剧作忠实地译成了俄文。而在此前几年，即1781年，魏兰德还将《赵氏孤儿》改编成了俄文小说。可以说，《赵氏孤儿》的俄译与改编，揭开了中俄文学交往史上最初的一页。
除此以外，18世纪俄国作家和汉学家还译介了中国的一些寓言、诗歌和散文作品。1776年，《中国寓言》一书由列昂季耶夫译出，在彼得堡出版。1784年，他又译出了《中庸》。列昂季耶夫从中文译介到俄国的另一部有影响的读物是《三字经》。在他之前啰唆欣已将《三字经》和《千字文》译出，但未正式出版。1779年列昂季耶夫重译《三字经》，后又收入《三字经、名贤集合刊本》出版。此书在18世纪欧洲仅有俄译。列昂季耶夫译出的《茶与丝一书也很有价值。书中除介绍与茶、丝和中医知识以外，还收入了46首中国诗歌。这些诗歌用散文形式译出，还附有不少注释这大概是最早从中文译成俄文的中国古诗。
18世纪俄国作家与中国的关系当然还不止这些。如1742年出任俄国科学院院长的罗蒙诺索夫曾积极推动过汉学的研究。在他的主持下，科学院译出了直接从中国获得的17卷本《八旗通志》。他还在50年代俄国关于中俄文化与经济关系的讨论中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他明确主张俄国应加强与中国和印度等东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作家拉季谢夫在促进与中国开展正常的贸易关系方面也起过积极作用。他在俄国贸易部和彼得堡海关任职期间，曾专门对开展中俄间互利的贸易问题进行过研究，他还赴西伯利亚进行过数年的考察，并出版过《中国贸易研究》一书。1790年，他被捕后曾长期流放西伯利亚。此时，他仍利用各种可能进行这方面的研究。90年代初，沙俄政府拟派贸易团赴中国，有人就提议拉季谢夫参加，因为他是这方面屈指可数的专家，但提议被女皇否决。从目前保存下来的拉季谢夫谈及这方面内容的著述和书信中可以看到，作家与沙俄官方的立场有明显区别，那就是拉季谢夫更多的是从国家间的互利关系和普通百姓的利益出发来思考中俄贸易问题的。当然，在18世纪俄国作家的诗文中有时也会看到某些不和谐的音调，如罗蒙诺索夫和杰尔查文都曾在自己的诗歌中歌颂过沙俄的扩张。
纵观18世纪俄国作家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它既带有那一时代西方世界共同的视中国和其他东方国家为"他者"的特点，即"东方几乎是被欧洲人凭空创造出来的地方，自古就代表着罗曼司、异国情调、美丽的风景、难忘的回忆、非凡的经历"。东方"是欧洲最深奥、最常见的他者（theOther）形象之一"。或者说，西方人往往"需要通过"他性"来创造一个"非我"来发泄不满和寄托希望。富于创见的作家和思想家总是要探寻存在于自己已知领域之外的异域，长期以来，中国正是作为这样一个"他者"而出现的。但是，18世纪俄国作家心目中的中国形象又与西方世界有着明显区别，由于当时的俄国作家所接触的有关中国的文字和器物，既有来自西欧的，也有直接来自中国的，俄国的社会环境和民族气质也与西欧有很大的差异，因此这种印象中带有鲜明的俄国特色。俄国作家在利用来自中国的材料时似乎少了一些哲理性的思考，而更具实际性，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是借这个不甚清晰的"他者"来反观俄国自身存在的迫切的社会问题，在这种印象里漂浮着的其实更多的是自己的映像。
3.文化使者：东学西渐中的俄国汉学家
在中俄文化交往中始终活跃着一个群体的身影，那就是俄国的汉学家。这个群体中的一部分人在将中国文化介绍给俄罗斯民众方面起过积极的作用。他们是东学西渐中的重要一环，是当之无愧的文化使者。
