珐琅彩料最初施用于宜兴紫砂胎上做出彩饰，以后又用于素烧过的白瓷胎上进行各种花卉图案彩饰。据清官档案记载，当时将景德镇烧好的优质白瓷坯胎运至京城，由御用画师和高水平的工匠，用从西方进口的珐琅彩料作画，然后入炉烘烧。烧成的器物由于彩料较厚，花纹凸起，富有立体感，画面瑰丽。到了雍正时期，珐琅彩瓷制作技艺更趋精湛，在彩绘上已改变原先只绘花卉的单调格局，而是在瓷胎上彩绘花鸟、竹石、山水等画面，还配以书法极精的诗词。据说雍正亲自过问珐琅彩料、图案及器型。上有所好，下必趋之，因此造办处集中了最优秀的画师和工匠，不惜工本地生产珐琅彩瓷器。参与彩绘者均系著名画师，他们将中国传统的绘画技法与瓷器的装饰艺术结合起来，所以烧制的珐琅彩瓷多是艺术精品。雍正本人极喜水墨和青色山水，则促使这两种珐琅彩瓷更是精品迭出。乾隆时期的珐琅彩瓷，不仅有山水、花卉、风景等题材，还增加了人物，在画面表现形式上又有点仿西洋画的技法。
珐琅彩料品种很丰富，色泽也极鲜艳，有黄、蓝、绿、紫、胭脂红、粉红、白、黑等色。从所列的测定结果来看，珐琅彩与中国传统的彩料不一样，从化学组成来看，它有以下特点：（1）中国传统的低温色釉和五彩，采用的是PbO-SiO2系统和PbO-K2O-SiO2系统的基料，而珐琅彩则以PbO-B2O3-SiO2系统为基料。就是说珐琅彩中含有大量的氧化硼，所以其釉彩的呈色具有鲜艳、光润之感。（2）部分珐琅彩料中含有氧化砷（As203）。这是因为在彩料中，还添加了另一种白色彩料，既起调色作用，又起乳浊之作用。这种彩料在景德镇俗称为“玻璃白”，它是在PbO—K2O—SiO2基料中添加了As2O3而熔制成的。（3）珐琅彩的黄色颜料是以氧化锑为着色剂，它在色调上与中国传统的、以铁黄为色料的黄彩料有着明显的不同。（4）珐琅彩中的胭脂红，又名金红，是使胶体金粒子悬浮于铅硼熔剂而制成的胶态金，由于对日光有选择性吸收，故呈色略带紫红，极似胭脂。我国传统的红色颜料，在康熙以前，只有铁红一种。
珐琅彩料的加工，与中国传统彩料不同，而是搬用了“景泰蓝”彩料工艺。是先将起呈色作用的金属氧化物与低温铅釉料（SiO2—PbO—B2O3）一起粉碎、混合，熔融后倾入冷水中急冷成珐琅熔块，再经细磨而成已经呈色的各种珐琅粉彩料。使用时与胶混合，用毛笔蘸取在素瓷胎上绘画。然后再入炉烘烧。
珐琅彩的引入和珐琅彩瓷的烧制都表明中国制瓷工匠在发展传统的制瓷工艺中是善于学习和吸收外来的先进技艺的。
在明、清的五彩瓷器的工艺基础上，受珐琅彩制作工艺的影响，制瓷工匠经过反复的摸索实践，在康熙年间创制出了粉彩瓷器，这是一种具有独特风格的釉上彩新品种。自清代康熙年间之后，粉彩瓷器逐步成为我国彩瓷产品装饰方式的主流。五彩瓷以线条来描绘，用色主要采用平涂，故一般缺少阴阳向背之感，也缺乏浓淡深浅之别。这一不足终为粉彩的技艺所克服。粉彩彩料的化学组成基本上是在PbO—K2O—SiO2低温玻璃釉料中掺入一定量的金属氧化物（呈色剂）和含砷的白色彩料（玻璃白）配制成的。当彩绘后的瓷品在750℃左右烧烤后，彩料中由于As2O3起乳浊作用，使色釉具有一种不透明之感，即乳浊效果，给人以“粉”的感觉，线条有浓淡深浅，色调秀丽柔和，使红彩变成粉红色，绿彩变成淡绿色，蓝彩变成淡蓝色，几乎所有的颜色都能被粉化；同时借助于改变玻璃白的加入量，更可以把同一彩色化成一系列不同深浅浓淡的色调，扩大了釉上彩的色调范围。使用粉彩可以采用国画中的渲染手法，即在绘画花朵、衣服皱褶、浪花等图像时，先施一层玻璃白，如同纸绘上的粉底一样，然后再在粉上渲染各色颜料，从而可以使烧出的人物、花鸟、山水等都有明暗、深浅和阴阳背向之分，形象栩栩如生。所以粉彩的运用把彩绘技术推向一个新的水平。初创时的粉彩瓷的画面，由于技艺尚在提炼，还有粗放之感。到了雍正时期，无论造型、胎釉和彩绘都有长足进步，粉彩的画面因已采用玻璃白粉打底的方法，中国传统绘画的渲染手法得以充分展现，加上烧成的温度、气氛掌握好，粉彩瓷不仅色彩丰富，而且更加娇艳，以淡雅柔丽而名重一时。
玻璃白实际上是一种乳白色的低温玻璃，它是用一种叫“白信石”的天然矿物（含氧化砷达99％以上）和铅熔块、硝石（KN03）配制熔制而成。
明代火药和火药武器
