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瑞典马尔默，你可以到有机农场里与快乐成长的小猪共同嬉戏，你可以在有机餐馆里用餐，坐节能旅行巴士。在“生态城”的街区，远远就可以望见高高低低的房子上的屋顶花园，海鸥们喜欢停留在这里孵蛋。谁说城市一定是远离生态的？你不想享受城市便利的同时能够拥有田园生活吗？这不是一种梦想。在绿色政策制定方面，一个城市往往比一个国家走得更靠前，因为城市具备着灵活性，也需要打造自己的绿色竞争力。无论是“自行车城”，“无油城”，“零碳城”还是“花园城”，无疑传达着同一个目标：绿色让城市更有魅力。
绿色转型“双城记”：哥本哈根+马尔默
当飞机快要到达哥本哈根机场时，如果你往机窗外望过去的话，你将会目睹颇为壮观的一幅景象--蓝色大海的那一头连接着绿色的城市，更为壮丽的是大海上连绵不断转动的风车。
“风车是一道美丽的风景线，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在乡村。在我们眼里，风车代表着人类的智慧。”哥本哈根主管科技与环境的市长克劳斯·邦代（Klaus Bondam）颇为自豪地描绘出2015年的哥本哈根：世界上对自行车使用者最友好的城市；“气候之都”--推进气候政策的世界中心；绿色和蓝色的首都城市；洁净、健康之都。
哥本哈根：自行车城
初夏的哥本哈根，白天变得越来越长，处处鸟语花香。经历过漫长的冬天，充满活力的夏日格外令人珍惜。遇上天气晴朗的日子，几乎全城人都在户外享受太阳的“抚慰”。街上的人个个喜气洋洋，或漫步、或在街边喝咖啡、或是坐在海港旁聊天，这些景象在悠闲的欧洲城市司空见惯。
然而，还是有那么一点点不同。那就是大街小巷里，来来往往地穿梭着各式自行车，许多马路上都有专设的自行车道，到处可见专用的自行车停车点。甚至偶尔驶过几辆人力三轮车，那是为游客“漫游”哥本哈根所准备的，不知是这些三轮车的装备“先进”，还是蹬三轮车的小伙子们强悍，这些三轮车都跑得飞快。
“50%的哥本哈根人每天都使用自行车，市内1/3的工作场所都可以通过自行车到达，这个数字还在不断上升。”被市民们亲昵地称为“自行车市长”的邦代如今每天骑着自行车到市政厅上班。他为实现“自行车之都”花费了很多心血，要让人们改变已有的习惯和思维方式并非易事。
1999年，哥本哈根市政府有感于越来越多的汽车所引起的交通堵塞、噪音污染和空气污染，决定将过去的“自行车传统”重新带回到人们的生活中，并且以“自行车人”的思维来制定城市发展政策。除了市民不断增强的环保意识、拥有便捷的自行车行驶环境以外，高达180%的汽车税也让不少人在经济上更偏向使用价廉物美的自行车，更何况骑自行车还可以保持身心健康。
“我前两年去了北京和上海，以前印象里的‘自行车的传统城市’几乎很难看到骑车的人了！也许，北京、上海的市长都应该来哥本哈根看看。”
当邦代听说很多中国人渴望拥有汽车之后，他颇有感触地说：“是的，汽车是一项给予人类更多自由的伟大发明，它能够帮助人们更方便地进行长途跋涉，去接近自然、看望远方的亲友。但是，你如何感到富裕呢？是因为汽车吗？汽车会引起很多问题，交通拥堵、孩子的安全……还是你会觉得这样更富裕--身边是绿色的公园，孩子自由地玩耍，人们不会受到噪声和空气污染的侵扰。这需要公众的讨论，我们进行过很多这样的讨论：我们想要什么样的城市和生活？”
在哥本哈根设有8个被称为“生态点”的环境办公室，专门用来与市民沟通有关环境的信息和建议。正是这样的公共讨论，让市政府在2007年制定出了“2015年哥本哈根愿景”。哥本哈根希望成为世界可持续发展领域的“模范生”--到2015年，哥本哈根将减少20%的碳排放；到2025年，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碳中和首都城市。这一愿景的具体行动将会体现在六个方面：能源供应从传统能源转变为可再生能源；公共交通；生态建筑和建筑改造；哥本哈根市民的参与；城市规划；针对“气候变化”所带来后果的适应举措。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对哥本哈根的生态做法大为赞赏--“从联合国的角度，哥本哈根充分扮演了一个城市在环境治理方面应有的角色。”邦代说：“城市制造了世界上碳排放总量的70%～80%，城市必须成为气候变化解决方案的一部分。很有意??的一点是，你可以看到世界上大部分的城市比他们的国家做了更有力的举措来推进减少碳排放。很多时候，我发现许多欧洲城市的市长和我遭遇了同样的挑战，就是当我们希望推进某项促进环境的举措时，发现我们国家还没有制定相应的法律或法规。所以，我希望当城市向前推进的时候，我们的国家也能向前进。”
