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士在罗斯福大道上驶过一百零几街后正要停下时，一辆贴地行驶、满载黑人的战斧摩托冲出它的车道，打我们车前掠过，差点蹭上车头。我们一个斜转，撞到防护栏或隔离带：随着枪声般的一响，的士车顶好像猛地塌落，正砸在我头顶。我真不需要这些，我跟你说，我的头、我的脸、后背和胸口一直疼得厉害，更何况还有从飞机上带下来的醉酒和疯癫迷糊。
“嘿，好家伙！”我说。
“是啊，”的哥透过碎裂的塑料防护网说，“他妈的没错。”
的哥四十来岁，精瘦、秃顶，剩下的头发长而卷，湿乎乎地垂到脖子和肩膀处。在乘客眼里，所有城市的的哥都这德行——疯脖子，疯头发。这位疯脖子坑坑疤疤、斑痕累累，耳垂深红，还有丝愤青的感觉。他坐在他那个角落，一双长手疲塌地搭在方向盘上。
“只要一百号人，一百号我这种人，”他把声音抛到后面，“就能干掉这个城市里所有的黑鬼和波多黎各佬。”
我坐在座位上听着。多亏我新得的所谓耳鸣，近来我能听到很多声音，那些严格上说来根本听不到的声音。诸如飞机起飞、玻璃碎裂、冰块擦着托盘发出的声音。通常清晨耳鸣严重，不过其他时候也出现过。比如，在飞机上就是，至少我这么觉得。
“什么？”我大声道，“一百号人？那可不算多。”
“我们做得到。有合适的枪支，我们可以做到。”
“墙漆？”
“枪支，没错。五六式，自动的。”
我挠挠头，往后靠。我在移民局待了两小时，该死的。我有这种反排队的天赋。你懂的。吼，吼，吼，当我一番穿插推搡，成功地排到最短一队的队尾时，我这么想。可是最短的队伍之所以最短，个中自有原由。排在我前面的人不是金星人就是翼手龙，男男女女全部来自另一个时间流。他们都得接受那个坐在通明透亮的小玻璃房里板着脸、体重三百磅的家伙的活体解剖，然后再被扔进装尸袋。“出差还是旅游？”终于这家伙问到我了。“我但愿只办公事，”我说。这是真的。出差公干我通常还凑合。旅行玩乐总是给我惹麻烦、害我花大钱……然后我在海关又待了半小时，再过半个小时后我才在这辆的士上坐稳了屁股——没错，听着车轮惯有的、令人发疯的嘶嘶声、噼啪声。我已经走在纽约的路上了。才五个街区，极度的恶心就让我难受得眼泪都出来了，那么人们花钱让他们成天在路上跑的这些返祖人怎么样？你试试。于是我说：
“为什么你想干这种事？”
“啊？”
“灭掉所有黑鬼和波多黎各佬？”
“你知道，他们觉得你开着辆黄色的士，”他说着懒洋洋地从方向盘上抬起软绵绵张开的手，“那你准是人渣。”
我叹了口气，往前靠。“你知道吗？”我问他，“你真是个人渣。见到你以前，我总觉得这是句骂人的话。你是我遇到的第一个真正的人渣。”
车靠路边停下。他坐直身体，慢慢回身望着我。那张脸比我原以为的更要讨厌，更有味道，显然更有用——双眼明亮、嘴唇纤薄，又难缠又女里女气，仿佛脸皮之下还有张脸，一张真正的脸。
“好吧，滚出去。我说你他妈给我下车！”
“得了，得了，”我边说边从座位上拖过行李箱。
“二十二块，”他说，“喏，看看咪表。”
“我一个子儿都不会给，人渣！”
