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来自国民收入和国民消费的发展和演进，以及这种发展和演进对市场消费力变化造成的巨大影响，是中国经济增长加速的一个最基础的推动力量
韩康认为，当中国的人均GDP超过1 000美元，特别是一大批城市居民的人均GDP超过3 000~4 000美元甚至更高之后，国民收入和国民消费的状况，就会进入一个新的发展平台和非常重要的发展时期。这里最关键的因素是消费总量的规模和市场购买力总量的规模。一旦这种消费领域及市场购买力的总量扩张到一定的规模，就会在产品的规模供给、规模效益和规模竞争的激励下，引起产品生产的装备制造、原材料和能源生产的大规模扩张，这是重化工业迅猛增长的基础因素。①
（二）城市化和工业化过程中的住房需求和汽车需求及相关投资需求
袁志刚等人认为，城市居民住房需求的空前增长和工业化发展带来的移民潮使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并构成住房建设、城市交通和环境建设的投资高潮。居民消费中住房和汽车需求热点的形成，又带来了对钢材、水泥、电力和运输等中间投入品的需求大增，从而引发新一轮的固定资产投资。由于宏观经济的运行状态已经从资源约束型经济转向需求约束型经济，因此这种由需求增长推动的宏观经济增长一方面是来之不易的，另一方面也是得到供给能力保证的。②
（三）地方政府对重化工业的推动
随着重化工业在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上升，一些地方政府很敏感地感觉到了新的发展趋势，于是纷纷提出要发展重化工业，如上海市和北京市都强调要发展以汽车产业为代表的现代制造业，深圳市也提出“工业适度重型化”的思路，浙江省一些地区提出要向重化工业升级，东北三省则利用老工业基地改造的机遇，要重振重化工业的雄风。③
（四）产业的国际转移
胡俊文认为，利用“头脑”与“躯干”的价值差异，实现“价值链拆分”和“产业空间分割”，实现“头脑产业”和“躯干产业”的国际分工，是当今国际产业转移的基本发展趋势。如果把一个制造企业的价值链分为四个区段的话，研究开发、展览营销和营运管理是运用大脑的“头脑产业”，而生产制造、加工组装等则是运用手脚的“躯干产业”。制造业在全球范围内的转移扩散，使得发达国家或地区的跨国公司竞争力的构筑不再依靠对产品价值链的整体占有，而是利用技术力量和充裕的科研经费，使其成为新产品研究开发的发源地，利用企业的综合实力和比较优势，抢占价值链的高端，将低附加值的制造和装配等低端增值部分转移到低工资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自己则控制新产品、新工艺和新装备的研发和销售等高附加值环节，并通过知识保护，确保其在产品、工艺和装配等方面的领先地位。波音飞机在全世界70多个国家生产，波音的尾翼是在中国西安制造的；福特汽车零部件也是在11个国家生产的。从发展趋势看，随着价值链的拆分和产业的空间分布，正是迎合了跨国公司实现全球化战略，向无国籍化发展的必然要求。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