如今，随着“自行车之都”的声名远扬以及2009年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所带来的“绿色声誉”，在邦代的工作日程表上，其中一部分是会见前来“取经”的各国政府官员。“为此，我们专门开设了一个办公室，来接待来自外国的关于哥本哈根自行车政策的咨询。”
然而，10年前，哥本哈根还没有那样的“心态开放”。那时候，在大部分人心目中，哥本哈根只是“安徒生童话的故乡”。邦代坦承道：“是的，我们曾经比较封闭，也不是很积极参与国际合作或城市间合作。也就是在过去10年里，哥本哈根经历了转型，我们希望为哥本哈根赢得国际声誉。”
2009年年底的那场举世瞩目的大会，不管结果如何，哥本哈根已经赚足了名声，以及会场经济和旅游经济所带来的实际好处。
马尔默：从工业城到生态城
“我们从20世纪70年代起就开始谈论这座大桥，2000年的时候，我们总算迎来了它，这也同时推进了马尔默的改变。”瑞典可持续发展领域资深媒体人卡特琳娜·偌夫多特-杰森穿着她20年前买的有机棉长裙，在马尔默的海边，兴致勃勃地指着远处那座厄勒海峡大桥（也称欧尔松大桥）说道。那是全欧洲最长的公路铁路两用大桥，桥的对面是哥本哈根，从哥本哈根机场坐火车到马尔默中央车站，只要半个多小时。
厄勒海峡大桥从1995年开始建造，1999年8月，丹麦王储弗雷德里克王子和瑞典王储维多利亚公主在大桥中央“相遇”，庆祝大桥竣工。从此，诞生出了一个新的地区名词--“厄勒地区”，它常常被解释为“一个地区，两个国家”。无论经济发展还是旅游推广，甚至人们的思维观念、居住地选择都因此而融合在一起。许多丹麦人每天搭乘火车或开车从马尔默穿过大桥去哥本哈根上班，因为马尔默的住房要比哥本哈根便宜许多。
虽然很多人会觉得，名气远不如哥本哈根的马尔默从这座大桥上受益更大，但其实早在大桥开通之前，这座瑞典第三大城市就已开始了战略转型，甚至在很多领域，马尔默的举措比哥本哈根更为创新而大胆。在《快公司》杂志“2009世界最具创意城市”的评选中，马尔默因其在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出色表现而成为13个“创意城市”之一。
“20世纪90年代初期，马尔默经历了非常困难的时期，因为城市的传统优势行业，比如船舶业急剧衰退，失业率几乎上升到25%。我们需要将这座城市从工业城转向知识经济型城市，在这个转变过程中，我们想成为绿色城市。”自1994年起担任马尔默市长的瑞帕鲁（Ilmar Reepalu）同时也是一位建筑师，他一手推动了马尔默的转型：关注城市的可持续规划；引进IT、环保等新兴产业；兴建马尔默大学，以此来吸引更多研究人员和学生；倡导绿色生活方式等。
马尔默政府为“西部港口”街区项目申请到了一部分资金。过去，这曾经是一个无人居住的垃圾填埋地。“我们想呈现--如果你使用最好的和最具创意的知识，你实际上是可以建立一个完全可持续的居住街区。”瑞帕鲁的雄心最终实现了。如今的“西部港口”是一处高档住宅区，汇集了各国建筑师的作品，并且房屋的能源利用基本依靠可持续的方式，随处可见太阳能制电板出现在房屋的顶部或外墙上。
“这是我们参加瑞典居住展示会的项目，我们也获得了很多教训。因为要赶进度，有些房子造得太快了，所以现在不得不重新改造一些房子，比如有些窗口并不是那么具有能源有效性。可持续发展也是一个过程。”偌夫多特-杰森评价道。
在她看来，公众的参与是推动马尔默成为可持续发展城市的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环。无数富有创意的生态设计都是来自于普通人--无论是学设计的学生，还是一名在家的失业人员。几个街区之外，瑞典隆德大学的“生态创意设计展”正在城中的设计博物馆向公众展示着年轻人的智慧。
大桥两端的生态产业链
“哥本哈根有50万人口，大哥本哈根地区有130万人口，再加上瑞典南部马尔默附近的区域，我们一共有250万人口。”在邦代市长的眼里，厄勒海峡大桥连接的不仅是相互流动的人民，而且是一个可观的市场。在这个共同遵循着“热爱自然”的古老传统、有着相近文化的地区，由可持续发展而催生的生态产业正在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产业集群。
每当哥本哈根政府推出新的“可持续发展”举措，他们常常与商业界建立起合作伙伴关系，邀请丹麦国内能源、交通、建筑改造和新技术领域的商界人士一起参与。邦代说：“这种伙伴关系非常重要，因为我们不知道应该使用什么样的工具来实现我们的目标。大部分投资在环境上的钱很快就能收回，如果你改造一幢旧楼，使之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大概三四年时间就能收回成本。当然投资风能，则需要很大的投入。”