他一动不动盯着我，同时伸手在仪表板下摁了个特殊装置。随着油腻腻咔嗒一声响，四扇门沉闷地锁上了。
“给我听着，你他妈的肥佬，”他开口道，“这里是九十九街和第二大道路口。钱呢，给钱。”他说他情愿往上城再开二十个街区，把我往大马路上一扔。他说，等黑鬼们收拾完我后，除了点毛发牙齿，我渣都没得剩。
我屁股口袋里还有几张钞票，上次旅行时剩下的。我从脏兮兮的防护网里递给他二十块钱。他弹开锁，我下车。没有多余的话。
就这样我拖着行李，站在刺眼的灯光和曼哈顿岛的雨雾中。身后是蒙蒙水雾，以及罗斯福大道上产业化了的女式胸衣店……现在准快八点了，但白天潮湿的乌云仍然挡住阳光，挡住闪烁的光芒，凄凉无比——雨还在下，还在滴滴嗒嗒。肮脏街道的对面，三个黑人孩子四仰八叉地躺在一家早就关张的酒铺门前。我是个混蛋，是的，我是个大混蛋，他们无精打采，懒得看我。我挑衅地喝了一口机场免税店买的酒。按我的时间，现在已过午夜。天啊，我恨这部电影。它才刚开始。
我想拦的士，没有的士经过。我在第一大道，不是第二大道。第一大道是上城。所有的士都转走另一条路，上了他妈的第二大道和列克星敦路。刚到纽约不出半分钟，我已经开始用脚丈量纽约，沿着九十九街直走下去。
你知道吗，一个月前我可不会这么干，我那时不会这么干。那时我在逃避，现在我只是等待。我出了点事。没错。它们就这样不得已发生了。你观望——你等待……有人说，通货膨胀正在清理这座城市。金钱卷起袖子，把这地方打扫干净。但这儿还是出事了。你走下飞机，四处张望，长嘘一口气——穿着内裤便来到苏活区南边某处，或者躺在中城区的某张牵引台上，胸口上搁着银质托盘和流苏吊牌，一个身穿白衣的家伙说早上好，先生，今天过得怎么样。要一万五千美元……这儿还是出事了，我迟早会出事。我看得出来。近来我的生活像个让人胆战心惊的笑话。最近我的生活刚有起色。有些事在等待。我在等待。等待会停止——随便哪天都有可能。坏事随时可能发生。而这才真是件坏事。
恐惧趾高气扬地行走在这个世界上。恐惧走得大摇大摆，走得挺好。恐惧真的给我们找晦气。噢，这是真的，伙计。姐妹，别自欺欺人了……总有一天，我会径直朝恐惧走去。我打算径直走过去。总要有人这么做。我打算径直走过去说，行了，硬起来，够了。你随意摆布我们够久了。这儿有人不愿再忍受。结束了。滚出去。有人说，实际上，恶棍乃懦夫。恐惧就是恶棍，但是有什么让我觉得恐惧不是懦夫。我怀疑，恐惧神勇无比。恐惧会引领我穿过这扇门，把我搁在过道上的箱子和空瓶子中间，指给我看谁是老大……我可能会失去一两颗牙，我想，也许他还会拧断我的胳膊——更有甚者，弄瞎我的眼睛！恐惧可能太过投入太过忘我，就像我见它们做过的，彻底地破坏，不顾一切。也许我需要一帮人，要么操件家伙，或者刀枪之类的利器。现在想来，我最好随它去。真的打起来，我会很勇敢——豁出去，无所谓，也别跟我谈什么信义规矩。但是我真的被恐惧吓到了。他太能打了，而我则怕得要命。
我往西走了一个街区，然后转南。在九十六街路口，我拦了辆的士——我刚拉开门，把行李扔到座位上，的哥转过头来：我们四目可怕相对。“去艾什伯里，”我对他说了两次，“四十五街。”他送我到那儿。我把欠他的两块钱还给他，外加几块钱。钱意味深长地换手易主。
