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新”思想的创立者将它构建在民主理论之上，这是我从内心相信这种教育思想的根本原因；不可否认的是，当今世界是一个民主的世界；我们就像相信万有引力定律一样，由衷地相信这种教育思想；总体而言，尽管民主也有其自身的弊病，但却孕育着未来理想社会的种子。
自由思想是蒙台梭利博士教育体系所有纷繁内容的基础。然而，当我最初在一定程度上开始理解这种思想的彻底激进性的时候，经常会奇怪地问自己，为什么这种思想会使我发自内心地相信它的真实性呢？为什么它对我有那么难以言喻的影响，就像我皈依了某种新出现的宗教一样？不管怎么说，这位意大利女士并非第一个用犀利的言辞捍卫个人自由的人，因为蒙田a很早就提出了“做你愿意做的事”的口号，甚至连儿童自由的这种正义性，也不是她的发明。让－雅各·卢梭的作品《爱弥儿》尽管很聪明地避免涉及自由原则在实践中的具体应用问题，但在理论上却是以这一思想为基础的。而福禄贝尔也像任何类似于蒙台梭利女士的高瞻远瞩者一样，清晰地预见到了他的追随者从理论上崇尚的那种自由思想，并且发现将其运用于实践是多么艰难。
那么，为什么那些前往罗马学习蒙氏办学方法的人，尽管对蒙氏办学思想怀有不同看法，却纷纷将其奉为至宝并极其看好其发展前景呢？可以无一例外地说，在绚丽多彩的各国教育体系中，我在罗马看到的蒙氏教育方法是aMontaigne（1533-1592），法国散文作家，其散漫而生动的有关个人的散文被认为是16世纪法国散文的最高表现形式。——译者注最独特的。当然，其他的来访者也都承认，他们目睹的“儿童之家”是优秀的儿童教育学校之一，它表现的不是一出教育闹剧。
在思考这一现象的过程中，我得出这样的结论：这种“新”思想的创立者将它构建在民主理论之上，这是我从内心相信这种教育思想的根本原因；不可否认的是，当今世界是一个民主的世界；我们就像相信万有引力定律一样，由衷地相信这种教育思想；总体而言，尽管民主也有其自身的弊病，但却孕育着未来理想社会的种子。
我们自身的民主早在大约一百年前就以这样一种思想观念为基础，那就是：只有当人能够获得最大限度的自由，而这种自由的获得又不干扰他人的权利和自由时，人才能使自己发展到最高水平，培育出独特的个性。在20世纪的上半个世纪，这种思想又逐步发展成为：随着女性成长为人类社会的“半边天”，如果将这条有用的原则运用于她们身上，那么整个社会组织的前进步伐就会加快。
不妨设想一下你生活在大约60年前，在那个时候的保守人士看来，这种将个人自由运用于妇女的思想如同埋在社会根基下面的炸药，而在那个时候的激进人士看来，它却像黎明的光线那样预示着更美好的一天。可以想象，当我们第一次看到它在孩子身上运用的时候，是多么的吃惊和战栗。在考虑这个问题的一开始，我感受到了智力发展过程中冲破阻力的那种剧痛。曾经我的祖父肯定也由于某个突如其来的闪念而饱受这种剧痛的折磨。如果他突然觉得我的祖母是一个和他一样的人，在适合她成长的环境中，她也照样可以发展得很好，那么他会接受得了吗？这是因为，尽管我祖父真诚地爱着他的妻子，但却从未想过不给她自由其实是在伤害她；对我也一样，尽管我全身心地爱着自己的孩子，但却从未想过，当我力所能及地慈爱地“管着”他们的时候，却可能会抑制和阻碍他们身上某些弥足珍贵的道德品质和聪明才智的培养。
从理论上说，对于这条原则我举双手赞成，因为它赋予了孩子尽量多的个人自由。我情不自禁地赞成它，就像我那些享有投票权和自治权的祖先代代相传的一样，不由自主地被它向前推动着；但是，我头脑里关于孩子的所有先入之见，却都预示了教育传统的剧变。
