骞、两个字，音义各不相同。用字书正之，“骞”，读去乾切。注释说：“马腹部的缰绳。又一义释为亏。”现在列在《礼部韵略》下平声中的“二仙”韵中。，读虚言切。注释说：“飞的样子。”现在列在《礼部韵略》上平声中的“二十二元”韵中。文人们彼此相承，认为骞亏的骞字应为轩昂、飞腾的意思，这是不正确的。这个字的形旁是个马字，马怎么能飞腾呢？孔子弟子闵损字子骞，虽说古伐的圣贤起名、造字不一定有什么拘泥限定，可是就像这个“亏缺”的意义，与“损”的意义相通，不是再明白不过了吗！形旁是个鸟字，那就和“飞腾”的解释相一致了。这个字恐怕当今已不再用，所以苏轼、黄庭坚都把“骞”字押入了“元”韵，比如“时来或作鹏骞”、“传非其人恐飞骞”之类的句子，都是落笔之前没有进行详细的考察。只有韩愈《和侯协律咏笋》诗中的一联说：“得时方张王，挟势俗腾。”真用得精当。这本来不过是琐屑的小学而已，正因其琐屑，才更能够发现韩公不轻易下笔！
书麹信陵事
【原文】
夜读白乐天《秦中吟》十诗，其《立碑篇》云：“我闻望江县，麹令抚惸嫠。麹，名信陵。麹，名信陵在官有仁政，名不闻京师。身殁欲归葬，百姓遮路歧。攀辕不得去，留葬此江湄。至今道其名，男女涕皆垂。无人立碑碣，唯有邑人知。”予因忆少年寓无锡时，从钱伸仲大夫借书，正得信陵遗集，财有诗三十三首，《祈雨文》三首。信陵以贞元元年鲍防下及第，为四人，以六年作望江令。读其《投石祝江文》云：“必也私欲之求，行于邑里，惨黩之政，施于黎元，令长之罪也。神得而诛之，岂可移于人以害其岁？”详味此言，其为政无愧于神天可见矣。至大中十一年，寄客乡贡进士姚辇，以其文示县令萧缜，缜辍俸买石刊之。乐天十诗，作于贞元元和之际，距其亡十五年耳，而名已不传。《新唐·艺文志》但记诗一卷，略无它说。非乐天之诗，几于与草木俱腐。乾道二年，历阳陆同为望江令，得其诗于汝阴，王廉清为刊板而致之郡库，但无《祈雨文》也。
【译文】
晚上读白居易的《秦中吟》十首，其中《立碑》篇写道：“我闻望江县麹令抚嫠。麹，名信陵在官有仁政，名不闻京师。身殁欲归葬，百姓遮路歧。攀辕不得去，留葬此江湄。至今道其名，男女涕皆垂。无人立碑碣，唯有邑人知。”我由此回记少年时代寓居无锡的时候，向钱伸仲大夫借书，恰好惜得一部麴信陵的遗集，总共才有三十三首诗和三篇《祈雨文》。麹信陵于唐德宗贞元元年鲍防榜下进士及第，排在第四名，于贞元六年担任望江县令。读他的《投石祝江文》，文中说：“如果一定要把自己的欲望需求施行于乡里，把惨酷暴虐的政令强加于百姓，那无疑是县令的罪恶。神灵有知，一定要诛罚他，怎能将劣行恶迹强加于民而使年成也受到伤害！”细细咀爵这些话语，信陵施行的政令无愧于神灵上天，不是很明白的吗？到了唐宣宗大中十一年，寄居望江县的乡贡进士姚辇把麹信陵的诗文交给当时县令萧缜，萧缜用自己的俸禄买来石版，请匠人将文集刊刻出来。白居易这十首诗写于贞元、元和之交，距麹信陵去世不过十五年而已，然而麹信陵的名字已经不为人所传诵。《新唐书·艺文志》只记有麹信陵诗一卷，其他未见记载。如果不是白居易的诗，麹信陵的名字大概会和草木一同消亡了。孝宗乾道二年，历阳人陆同任望江县令，从汝阴得到了麹信陵的诗，王廉清为之刻板，并将此印版交到郡府库中收藏，只是没有《祈雨文》了。
贡禹朱晖晚达
【原文】