“谢谢你，朋友，”他说。
“不客气，”我说。“谢谢你。”
我坐在酒店床上。房间不错，很好，绝对没有可抱怨之处，绝对物有所值。
我脸上的疼痛一分两半，但痛感一样。我的下巴准是肿了，就在我的“上西区”。他妈的，可能化脓了，也可能是牙神经或牙龈出了问题。天啊，我想我得去看病。我挑的口腔医生大吃一惊。我的这些鳄鱼牙齿，这些英国牙齿——我估摸，它们大概跟普通美国僵尸的牙齿差不多。再说，还会花我不少钱。在这儿，你得为这类事儿大出血，正如你所知，亦正如我所说。你得提早告诉自己，这是个无底洞。这儿街上的人们，这些临时演员和龙套们，他们全是花了大价钱才待在路上的。在这座城市里，救护车上也有计程车咪表和计价器：这就是我要与之为伍的地方。我觉得另一种痛在双眼两侧已然开始。嗨，你好，欢迎欢迎。
我喝着用漱口杯装的免税威士忌，同时侧耳细听，看能不能听见什么。通常清晨是最糟糕的时候。今天早上便是坏上加坏。我听到计算机赋格曲、日语爵士即兴演奏会，迪吉里杜管[1]的吹奏。我的脑袋在忙什么？我希望脑袋里有点什么念头。我想马上给塞琳娜打电话，告诉她一点想法，我的一点想法。此时那边是凌晨一点。不管怎样，在我脑中这边也是凌晨一点。当我的脑子处于……时，塞琳娜比我要强。现在我又要对付一晚。我不想对付这又一个晚上。我在英格兰、在飞机上已经过了一夜。我不需要这多出的一夜。亚历克·卢埃林欠我钱。塞琳娜·斯特里特欠我钱。巴里·塞尔夫欠我钱。我看到外面天色很快暗下来。这还用你说——现在天全黑了。远处天边，灯光零星，尚未全亮起来。
昏睡片刻后我精力充沛了，起身走到隔壁房间。当我在没有窗户的浴室里、在借来的光线下忙于梳洗时，镜子在一旁看着，完全不为所动。我刷牙、梳头、剪指甲、洗眼睛，用漱口水漱口、洗澡、剃须、换衣服——可是看起来还是那么糟糕。天啊，我这些天来太胖了。我跟你说，我在浴缸里、在马桶上的样子把自己都吓得够呛。我瘫坐在马桶垫圈上，像一堆管子，像挨了揍的老流浪汉的喘着粗气的烧水壶。怎么会这样的？不可能仅仅是我喝酒吃快餐造成的。不，我准是很久之前就被画成了这副模样。我父亲不胖，母亲也不胖。怎么回事？金钱能解决这个问题吗？我得深入研究我的全身、修整、替换。我要我的身体变成我需要的样子。我也打算这么做，一旦我赚了大钱我就要这么做。
塞琳娜，我的塞琳娜，那个塞琳娜·斯特里特……今天有人告诉我她的一个可怕秘密。我暂时还不想说。我以后会告诉你的。我想出去走走，喝点什么，先让自己更累些。
弹簧门朝两边分开，我摇晃着走出来，站在门厅的柚木地板上，站在闪烁摇曳的灯光里。穿制服的男人们冷漠地站在一旁，像站在战壕里的岗哨上一样。我把钥匙啪地拍在桌上，严肃地点点头。我喝得太多，搞不清他们能不能看出我喝得太多。他们会介意吗？当然我自己喝太多无法介意。我迈着四方步，费力地挪到门边。
“塞尔夫先生？”
“是我，”我说，“什么事？”
“哦，先生。今天下午有个电话找你。卡都塔·梅茜？……是那个卡都塔·梅茜吗？”
“是她。她——有留口信吗？”
“没有，先生。没有口信。”
