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叔不咸
【原文】
《左氏传》载富辰之言曰：“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藩屏周。”士大夫多以二叔为管、蔡。案《蔡仲之命》云：“群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降霍叔为庶人。”盖三叔也。杜预注以为周公伤夏、殷之叔世，疏其亲戚，以至灭亡，故广封其兄弟。是以方叙说管、蔡、郕、霍十六国，其义昭然。所言亲戚者，指兄弟耳。
【译文】
《左氏传》中记载富辰的话说：“从前周公痛心二叔的不归服，所以才分封亲戚，作为周朝的屏藩。”士大夫大都认为二叔指管叔和蔡叔。根据《蔡仲之命》记载：“群叔散布流言，导致管叔在商地被处死，蔡叔被囚禁，霍叔被贬为平民。”大概是他们三个人。杜预作的注解认为，周公对夏、殷国运衰落的时候，疏远亲戚，以至灭亡的教训进行了反思，所以才大封兄弟为各地诸侯。因此，方才叙说的管、蔡、成阝、霍等十六国，其意义是很明显的。所说的亲戚，指的就是兄弟。
官阶服章
【原文】
唐宪宗时，因数赦，官多泛阶；又帝亲郊，陪祠者授三品、五品，不计考；使府军吏以军功借赐朱紫，率十八；近臣谢、郎官出使，多所赐与。每朝会，朱紫满庭，而少衣绿者，品服太滥，人不以为贵，帝亦恶之，诏太子少师郑余庆条奏惩革。淳熙十六年，绍熙五年，连有覃霈，转官赐服者众。绍熙元年，予自当涂徙会稽，过阙，遇起居舍人莫仲谦于漏舍，仲谦云：“比赴景灵行香，见朝士百数，无一绿袍者。”又朝议、中奉皆直转行，故五品官不胜计，颇类元和也。
【译文】
唐宪宗时，由于多次施恩，大多数官员都升了官阶；每年冬至，皇帝又亲自到南郊祭天，陪同祭祀的官员，不管考核政绩的优劣都授予三品、五品官；使府的军吏大概十个中有八个凭军功被赐与中高级官员所穿的朱紫色的袍服；皇帝身边的官员调外任而向皇帝辞行，郎官受皇帝的派遣出使地方，大多都会受到皇帝的恩赐。每到大臣朝见皇帝的日子，朝廷上的官员都是身着朱紫之衣，很少有穿绿色官服的。由于官员服饰赏赐太滥，人们都不以得到它为贵重。皇帝也觉得这样太不成体统，就下诏让太子少师郑余庆逐条列出改革意见上奏。
宋孝宗淳熙十六年，光宗绍熙五年，广施皇恩，很多人因此升官被赐以朱紫色官服。光宗绍熙无年，我从当涂（今安徽南陵东南）调职到会稽（今浙江绍兴），经过京城皇宫时，在漏舍中遇到起居舍人莫仲谦，仲谦告诉我，不久前，他去景灵烧香，见到数百位官员，竟没有一个穿着绿色官服的。”再加上朝议、中奉等散官也身着朱紫，所以五品官有多少都数不过来，很像唐宪宗元和年间那样滥。
月非望而食
【原文】
历家论日月食，自汉太初以来，始定日食，不在朔则在晦，否则二日，然甚少。月食则有十四、十五、十六之差，盖置望参错也。天体有二交道，曰交初，曰交中。交初者，星家以为罗睺。交中者，计都也。隐暗不可见，于是为入交法以求之，然不能过求朔望耳。若余日入交，则书所不载，由汉及唐二十八家，暨本朝十一历，皆然。姑以庆元丁巳岁五次月食考之，二月望为入交中，七月为交初，唯十月二十日、二十一日连两夜，乃以二更尽月食之既，才两刻复明，十一月十八夜复如之。案此三食皆是交中。十月二十夜月在张五度，而计都在翼二度，次夜月在张十七度，计都未定，相距才四度耳。