由于地理位置的接近，中俄两国早就相互关注。明朝末年，中国万历皇帝曾写信给俄国沙皇瓦西里·苏伊斯基，表示沟通的愿望，时间是1619年。同样，从16，17世纪开始，俄国政府出于政治和经济的需要，也陆续向中国派出外交使团和传教士团，俄国早期汉学家的出现与此有关。
1567年，伊凡四世（即伊凡雷帝）派雅雷舍夫出使中国。在17世纪末《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前，俄国官方在1618年、1654年、1675年、1686年先后派出4个外交使团来华，率队的分别是佩特林、佩可夫、斯帕法里和维纽科夫。这些使团大都写有关于中国情况的报告，其中有的报告和旅行记成了俄国最早研究中国天文、地理、交通和习俗的重要文献，如佩特林所著的《中国、腊宛及其他定居和游牧国家、乌卢斯诸国、大鳄毕河、河流和道路一览》、斯帕法里所著的《经过西伯利亚的旅行》、《旅途日记》和《1675～1678斯帕法里访华使团文案实录》。18世纪，彼得大帝进一步加强了与中国的联系。1715年至1736年，他曾六次派郎格作为特使来华。17114年他在建立俄国科学和艺术院（俄皇家科学院前身）时，注意从西欧引进东方学和汉学人才，曾编撰了欧洲第一部《汉语词典》的德国学者拜耶尔被聘为科学院院士。18世纪初，彼得大帝作出向中国派出东正教教士团的决定，其原意无疑是想扩展俄在华的政治和宗教上的势力，不过这一决定后来客观上却对推动中俄文化交流起了作用。
1715年春天，俄国官方派出以修士大司祭伊拉里翁·列扎依斯基为首的第一个东正教教士团来到北京。此后，几乎每隔十年向中国派遣一批东正教教士。到上个世纪50年代为止，先后有20个教士团来到北京。在1860年俄驻华使馆设立前，教士团除传教外实际上起了外交使团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是18世纪国外向中国派出的规模最大的使团。马克思后来曾经对此评论说："俄国同中华帝国的关系是很特殊的"，俄国人"享有在北京派驻使节的优先权"，教士团"使俄国外交在中国……有可能产生一种绝不限于外交事务的影响"。教士团为沙俄的扩张政策效劳，在中国所起的作用是恶劣的。但是要完成其宗教和政治使命，教士团必须要有一支熟练掌握中国汉、满、蒙、藏等语言的队伍，"必须从青年学生中培养专门人才从事中国研究。根据《恰克图条约》规定，从1727年开始，每届可有一定名额的学员来华。从第一届到第十四届的一个半世纪内，僧俗人员总共有155人次在北京进行汉学的学习和研究，计印名学员、医生、画家、科学家和近百名神职人员。这使俄国驻北京教士团同时又成为俄国汉学民族学派诞生的摇篮和一个半世纪中培养汉学家的大本营。俄国汉学家中不仅大半出自传教士团，而且第一流的著名汉学家莫不渊源于此"。俄国第一代汉学家确实产生于来华教士及其随员之中。
俄国早期汉学家主要有斯帕法里（1636～1708）、啰唆欣（1707～1761）、列昂季耶夫（1716～1786）、巴克舍耶夫（1750～1787）和弗拉德金（1761～1811）等。其中尤以啰唆欣和列昂季耶夫的贡献最大。
啰唆欣是俄国第二批来华的东正教教士团的学员，1729年来到北京，1741年返回俄罗斯。在京十余年间，啰唆欣较好地掌握了汉文和满文，并在当时清康熙年间设立的第一所俄语学校"俄罗斯文馆"（1708年创办）里任教。回国后在罗蒙诺索夫主持的皇家科学院担任翻译，翻译了不少有关中国历史、地理和其他文化类的读物。其中主要有：译自《大清一统志》的《阿尔泰山记》（1781）、与列昂季耶夫合译的《八旗通志》（1784），以及手稿《三字经》、《千字文》和《资治通鉴纲目前编》等。《三字经》言简意赅，内容丰富；《千字文》对仗工整，文采斐然。虽然它们在中国只是启蒙读本，但它却有着深厚的中国文化底蕴，对于那一时代俄国民众了解中国及中国文化应该是十分有用的书。可惜啰唆欣的译本未能正式出版。