“那好。谢谢。”
“嗯嗯。”
于是我沿着曲折的百老汇大街南行。这嗯嗯算怎么回事？我大步穿过地铁这食肉妖怪的大口。我听到刺耳的警笛声，两轮摩托和滑板、弹跳器、小轮单车、帆板的呼啸声。我看到高速行驶的汽车和出租车，凭着它们喇叭的力量穿插而过。我感到到处都有争论、都很民主，全都以斜体字强调着。人们决意要做真正的自己，爱谁谁，毫无羞愧。一个金发大块头高声尖叫着从失意者、无聊者、旁观者、路人的队伍中冲出来，在人行道上挥舞双手，咒骂着来往的行人车辆。他的头发是那种特别疯狂的黄色，像煎蛋卷，煎蛋鬈头发。当他与假想敌人搏斗时，他咕哝着什么欺诈、背叛、冗余、驱逐。“这是我的钱，我要它！”他说，“我要我的钱，我现在就要！”这座城市里到处都是这种人，到处是这些家伙和无知的女人们，他们大喊大叫，发牢骚，哭泣，抱怨厄运缠身。我在某处杂志上读到过他们是从市疯人院里跑出来的。十年前，因为没钱他们被放出来……现在有个好笑的笑话，国际性的，开的是钱的玩笑。一个阿拉伯人在羊圈里提起拉链，满意地环视了一圈，说，“嘿，巴希姆。我们给石油提价吧。”十年后，一个大块头白人在百老汇街头挥舞双臂，大家有目共睹。
我去了四十四街的脱衣舞酒吧。有没有去过这种小酒吧？我总指望这是那种由衣衫不整的女仆们打理的闹哄哄的兄弟会。可惜不是。酒吧里只有几个穿着短裤的小妞在吧台后面的舞台上扭动：你坐着喝酒，由她们一显身手。我不停喝着威士忌，三块五一杯，用酒精冲洗我的上西区，还把冰凉的酒杯贴在抽搐的脸颊上。这还管点用，或貌似管用。没那么痛了。
台上有三个妞，彼此保持着照镜子的距离。那个没穿上衣的小妞冲我和我右边隔着两个高脚凳、分不清男女的红头发扭着，她身材矮小、像未发育的小狗，羞涩。嗯，让我们好好看看。光线暗得让人眼睛很不舒服，灯光下她的皮肤苍白，仿佛过敏患有皮疹。胸脯大得可悲，在胸前耷拉着，一圈松垮的肉从裤子高腰边上露出来。海军蓝的裤子，松软的丝棉，有点像运动短裤。没错，她的胸脯像两个松软垛口，比身体其他部位的皮肤更白。十九二十岁的年纪就有了妊娠纹：这是哪儿出了问题？还这么年轻，神情里就透着疲惫、显出错误。她全明白，我的小妞。那张普通的假小子脸上想装出一副自我陶醉、沉迷的鄙夷神态，然而却满脸的忧虑不安——对身体的烦恼，而非别的什么羞愧。如果你想听听我深思熟虑后的意见，这小妞在热舞这个行当中没有前途。不过，不管怎样，接下来的半小时里，她是我的姑娘。另外两名竞争对手虽然更对我的胃口，但离我太远。每次当我转脸看她们时，我的脸便有意抽痛，我还得考虑我的姑娘在这事上的感受。孩子，我跟你在一起，别担心。我只要你就够了。她不时朝我这边笑笑。笑得那么无助、那么迟疑。是的，笑得那么羞愧。
“你还要杯苏格兰威士忌吗？”吧台后的老板娘问——这位老夫人头发打着蜡，嗓音沙哑。身上的连身袜或芭蕾舞短裙是难看的闷褐色或焦糖色。据说是脊柱支撑器，有助于缓解疝气。
“行啊，”我说，又抽起一根烟。除非我特别明说，否则我总在抽另一根烟。