十一月十八夜，月在星五度，计都在张十九度，相距二十度。十二月十七夜五更，月在星二度，入交阳末，卯初四刻交甚，食六分半，八刻退交。十八夜四更，月在张六度，入交中阴初，至寅四刻交甚，食九分，卯五刻退交。其验如此。予窃又有疑焉，太阴一月一周天，必两值交道，今年遂至八食，一一如星官、历翁之说，仍不拘月望，则玉川子之诗不胜作矣，当更求其旨趣云。顷见太史局官刘孝荣言：“月本无光，受日为明，望夜正与日对，故一轮光满。或月行有迟疾先后，日光所不照处，则为食。朔旦之日，日月同宫，如月在日上，掩太阳而过，则日光为所遮，故为日食。非此二日，则无薄蚀之理。”其说亦通。
【译文】
历法家讨论日食月食，从西汉武帝太初年间以来，才开始确定日食。日食现象一般发生在朔日或者晦日，除此二天，其他时间很少出现日食。月食一般发生在十四、十五、十六三天，之所以有这种差别，是因为望日并非确定在其中一天，而是随月份的不同，望日会在这三天内变化。
天体有两种交道方式，一种称交初，一种称交中。所谓交初，星象家认为就是罗日侯（十一曜之一，又称蚀神）。所谓交中，就是计都（也是十一曜之一）。当月亮隐暗看不到时，就可以用入交的办法去找寻，但所能寻找的日子，也不过是朔日或望日。至于其他的日子入交，书中就没有记载。从汉至唐共二十八家历法，以及本朝十一家历法，都是这样。
我们姑且从宋宁宗庆元三年五次月食的情况来考察，二月望日入交中，七月则入交初，只在十月二十日、二十一日连续两夜，才在二更出现全月食，持续了大约两刻。十一月十八日夜类似情况又出现一次。这三次月食都是交中。十月二十日夜，月在张星五度，而计都在翼星二度，第二天夜星，月在张星十七度，计都没有确定，相距才四度。十一月十八日夜，月在星五度，计都在张星十九度，相距二十度。十二月十七日夜五更天，月在星二度，入交阳之末，至卯时初四刻交甚，月食部分占整个月亮的六分半，八刻月食渐退。十八日夜四更天，月在张星六度，入交中阴初，到寅时四刻交甚，月食部分占整个月亮的九分，卯时五刻月食渐退。竟如此应验。我私下对它还有怀疑，月亮一月一周天，一定会有两次交道，今年就会有八次月食，如果都按星官、历法家的说法，仍然不会局限于月望之日，那么玉川子的诗就可以作得更多，应当更加追求一些有旨趣的东西。
不久前见到太史局官刘孝荣，他说：“月亮本身并不会发光，只是受日光照射才显得明亮。望夜月亮正与日相对，所以发现一轮明亮的圆月。有时月亮运行得有快有慢，日光照不到的地方，就形成了月食。朔日那一天，日月同在一宫（古代划分星空的区域），如果月在日之上，运行时掩遮了太阳的光线，所以就形成了日食。如果不是在这两天，就没有日食、月食的道理。”他的这种说法也说得通。
庆善桥
【原文】
饶州学非范文正公所建，予既书之矣。城内庆善桥之说，亦然。比因郡人修桥，拆去旧石，见其上镌云：“康定庚辰”。案范公以景祐乙亥为待制，丙子知开封府，黜知饶州，后徙润、越，至庚辰岁乃复职，帅长安，既去此久矣。
【译文】
饶州（今江西波阳）学校并不是北宋范仲淹先生所建，我已经作过记叙了。城内的庆善桥也一样不是他修建的。不久前，由于本地人维修这座桥，拆去一块旧石块，只见上面镌刻着几个字：“康定庚辰。”范公在北宋仁宗景祐二年担任待制职务，第二年担任开封府知府，接着被贬谪到饶州做知州，后来又调职到润、越两地，到康定元年才恢复了原来的职务，在长安（今陕西西安）任职，已经离开此地很长时间了。
西汉以来加官