在蒙台梭利博士研究教育问题的过程中，她那具有穿透力和决断力的眼睛首先看到的一点，也是她在阐述自己的教育思想时最有说服力、最直接和最尖锐的一点，我却始终没有想到（尽管福禄贝尔对其做了适当的预言），这一点就是：孩子其实和大人一样。这个事实使我震惊的程度，丝毫不亚于我对自己竟然从未想过它给我带来的诧异。我的眼前立即浮现出一列长长的列车，这趟列车从这个事实出发，前往一片从未开垦过的处女地。是的，孩子不会和大人一模一样，就像女人不会和男人一模一样，而愚钝、寡言的男人也不会和急躁、易怒的男人一模一样那样。但是，他们却都属于人这样一个物种，那些适用于人这整个物种的、绵延数世纪都不变的原则，被证明同样适用于在它以下的更小的物种。孩子在生理上要比大多数成年人更脆弱，他们的判断力还很稚嫩、不合理，他们的注意力还不持久。因此，总体上说，他们与大人相比需要更多的引导。但是，从另一方面讲，孩子的动机、本能、需求和潜力都和大人一样，而且只会和大人的一样。与他们和成年人的差异相比，二者之间的共性要多一千倍，同时也重要得多。适用于前者的任何法则，也会以一种变化不大的方式适用于后者。
蒙台梭利博士将这个显而易见的事实牢记于心。她以睿智的眼光追溯历史，以全人类通过痛苦的斗争获得的智慧为基础，寻找着从全人类身上挖掘最大的发展潜力的最佳途径。她推断，如果男人和女人只有在获得最多的用于弘扬自身个性的自由时，才能得到最大发展；如果奴隶制对于各个奴隶社会时期的奴隶主和奴隶都具有最大的破坏性；如果全社会都发现，不仅废除奴隶制，而且废除世袭制法律甚至行业规则都是必要的；如果我们承认民主制即便有自身的缺点，但仍然比最好的父权制要管用得多，那么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儿童学校教室里的那些“微版”社会，都会带有更少的父权制色彩，更多的民主，更少的陈规陋习，和更多的甚至多得多的个性。
因此，尽管我们不能给予孩子适用于成熟大人的那么多实际的自由，却仍然可以清晰地看出，作为父母，我们的首要责任就是不遗余力地赋予孩子尽可能多的自由，想方设法给予家庭生活开明和民主。但是，做到这一点并非易事。民主作为一部比独裁复杂和精巧得多的机器，向来都更难组织，更难落实。此外，家庭是一个古老的人类组织，像所有其他的古老事物一样，古往今来，它一直受到诸多不恰当传统的冲击。沙皇专政的影响在家庭组织中存在了太长的时间，以至于我们对它的熟悉程度阻碍了我们不能轻易地否定它，阻碍了我们无法想象没有它的家庭生活是什么样子；这就像牙医这个行业存在已久，使我们觉得一个牙齿完好的人就不是老人，因为没有牙齿是老年人的最突出的特征一样。要想变革这种宝贵的家庭组织（蒙氏教育体系的一个不自觉的目标，不是别的，就是改变家庭生活），我们就必须每天不懈地和自身的道德惯性、思维惰性做斗争，每天早上起床时，都要以新的决心、新的眼光重新审视我们和孩子的关系。必须认识到，“父母权天生神授”的思想就像“君权神授”思想那样具有爆炸性。今天的父母和君王只有在有能力胜任的情况下，才有资格正当地占据其现在的位置，如同那些有能力管理其他地方官员的人，以实际行动证明自己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加胜任现有岗位的人，才是当下位置最合适的人选。
我之所以说这番话，是由于我自己在试图将这种理念牢记于心时，却感到极其困难而非常痛苦。当我说到我“眼前浮现出一列长长的列车”，它为“孩子带来了崇尚个人自由的新原则”时，我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目光的敏锐性，因为我总是认为自己看到了这些后果，但由于不自觉地产生的狭隘的保守思想，又戴着有色眼镜看问题，从而犹如雾里看花，看不清楚，因此，这种理念在我与儿童世界的日常接触中的一些很简单的运用，其取得的成果都让我吃惊。
在遇到这种情况时，可以进行一次完整的思想历练，就是想想人们对家庭生活的认识自古以来发生了多么剧烈的变化。这种认识外在地表现为从古罗马法一直延续至今的固定理念。古罗马法律规定，父亲是家庭的管理者、执行者，家规的制定者，还是家庭中毫无争议的统治者。由于我们所有人对和谐亲密的家庭生活的认识都根深蒂固，因此，任何企图回归这种专制理念的想法都会让我们吃惊（甚至连我们身为清教徒的祖先都尊崇这样的理念）。同样，我们的后辈子孙也可能会诧异而反感地看待我们目前的这种社会组织。