我用酒杯护理我的脸颊。我嘟嘟囔囔，我骂骂咧咧。等我再抬起头时，我的小妞不见了。舞台上扭动着一个六英尺高的墨西哥人，张着血盆大口，热辣辣油腻腻的胸脯，肚子上一条黑毛像道黑色火药似的蜿蜒进入枪套般的白色短裤。我想，现在这他妈的有点像它了。凭我的经验，你可以根据一个女人在内裤上所投入的时间和金钱、对内裤的态度清楚地了解她。以塞琳娜为例，这些裤子意味着真正的床笫秘笈。她舞得像个潮湿的梦，邪恶而空洞。一笑露出整齐的牙齿，像是在冲所有人笑，又像谁也没看。那脸蛋、那身体、那动作，在它们的表演中、它们的艺术里、它们的色情里非常心安理得。
“你想请唐喝一杯吗？”
我低下头。吧台后的老夫人敷衍地朝我旁边的高脚凳打了个手势，唐就坐在那上头——唐，我的姑娘，现在裹着一件羊毛晨褛。
“那么唐想喝什么？”我问。
“香槟！”一只矮胖的杯子重重地砸在我面前，仿佛一杯加冰的葡萄糖。“六美元！”
“六美元……”我又将一张二十美元的钞票抚平放在潮湿的木头桌上。
“对不起，”唐有点迟疑。她用的是拖长的郊区人元音，乡下人的元音。“我不喜欢这样。这么做对一个姑娘可不太好。”
“别担心。”
“你叫什么名字？”
“约翰，”我说。
“你做哪一行，约翰？”
噢，我明白了——聊天。这可是桩好买卖。就在离我鼻子不到五英尺便有扭动的裸体奇观，而我却在这儿花大价钱跟穿晨褛的唐聊天。
“我干的是色情业，”我说，“就在这儿。”
“有意思。”
“你还想再来一杯苏格兰威士忌吗？”那个穿着治疗背心的丑八怪老太婆，拿着找我的零钱出现在我们面前时又问。
“好啊，”我说。
“你想再请唐喝一杯吗？”
“天啊。好吧，行——来一杯。”
“……你是英国人吗，约翰？”我的女友问我，好像十分懂得我的样子，仿佛这一问题能回答许多问题。
“跟你说实话吧，唐，我一半是个美国人，一半还没睡醒。我刚下飞机，你知道吗？”
“我也是。我是说汽车。昨天。我刚下大客车。”
“从哪儿来，唐？”
“新泽西。”
“开玩笑吧？新泽西哪儿？你知道，我从小在——”
“你还想再要一杯苏格兰威士忌吗？”
我觉得我的肩膀塌了下来。我慢慢转过身说，“告诉我，你要多少钱才能让我安静十分钟？”我问她。不过我还说了好多。这个老太太，她站在那儿，经验老到。我冲她仰起脸，这张脸通常能把人们看趴下。灰色的大脸上全是青春残迹及廉价食品和粪土钱财，这是胖蛇的脸，承载着罪恶的痕迹。她也朝我仰起她的脸好几秒钟，整张脸，犀利的眼神，比我的脸更冷酷，噢，冷酷得多。她的小拳头砸在吧台上，边朝我靠过来边喊道：
“勒鲁瓦！”
音乐声嘎然而止。几个侧影朝我转过身来。黑皮肤舞女双手叉腰，沉默令她显得更老，乳房下垂，低头盯着我，目露鄙视。
“我正在找活干，”是唐在说话，“我真的对色情业很有兴趣。”
“不，你没兴趣，”我说。再说色情业对你也不感兴趣。“没事了，勒鲁瓦！放松点，勒鲁瓦。朋友，这儿没问题。我走了。钱在这儿。唐，你保重。”
我脚下一滑，失去了平衡。高脚凳像枚硬币似的摇晃了几下。我朝看着我的女人们挥挥手——别看我——然后一头栽倒在地。
外面什么都有得卖。男人脱衣舞，陪伴洗浴、现场活春宫，一间“我们永不关门”的性用品商场昂首伫立。店外甚至还有真的卖——以妓女的形式，可我不想买，今晚不想。我平安无事地走回酒店。什么也没发生。以前不会这样，但今后会。旋转门把我送进门厅，前台服务员在围桩里忙活。