贡禹壮年仕不遇，弃官而归。至元帝初，乃召用，由谏大夫迁光禄，奏言：“臣犬马之齿八十一，凡有一子，年十二。”则禹入朝时，盖年八十，其生子时固已七十岁矣，竟再迁至御史大夫，列于三公。杜子美云：“长安卿相多少年，富贵应须致身早。”是不然也。
朱晖在章帝朝，自临淮太守屏居，后召拜仆射，复为太守，上疏乞留中，诏许之。因议事不合，自系狱，不肯复署议，曰：“行年八十，得在机密，当以死报。”遂闭口不复言。帝意解，迁为尚书令。至和帝时，复谏征匈奴，计其年当九十矣。其忠正非禹比也。
【译文】
贡禹壮年时仕途不显达，于是辞官回乡。到汉元帝初年，才得到朝廷重用，由谏议大夫升为光禄大夫。他上奏说：“下臣今年已经八十一岁，只有一个儿子，年经一十二岁。”这样算来，贡禹入朝时，大约已八十岁，他生儿子时也够七十岁了，此后竟再升为御史大夫，跻身于三公的行列。杜甫有诗说：“长安卿相多少年，富贵应须致身早。”看来也不尽然。朱晖在汉章帝一朝，从监淮郡太守的官位上卸任乡居，他后来征召为仆射，又被任为郡太守。朱晖上疏请求留在朝中，章帝答应了他的奏请。由于与朝廷官员议事意见不和，朱晖自己跑到监猝受罚。三天后章帝下诏要他出狱，他不肯再议朝中大事，奏道：“臣已经八十岁，蒙圣恩得居朝中显官，理当以死相报”。于是闭上嘴巴，不再说话。后来章帝怒气消了，提升他担任尚书令。到了汉和帝朝，朱晖又奏请朝廷西击匈奴，算一算他当时的年纪，大约有九十岁了。朱晖的忠贞正直是贡禹无法相比的。
琵琶行海棠诗
【原文】
白乐天《琵琶行》一篇，读者但羨其风致，敬其词章，至形于乐府，咏歌之不足，遂以谓真为长安故倡所作。予窃疑之。唐世法网虽于此为宽，然乐天尝居禁密，且谪官未久，必不肯乘夜入独处妇人船中，相从饮酒，至于极弹丝之乐，中夕方去，岂不虞商人者它日议其后乎？乐天之意，直欲摅写天涯沦落之恨尔。东坡谪黄州，赋《定惠院海棠》诗，有“陋邦何处得此花，无乃好事移西蜀”、“天涯流落俱可念，为饮一尊歌此曲”之句，其意亦尔也。或谓殊无一话一言与之相似，是不然。此真能用乐天之意者，何必效常人章摹句写而后已哉？
【译文】
白居易所作《琵琶行》一诗，读者大都只欣赏它的风韵情调，佩服它的华词丽句，以至将它配乐歌唱，并且传唱不歇，而后竟认为此诗是白居易专为长安的歌伎琵琶女所作。我心中对此论很有疑问。唐朝的法律对于官吏狎妓虽然管束不严，然而白居易曾经在朝为官，而且贬官的时间也不长，一定不会乘着黑夜独自一人进入乐妓的船里相对饮酒，并极尽丝弦弹唱之乐，直到深夜才离去，他难道不怕那些商人们日后议论他不检点吗？其实白居易的本意，无非是借此抒发宣泄自己沦落天涯的感慨罢了。苏轼贬官到黄州（今湖北省黄冈县），写了一首《定惠院海棠》诗，诗中有“陋邦何处得此花，无乃好事移西蜀”、“天涯流落俱可念，为饮一尊歌此曲”。他的用意也是一样的。有人说这两首诗没有一言一语是相似的。其实不能这样看，这才是真正的善于借用白居易诗意的好诗，何必非要像一般诗人那样仿前人的词语才算真好诗呢？
东坡不随人后
【原文】