所以说，蒙氏学校的教育原则是理想的民主原则，即人只有在为了张扬自己的个性而拥有最大限度的自由时（当然，只有在不影响他人的权利时，才能赋予他们这种自由），才能实现最大的发展，从而做一个对社会最有用的人。蒙台梭利在5年前创办第一所“儿童之家”的时候，她不仅信奉这条原则，而且还看到，孩子就是和我们每个人一样的人。她之所以在实践中取得了让盎格鲁－撒克逊人吃惊的成就，就是因为她将这样两种信念运用在了实际生活中。她取得的成果令世界震惊。
她将那古老的，甚至曾广受误解的“自由”作为箴言。虽然我们不顾数世纪以来，无数事实证明它是生活的唯一法则，虽然我们对它丝毫不信以至于四处碰壁，但这种自由却仍然证明了自己存在的价值。她相信，“维护校园纪律的必要性”不过是人类一直以来对这种自由心存疑虑的另一种表述，然而，这种自由对于社会和谐安康却是那样重要。要求学生安静不动以及要求学生学习方式一致、学习结果一致的校规，从某种意义上讲，就像成人世界中的等级规定，或者反对工人自由选择住址、反对妇女自由选择职业、反对任何个人在能够胜任的岗位上自由地进步发展的法律一样，已经成了明日黄花。
在这个教育的新领域，蒙台梭利博士再次打响了针对“自由即意味着工人暴动，蕴含着刽子手和断头台”的过时理念的古老战争。就像全世界从未经历过这方面的教训一样，她抖擞着精神，义不容辞地向全世界证明：自由是走向有序、纪律和自控的唯一的最后通道。人们需要再一次记住（尽管他们已经被提醒过千万次）的是，从外部用法律禁锢人的灵魂的暴君，他们的专制统治只能孕育反抗的种子，只能激发冷漠或扭曲的顺从（即便他们的专制仅仅是为了保障臣民的最大利益，从而使自己被臣民尊称为“老师”），但却永远无法带来充满活力的进步。
蒙台梭利博士对自由之安全性的信任，是蒙氏教育体系的基调，因为她崇尚的自由，可能是当今时代征服人类精神的终极手段。这种自由也是对那个问题的真实回答：“蒙氏教育方法与所有其他教育方法的区别到底体现在哪里？”她在运用自由原则的实践过程中，发明了大量新的事物，极大地展现了科学的创新能力，但是这条关键原则却往往被人们忽视了。
这种对孩子个性的尊重，对“行为自由不仅可以安全地被赋予孩子，而且它还是孩子成长的先决条件”这一最高信条的推崇，是她构建蒙氏教育大厦的基石。同时，它们也是让许多观察家的咆哮声搁浅的岩礁。当这些观察家意识到她真的将她的理论运用于实践时，他们惊骇地大叫：“什么？一所不规定孩子不要说话、不要乱走动的学校；一所没有固定座位，没有固定桌椅，孩子可以随心所欲地坐在地板上，或者任由他们四处闲逛的学校；一所孩子们可以整天玩自己选择的项目，可以选择自己想干的事情，而老师却始终一言不发，待在后台的学校？这根本不是什么学校，而是一个处在无政府状态的场所！”
我们似乎听到了由于另一代人的喊叫而传来的微弱回声：“什么？一个没有世袭贵族阶层，没有等级制度的社会，一个连劈木材出身的林肯都能成为最高统治者的社会；一个人民可以无视权威的存在而自行决定自身信仰，还可以自由选择谋生手段的社会；……这根本不是什么社会，而是一个处在无政府状态的场所！”
蒙台梭利博士对于这些质疑者有两个回应。第一，像文明社会的规则一样，她的学校的校规是，不允许存在任何凌驾于集体利益，或者本身就具有不正当性、攻击性的行为。孩子获得自由，并不意味着他们可以把书本扔到别人的头上，或者在地板上点火，这就像一个共和国的自由国民不可以阻塞交通，或者开设一条沟渠将城市的供水系统的水排到别处一样；它仅仅意味着孩子不必受到任何不必要的限制，尤其重要的是，不人为地干扰他们天生的个人喜好。第二，对于那些铁石心肠者比第一条更有说服力的，是“儿童之家”里所做的一切。在这里，蒙氏教育理论的细枝末节都已经得到了很好的实践证明，大量确凿的成果甚至让蒙台梭利博士本人都感到吃惊。在这些学校，根本不存在纪律这样的难题。通过对孩子的自然倾向和天生本能的利用，他们在自我克制、自我控制和集体纪律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就，而如果对传统规定极其刻板地遵守，要想取得这些成就是不可能的。至于说到这些孩子于无意之间、轻松的状态之下学到的知识量，更是当今时代的一个神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