“您好，先生，”他说，“您今晚出去后，洛恩·盖兰德打过电话。”
他优雅地递过我的钥匙。
“真是那个洛恩·盖兰德吗，先生？”
“无可奉告，”我说，也许我只是这么想。电梯把我吸向空中。我的脸还一直疼。进门后，我拿起一瓶酒，倒在床上。我等着噪音再来时，心想着时空穿越，想着塞琳娜……是的，我现在可以跟你说说那件事。也许我告诉你之后，等一切都说出来之后，我会觉得好受些。
今天早些时候——今天吗？天啊，好像是童年时的事了——亚历克·卢埃林送我到希思罗机场，他开着我那辆马力强劲的菲亚斯哥[2]跑车。我走后他要借这辆车开，这个骗子。为了坐飞机，我喝了很多酒，还吃了色拉芬，现在一塌糊涂。我害怕飞行。我也害怕降落。我们没什么话说。他欠我钱……我们加入等候退票的长长队伍中。我暗暗希望这趟航班满员。可惜没有，滴答响的电脑玩花招给了我座位。“不过你最好快点，”那姑娘说。亚历克一路小跑陪我来到出入境护照管理处。他揉揉我的头发，嘴里嘘着把我赶了过去。
“嘿，约翰，”他从栅栏的另一边喊我。“嘿，瘾君子！”在他身边一个老头站在那儿不知朝谁挥手，这儿没有别人。
“什么？”
“到这儿来。”
他叫我过去。我气喘吁吁地走近他。
“什么？”
“塞琳娜。她一直跟别人乱搞——很多次，一直这样。”
“噢，你这个骗子。”我觉得我甚至朝他的脸无力地扇了一巴掌。亚历克总是做这种事。
“我觉得你应该知道，”他生气地说。他微笑。“后背式，单腿朝上，她在上，什么姿势都有。”
“噢，是吗？跟谁？你这个骗子。为什么你要——是跟谁？谁？谁啊？”
可他不告诉我。他只说这样已好长时间了，而且那人是我非常熟悉的人。
“你，”我说着，转身跑了……
好了。我还是感觉不好，一点也不好。我翻来覆去想睡一会儿。伦敦现在醒了。塞琳娜也醒了。我脑后遥远的嘶嘶声、啸叫声又开始了，它在慢慢调整，寻找自己的频率。
噢，伙计，有时候我醒来觉得像只被车辗过的猫。
你熟悉那种滥饮、酗酒后的坚忍感吗？真强烈，真难受、真不容易。天啊，我从不想自己受伤害。我只想过得开心。
我做东招待的这个病，名叫耳鸣——比酒店唤醒服务更可靠、更便宜——九点准叫醒我。耳鸣以一种极度恼怒的音调唤醒我，仿佛它好几个小时一直在拼命叫醒我。我用干得要命的舌头嘎吱嘎吱检查肿大的上西区。还是老样子，更疼了些。我的嗓子通知我，我也有过一次香烟宿醉。我一抽烟就可能会点燃通往我胸腔内军火库的那一线火药。不管怎样，我拍拍口袋，还是点燃一根。
十分钟后，我四肢着地爬出浴室，像一条苍白且懊悔不已的鳄鱼，真的很后悔昨晚享用和痛饮的那些恶臭垃圾。我仰面躺下，刚松开领带，解开衬衫钮扣，电话就响了。
“约翰吗？我是洛恩·盖兰德。”
“洛恩！”我说。天啊，声音怎么这么嘶哑。“你好吗？”
“还行，”他说，“我还好，约翰。你怎么样？”
“我很好，挺好。”
“那就好，约翰。约翰？”
“洛恩？”
“有些事情困扰着我，约翰。”
“那跟我说说，洛恩。”
“还好我不算老，约翰。”
“我知道，洛恩。”