明代火药生产的产量是相当大的，这可以从朝鲜的《李朝实录》一段记载看出来。在明太祖洪武七年（1374），高丽国王为了打造抗倭船只，派人到明朝请求支援器械火药等物资。明太祖批示说：“高丽来关军器、火药、造船捕倭，我看了好生欢喜……教那里扫得五十万斤硝，将得十万斤硫磺来这里，著上别色合用的药修合与他去。”一次送几十万斤火药，表明明初火药生产数量是很大的。
明代统治者对于火药武器特别重视，从明代初年起就禁止民间私造军器和严禁兵器出境。对于火药武器，控制得更严。如“正统六年（1441），边将黄直、杨洪立神铳局于宣府，帝以火器外造，恐传习泄漏，敕止之”。又如景泰五年（1454）发布命令：“令各处守备官制铳箭火药操演，不得漏泄法式。”正统十四年（1449）御史杨善请铸两头铜铳，还得向皇帝请示。所有这些都说明明代统治者严格控制了火药和火药武器的生产，这一方面表明统治者对火药和火药武器生产的重视，推动了火药生产的发展，而另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又抑制民间和军事部门生产火药和火药武器的积极性，使火药的发展有一定的局限性。
尽管明代统治者严格控制了火药和火药武器的生产，到明代中后期火药的发展还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火药的研制和生产与火药武器的地位和生产是密切相关的。从明代火药武器的发展可以看明代火药的发展，在明代火药武器的发展和军队中火药武器的装备明显地优于前代。如行军战阵常以各种铳炮、火枪及火箭等火药武器打前锋。明代中后期抗倭名将戚继光（1528～1587）已清楚地指出“诸器之中，鸟铳第一，火箭次之”。戚家军均备有火器于接敌之前使用。尽管整个说来，主要还是靠冷武器装备部队，但火器的使用确较前代普遍。
《火龙经》中的火药和火药火器
从《武经总要》撰成到明代永乐年间，火药的进一步研制又经过了近400年的发展，在制作经验、类型品种、硝磺提纯工艺诸方面都有了长足的进步；具有中国特色的火药理论也逐步形成；火药的生产规模，虽受政府专营的限制，仍有极大的发展。永乐十年（1412）问世的《火龙经》可谓对这一时期火药、火器生产、应用的全面总结，是明代初期流传至今最重要的火攻全书，也是其时众多火攻群书中之佼佼者。
这部火攻专著的内容包括火攻原理（风候、地利、药法、兵戎等）、各类火药配合诀歌、各种火药方、各种火器、各种火阵。
明代中、后期火药
明代嘉靖至万历年间（1522～1615）又有胡宗宪的《筹海图编》、戚继光的《纪效新书》与《练兵实记》、赵士桢的《神器谱》、王鸣鹤的《登坛必究》、吕坤的《救命书》等军事著作问世，记录了许多兵法、军器和火药方。从《筹海图编》可知，这一时期中国从欧洲引进了很多新式火药武器。
随着这些新式火药武器的引入和推广，标志着中国火药武器的研制从过去以燃烧性及发散毒气为主的火器，迅速地朝着爆炸力强和发射炮弹、铅弹的管形火器的方向发展。这就不仅要调整火药的配方，而且要改进火药的加工工艺和硝磺的提纯方法。《纪效新书》和《神器谱》等都有关于火药加工新工艺的描述。
到了明代末年，在世界火药武器飞速发展的大潮冲击下，朱明政府也更加重视火药、火器的研制。茅元仪《武备志》［成书于天启元年（1621）］、李盘《金汤借箸十二筹》等军事著作先后出版，它们都记载了当时所应用的火药武器和火药配方，其中尤以《武备志》叙述最详，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此前的兵书上所没有的，而炮和铳的种类有了显著的增加，除佛朗机、鸟铳等以外，还有戚继光等研制的虎蹲炮、百子连珠炮，赵士桢研制的迅雷炮等。有关各种性能的火药，也列举了数十种。
崇祯十六年（1643）由汤若望授、焦勖述的《火攻挈要》（又名《则克录》）问世。它是明末把国外先进火器介绍到中国的重要著作，也对宋元以来的诸多火攻、火器著述进行了批评，谓“其中法制虽备，然多纷杂滥溢，无论是非可否一概刊录，种类虽多，而实效则少”；或“索奇觅异，巧立名目，徒炫耳目，罕资实用”。针对当时中国在制造管形火器技术上的状况，该书以较多的篇幅介绍了铳和枪。从原料、铸造、尺寸及使用操纵诸方面做了细致的介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