自屈原词赋假为渔父、日者问答之后，后人作者悉相规仿。司马相如《子虚》、《上林赋》以子虚、乌有先生、亡是公，扬子云《长杨赋》以翰林主人、子墨客卿，班孟坚《两都赋》以西都宾、东都主人，张平子《两都赋》以凭虚公子、安处先生，左太冲《三都赋》以西蜀公子、东吴王孙、魏国先生，皆改名换字，蹈袭一律，无复超然新意稍出于法度规矩者。晋人成公绥《啸赋》，无所宾主，必假逸群公子，乃能遣词。枚乘《七发》，本只以楚太子、吴客为言，而曹子建《七启》，遂有玄微子、镜机子。张景阳《七命》，有冲谟公子、殉华大夫之名。言话非不工也，而此习根著未之或改。若东坡公作《后杞菊赋》，破题直云：“吁嗟先生，谁使汝坐堂上称太守？”殆如飞龙抟鹏，翔扶摇于烟霄九万里之外，不可搏诘，岂区区巢林翾羽者所能窥探其涯涘哉？于诗亦然，乐天云：“醉貌如霜叶，虽红不是春。”坡则曰：“儿童误喜朱颜在，一笑那知是酒红。”杜老云：“休将短发还吹帽，笑倩傍人为正冠。”坡则曰：“酒力渐消风力软，飕飕，破帽多情却恋头。”郑谷《十日菊》云：“自缘今日人心别，未必秋香一夜衰。”坡则曰：“相逢不用忙归去，明日黄花蝶也愁。”又曰：“万事到头都是梦，休休，明日黄花蝶也愁。”正采旧公案，而机杼一新，前无古人，于是为至。与夫用“见他桃李树，思忆后园春”之意，以为“长因送人处，忆得别家时”，为一僧所嗤者有间矣。
【译文】
自从屈原的辞赋里假借渔父、日者问答之后，后代的作者都竞相模仿。司马相如的《子虚赋》和《上林赋》假托子虚先生、乌有先生和亡是公；扬雄的《长杨赋》假托翰林主人、子墨客卿；班固的《两都赋》假托西都宾和东都主人；张衡的《两都赋》假托凭虚公子和安处先生；左思的《三都赋》假托西蜀公子，东吴王孙和魏国先生，这些都是改名换姓，相互蹈袭沿用，没有能够创出新意或突破这个格套的。晋代人成公绥写《啸赋》，虽然没有宾客和主人两方，却也要假托一位逸群公子才能开篇动笔。枚乘的《七发》原本只是假托楚太子和吴客来对答，而曹植的《七启》便假托了玄微子和镜机子。张协的《七命》也出现了冲谟公子、殉华大夫的名称。这些赋的词语不能说不工稳，只是这种旧习气没有人刻意去改为它。像苏东坡写《后木巳菊赋》，开篇时点破题目直截了当地说：“吁嗟先生，谁让你坐在厅堂上妄称太守？”几乎像飞腾的蛟龙搏击长空，高高翻飞在烟霄九万里之外，不可叩问，难道是那些不值一提的林中小鸟能够企及的吗？对于诗来说也是如此。白居易说：“醉貌如霜叶，虽红不是春。”苏轼则说：“儿童误喜朱颜在，一笑那知是酒红。”杜甫说：“休将短发还吹帽，笑倩傍人为正冠。”苏轼则说：“酒力渐消风力软，飕飕，破帽多情却恋头。”郑谷的《十日菊》诗说：“自缘今日人心别，未必秋香一夜衰。”苏轼则说：“相逢不用忙归去，明日黄花蝶也愁。”还说：“万事到头都是梦，休休，明日黄花蝶也愁。”正所谓妙用前人的诗意，而手法则焕然一新，前无古人，至此算是到了极点。这和那种用“见他桃李树，思忆后园春”的意境而化作“长因送人处，忆得别家时”之语，被一位僧人嘲笑的情况迥然不同了。
元白习制科
【原文】
白乐天、元微之同习制科，中第之后，白公寄微之诗曰：“皆当少壮日，同惜盛明时。光景嗟虚掷，云霄窃暗窥。攻文朝矻矻，讲学夜孜孜。策目穿如札，毫锋锐若锥。”注云：“时与微之结集策略之目，其数至百十，各有纤锋细管笔，携以就试，相顾辄笑，目为毫锥。”乃知士子待敌，编缀应用，自唐以来则然，毫锥笔之名起于此也。
【译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