列昂季耶夫青年时代在俄国的汉语学校学过满汉文，1743年随俄国第三批东正教教士团来到北京。在京期间，列昂季耶夫担任过清廷理藩院满语通译。1755年回国后曾在俄外交部和科学院工作，并在彼得堡开办过中文学校。他在将中国文化介绍到俄国方面做过许多工作。列昂季耶夫曾与啰唆欣合译16卷《八旗通志》，并在啰唆欣去世后单独完成了第17卷（注释卷）的编纂工作。他还译有《大清会典》（1778～1783）和《大清律》（1778～1779）等有关中国的政法史地等重要著述。除此以外，列昂季耶夫在译介中国寓言、先秦散文、古典诗歌和启蒙读本等方面也有过自己的贡献。最早以单行本形式在俄国出现的中国文学作品是《中国寓言》一书，它由列昂季耶夫译出，1776年在彼得堡出版。中国先秦散文中最早被译介到俄国的是孔子的《大学》，1779年作家冯维辛从法文将它译出后，次年列昂季耶夫据中文重译后出版。1784年，由他译出的儒家经典《中庸》在俄间世。1779年，列昂季耶夫重译《三字经》，后又收入《三字经、名贤集合刊本》出版。此书译得很成功，从内容和形式上都与原作接近，出版后受到好评，被称为中国的"小型百科全书"。此书在18世纪欧洲仅有俄译。列昂季耶夫译出的《茶与丝》一书也很有价值。书中除介绍与茶、丝和中医知识以外，还收入了46首中国诗歌。这些诗歌用散文形式译出，还附有不少注释。这大概是最早从中文译成俄文的中国古诗。
不过，啰唆欣和列昂季耶夫等人的译介还只是俄国汉学的开拓阶段，汉学作为一门学科在俄国正式形成则要到19世纪上半期。这时期出现了专门的研究中国等东方国家的机构，大学开始将汉语作为正式课目列人大纲。1818年，科学院成立了集收藏和研究相结合的亚洲博物馆（现为俄罗斯最大的东方学和汉学研究中心"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并先后出版了《亚细亚通报》杂志和《亚细亚杂纂》丛刊。1837年，喀山大学东方系开始进行汉语教学，后又增设满语课程。作家列夫·托尔斯泰1844年曾在该校东方系阿拉伯一土耳其语专业就读。1845年，俄国成立皇家地理学会。与此同时，一批视野更加开阔、学术上更有造诣的汉学家成长了起来。他们以自己不懈的努力，有力地推动了中俄文化交流的进一步展开。19世纪上半期的俄国汉学家中较为著名的有：比丘陵（1777～1853）、卡缅斯基（1765～1845）和西维洛夫（1798～1871）等。其中比丘陵被誉为俄国汉学的奠基人。
比丘陵，法号亚金夫。他出生在喀山农村的一个神父家庭，少年时代在喀山传教士学校学习时就显示出出色的掌握外语的能力，后留校任教。在来华前，他先后在喀山和伊尔库茨克出任过修道院院长和传教士学校主持，为修士大司祭。1807年，年仅30岁的比丘陵率俄国第九届东正教教士团来到北京。在北京居住的14年里，比丘陵不仅学会了书面的汉文、满文和蒙文，而且还常常走街串巷学习生动的口语，这为他后来的研究打下了扎实的基础。比丘陵在华期间，对中国的哲学、历史、宗教、农业、教育和民情风俗等许多领域作了深入的研究。1821年回国时，他用了15头骆驼才带走了收集的书籍和资料。但是他一回到国内即被官方教会认定未完成宗教使命，犯有玩忽职守罪而送人实为宗教监狱的瓦拉阿姆修道院。在1823～1826年长达三年多的关押期间，比丘陵仍坚持他的研究。1826年，由于希林格伯爵的关注，比丘陵就任外交部亚洲司中文翻译。1828年，比丘陵成为俄科学院东方文学和古文物通讯院士。1831年，他在当时的中俄边境恰克图开办了俄国第一所汉语学校。这所学校存在了30年，他先后两次赴该校任教。在同时代人的回忆中，他是个受尊敬的学者，而非虔诚的僧侣，"不吃斋，也不上教堂，甚至连划十字也不好好划，对修道院的一切简直抱敌视态度"。"他认为基督并不高于孔子，并且怀疑灵魂不死。"晚年，比丘陵曾想脱离教会，但未获批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