【原文】
《汉书·百官表》云，侍中、左右曹、诸吏、散骑、中常侍，皆加官。所加或将军、列侯、卿、大夫、将、都尉。给事中亦加官。所加或大夫、博士、议郎。其侍中、中常侍得入禁中，诸曹受尚书事，诸吏得举法，散骑并乘舆车。并，步浪反。案汉世除授此等称谓，殆若今之兼职者，不甚为显秩，然魏相以御史大夫兼给事中。它如刘向以宗正，散骑、给事中；苏武以右曹，典属国；扬雄为诸吏，光禄大夫是也。至于金日石单以降虏为侍中，其子赏、建，诸孙常、敞、岑、明、涉、汤、融、钦，皆以左曹、诸吏、侍中，故班史赞之云：“七世内侍，何其盛也！”盖如今时阁门宣赞、只候之类。但汉家多用士人，武帝所任庄助、朱买臣、吾丘寿王、东方朔诸人，皆天下选，此其所以为人贵重。东汉大略亦然。晋、宋以来，又有给事黄门侍郎、散骑常侍、通直散骑常侍、散骑侍郎等，皆为兼官，但视本秩之高下。已而复以将军为宠，齐高帝以太子詹事何戢领选，以戢资重，欲加常侍，褚渊曰：“臣与王俭既已左珥，若复加戢，则八座遂有三貂。若帖以骁、游，亦为不少。”乃以为吏部尚书，加骁骑将军。唐有检校官、文武散阶、宪衔，乃此制也。国朝自真宗始创学士、直学士、待制、直阁职名，尤为仕宦所慕。今自观文殿大学士至直秘阁，几四十种，不刊之典，明白易晓，非若前代之冗泛云。
【译文】
《汉书·百官公卿表》中所说的侍中、左右曹、诸吏、散骑、中常侍，都是加官，能加这些官职的主要是将军、列侯、卿、大夫、将、都尉。给事中也是加官，能加此职的是大夫、博士、议郎。侍中、中常侍可以出入宫中，诸曹可接受尚书事，诸吏可以办理法律事务，散骑能与皇帝一起乘坐御用车辆。
据考查，汉代授予官吏这样一些称谓，大概像今天的兼职，不是为了显耀某官的地位，如魏相以御史大夫之职兼任给事中就是这样。其他的像刘向以宗正之职，兼任散骑、给事中；苏武以右曹之职，兼任典属国；扬雄以诸吏之职，兼任光禄大夫等，都是这样。以至于金日石单身为归降的胡人而担任侍中之职，他的儿子赏、建，孙子常、敞、岑、明、涉、汤、融、钦，都担任左曹、诸吏、侍中等职。所以班固在《汉书》中赞叹道：“七世内侍，多么兴盛啊！”大概像今天的阁门宣赞、祗候之类。只是汉代所用内侍大多是士人，汉武帝任用的庄助、朱买臣、吾丘寿王、东方朔等人，都是国内选拔出来的优秀人才，这也是内侍之职被人们尊崇的重要原因。东汉的情况也大致如此。
晋、南朝宋以来，又有给事黄门侍郎、散骑常侍、通直散骑常侍、散骑侍郎等官职，都是兼职，具体兼何职，要与原来品秩高低相结合。后来，又以具有将军称号为荣，北齐高帝让太子詹事何主持选官工作，因何资历深，想给他加一个常侍的兼官，褚渊对高帝说：“我与王俭刚加过常侍之职，若再给加此职，那么八座（指尚书令、左右仆射、五曹尚书）之外，又有三个常侍。若给他加一个骁骑将军或游击将军称号也不算低。”于是高帝就以何为吏部尚书，加官骁骑将军。唐代有检校官、文武散阶、宪衔，也就是这种加官制度。宋朝从宋真宗时开始设学士、直学士、待制、直阁等名称，很为做官的所慕求。今天的加官，从观文殿大学士到直秘阁，将近四十种，为无可改易之典，明白易懂，不像前代的加官那样庞杂。
吕望非熊
【原文】
自李瀚《蒙求》有“吕望非熊”之句，后来据以为用。然以史策考之，《六韬》第一篇《文韬》曰：“文王将田，史编布卜曰：‘田于渭阳，将大得焉。非龙非螭。非虎非罴，兆得公侯，天遗汝师。’文王曰：“兆致是乎？”史编曰：‘编之太祖史畴，为禹占得皋陶兆。’”《史记》云：“吕尚穷困年老，以渔钓干西伯，西伯将出猎，卜之，曰：‘所获非龙非螭，非虎非罴，所获霸王之辅。’”后汉崔马因《达旨》，云“渔父见兆于元龟”，注文乃引《史记》“非龙非螭，非熊非罴”为证。今之史记，盖不然也。“非熊”出处，惟此而已。