到2009年，哥本哈根政府在建立“便于自行车者行驶的环境”上的花费达到1.5亿丹麦克朗，这些钱用于建设自行车安全车道、停车位。邦代与以色列的“神奇小子”夏嘉曦所创立的Better Place签订了一笔电动汽车交易合同。“我们会安置一些充电点，然后我们会更换政府所用的车，一共2000辆。到2011年，政府用车将全改成混合动力或电动汽车。我相信10年以后，人们还是会开车，但很多车将会是电动汽车。你要知道世界更新换代得有多快，我们大部分人都不记得我们的第一部手机。”
在桥的对岸，马尔默也不甘示弱。他们建立了MINC孵化器，用于帮助那些创新想法或技术得以商业应用，一批致力于水资源、新能源等领域的新兴公司从马尔默走向了世界市场。与此同时，马尔默成为瑞典第一个“公平交易城市”，号召零售商和顾客购买那些“不使用不合理的劳动力和劳动状况”的商品。
“在我们酒店里，几乎所有的东西都是有机的，我们尽量选择本地的供应商。”热情洋溢的桑德拉（Sandra Plesner Weinert），几年前与建筑师丈夫一起，把哥本哈根的一幢旧建筑改造成一个宣扬“绿色生活”的Guldsmeden酒店。像她这样的例子，在厄勒地区并不罕见，因为一个逐渐扩大的有机市场正在这里兴起。丹麦被世界上最大的有机交易市场德国“Biofacha”评为2009年“有机国”。哥本哈根23%的私人部门购买有机食品，而公共部门所消耗食品的51%是有机食品。
“瑞典学校的餐食是免费的，马尔默学校的有机食物比例也占到了50%，也有一些学校的有机食物比例达到了98%。我们有这样的规定，如果公共部门去采购的话，供应商必须具有提供有机食物的能力，这就使得有机食物在这个地区拥有很大的市场，这是一个巨大的导向转变。”正如偌夫多特-杰森所言，两个城市政府的“表率作用”掀起了私人部门的投资和跟随。
从有机餐馆、酒店，到节能旅行巴士、有机农场、生态建筑、生态街区……厄勒地区的“生态旅游业”跨越厄勒海峡大桥，几乎在同一时间形成了一条完整的产业链。
“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这里的人们更愿意想得长远一些。”邦代的话从丹麦前能源与气候部长赫泽高那里得到了印证，“是的，解决危机的方法之一就是把气候变化提上议程，丹麦就是一个鲜活的例子。”
新加坡：花园城市启示录
到了新加坡，一走出樟宜机场，便仿佛置身于热带园林中，这种说法并不夸张。从机场到市中心的高速公路的中间种满了棕榈树，让每个游人感觉到绿色无处不在。新加坡人太爱绿树了，甚至把机场的吸烟室也做成了棕榈园，有人开玩笑说，这样的环境实在是鼓励人吸烟啊。
说到新加坡这座城市花园，可能人们的第一个联想就是重金罚款，“花园城市是罚出来的”。的确，现在在新加坡如果你乱扔垃圾，会被处以1000新元的罚款，相当于5000元人民币。即使在刚建国时，如果随地吐痰，也要罚款500新元，在那个年代，这是怎样一个天文数字！罚款固然重要，但这只是铸造这个花园城市最表层的原因，其实花园城市的背后有着一整套体系，让人很受启发。
启示一：国家领袖力挺环保
1965年，当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联邦时，这个只有700平方公里的弹丸之地随即面临着生存危机。资源极度匮乏，连日常的饮用水都不够。新加坡只能从国外进口淡水，同时在国内淡化海水、贮存雨水，将工业废水在新生水工厂里进行净化，供人们饮用。最开始，人们对新生水的卫生条件存有很大的疑虑。就是在今天，如果你知道自己杯中的水是经过处理的废水，也依然有些难以下咽吧。
而当时为了打消全国人民的疑虑，总理李显龙亲自喝下新生水，告诉人们经过高科技处理后，这种水是完全符合饮用标准的，大家可以放心。现在，新加坡的民众已经普遍接受新生水了。新生水的比例占新加坡全国饮用水30%以上。也许正是因为新加坡从建国起就资源匮乏，这个国家才尤其懂得要“物尽其用”，正是先天的劣势成就了后天的楷模。
新加坡国家环境局局长李源喜认为，新加坡“出租经济”的模式决定了新加坡政府对环境的重视。“当年我们为了发展经济，到处吸引外资到本国来投资。很明显，如果你的自然环境不好，别人肯定不会来。”不过，也有新加坡人认为，新加坡如此重视环境，跟李光耀的个人习惯有关。“你看新加坡这么干净，因为我们有一个有洁癖的领导人。”一位新加坡出租车司机说。据说，李光耀对香烟敏感，更无法容忍随地吐痰。
国家领袖的身先士卒，无疑是对相关部门开展工作的最大支持。1963年，李光耀为新加坡种下第一棵树。现在的每年11月份，李光耀、吴作栋和李显龙都依然坚持这样的行动。
启示二：环境部门早期介入
光有领导的支持还远远不够，花园城市还有一个重要法宝，就是各个部门之间的有效沟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