【译文】
自从后晋李瀚的《蒙求集》中有“吕望非熊”之句，后来人们都以此为据加以引用。但是考之于史策，其实早就见于典籍，《六韬》中的第一篇《文韬》中说：“文王要去打猎，史编告诉他占卜结果：‘在渭水之北打猎，将会有大的收获。所获非龙非螭，非虎非罴，预料会得公侯，是上天送给你的国师。’文王问道：‘征兆会这样准吗？’史编回答的：‘我的太祖史畴，曾为大禹占卜到获得皋陶的征兆。’”
《史记》中说：“吕尚穷困年老，经常在河边钓鱼，希望能遇到西伯。西伯将出去打猎，对这次活动进行了占卜，卜辞说：‘所获得的东西非龙非螭，非虎非罴，所获得的是帮你成就霸王之业的人。’”东汉崔马因在《达旨》中说“渔父（吕尚）从大龟身上见到了征兆”，注文是引用《史记》中的“非龙非螭，非熊非罴”作为证据。今天的《史记》，就不是这样说的。“非熊”的出处，就来源于此。
唐曹因墓铭
【原文】
庆元三年，信州上饶尉陈庄发土得唐碑，乃妇人为夫所作。其文曰：“君姓曹，名因，字鄙夫，世为鄱阳人。祖、父皆仕于唐高祖之朝，惟公三举不第，居家以礼义自守。及卒于长安之道，朝廷公卿、乡邻耆旧，无不太息。惟予独不然。谓其母曰：‘家有南亩，足以养其亲；室有遗文，足以训其子。肖形天地间，范围阴阳內，死生聚散，特世态耳，何忧喜之有哉！’予姓周氏，公之妻室也。归公八载，恩义有夺，故赠之铭曰：‘其生也天，其死也天，苟达此理，哀复何言！’”予案唐世上饶本隶饶州，其后分为信，故曹君为鄱阳人。妇人能文达理如此，惜其不传，故书之，以裨图志之缺。
【译文】
南宋宁宗庆元三年，信州上饶（今江西上饶）尉陈庄挖出一块唐代的墓碑，这是一位妇女替她去世的丈夫所作的墓碑。
上面的碑文写道：“我丈夫姓曹，名叫因，字鄙夫，世世代代都是鄱阳（今江西波阳北）人。祖父和父亲都在唐高祖之朝做官，只有我丈夫三次参加科举考试都没有获取功名，后来就居于家中，以礼义约束自己和全家。到我丈夫死在通往长安（今陕西西安）路上的时候，朝廷公卿、乡邻乡亲、耆老世交，都感到很难过，很惋惜。只有我不认为是这样。我对他的母亲说：‘家有良田，能够养活双亲；家有夫君留下来的文章，能够教育子女成人。人生在天地间，转换于阴阳界，死生聚散，这就是世间的特征，有什么可忧可喜的呢！’我姓周，是夫君的结发妻子。嫁给我丈夫八年，我们恩爱非常，今天他去世了，我就作一铭文赠送他：‘人活着是天意，死了也是天意，假若明白这个道理，为什么还要说些悲伤的话呢？’”
唐朝时，上饶本隶属于饶州，后来才从饶州分出隶属信州，所以说曹因世代都是鄱阳人。一位妇道人家，能写出这样通情达理的文章，真令人钦敬！可惜她的事迹没有通过名书流传下来，所以我把这件事记录下来，以补史志之缺。
唐史省文之失
【原文】
杨虞卿兄弟，怙李宗闵势，为人所奔向。当时为之语曰：“欲入举场，先问苏、张，苏、张尚可，三杨杀我。”而《新唐书》减去“先”字。李德裕赐河北三镇诏曰：“勿为子孙之谋，欲存辅车之势。”新书减去“欲”字。遂使两者意义为不铿锵激越，此务省文之失也。
【译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