“我状态很好。没这么好过。”
“我很高兴，洛恩。”
“那就是为什么我不喜欢你说我是老头的原因，约翰。”
“可我没这样说过，洛恩。”
“可你这样暗示了，约翰。而且，它是一回事。依我看，你也暗示我在性爱上不太活跃，不能满足我的女人们。那不对，约翰。”
“我想你搞错了吧，洛恩。”
“那你为什么要那样暗示？约翰，我觉得我们应该见个面，谈谈这些事。我讨厌在电话里讨论。”
“没问题。什么时候？”
“我很忙，约翰。”
“我看得出，洛恩。”
“你不能指望我放下手头所有的事，只为，只为跟你见面，约翰。”
“当然不能，洛恩。”
“我的生活非常充实。充实而积极。超积极，约翰。六点钟我去健身俱乐部。健身完后，我跟我的柔道教练打几个回合。下午，我练举重。在家时，我打高尔夫、打网球、滑水、自携式呼吸潜水、玩室内网球和马球。你知道，约翰，有时候我还会去海边沙滩玩玩，像个孩子似的到处跑。我回家晚了的话，家里的那些姑娘、那些小妞会骂我，约翰，仿佛我还是个小孩。接着大半夜我都忙于做爱。拿昨天来说……”
我向天发誓，他就像这样说啊说，说了一个半小时。没多久，我已沉默不语，即使这样也于事无补，所以，最后我只是坐在那儿抽烟，随他说去，倒霉极了。
一切结束后，我喝了一大口苏格兰威士忌，用纸巾擦掉眼泪，打电话给总机要客房服务部。我要咖啡。我是说，有时候你得放松。
“什么样的咖啡？”电话里传来狐疑的回答。
我告诉他：加牛奶和糖。“多大一壶？”
“够两人喝的，”他说。
“来四壶。”
“马上来。”
我拿着扇状的破旧地址簿躺在小床上，用酒店免费赠送的便笺和铅笔，列出一串可能找到游牧人塞琳娜的地址。那个塞琳娜四处跑。我好奇地琢磨这些电话会花我多少钱。
我脱衣服、洗澡。这时，那个无可挑剔的黑人酒店服务员送来我要的咖啡。我走过来，简签支票，塞给他一块钱。这孩子状态不错：他的步伐和笑容里有种令人愉快的激动。他天真地皱起眉头，嗅嗅鼻子。
他可能看了我一眼——看看烟灰缸、酒瓶、四壶咖啡、我的脸，以及裹着白浴巾、石头般的肚子——他可能看了我一眼，确信我烈酒灌多了。
我房间下陡峭的天井里拴着一条狗。这位天才吠叫者中气十足地叫着。洛恩跟我说话时，我坐在那儿听它叫了好久。半小时内他声嘶力竭的吠叫从天井底升起，碰到井壁反弹回来。他需要那种阴间的愤怒。他重任在身——仿佛他是地狱之门的守卫。他的肺深不见底，他地狱之犬的愤怒无边无际。他需要他的肺——用来干什么？阻止他们进来，阻止他们出去。
我最好还是跟你说点塞琳娜的实情——而且要赶快。那个荡妇，我怎么让她如此对我？
跟许多姑娘一样（我寻思），特别是跟那些小巧、听话、离经叛道、柔顺、床上功夫不错的姑娘一样，塞琳娜生活在被袭击、骚扰、强奸的残酷恐惧中。以前这个世界冒犯她太多，她觉得这个世界还想再度冒犯她。在我俩躺在床上时，或开着菲亚斯哥作长途旅行塞琳娜不耐烦地靠在我身侧时、抑或在高档餐馆里的背风处跟我面对面坐着时，她常常反复跟我讲她童年及青少年时代受侮辱、受侵害的故事，令我精神振奋——从空地上嘴里一股怪味、给人发太妃糖的疯子，到受到浑身是汗的公园管理人在工具棚里对她的审讯，再到大街小巷上的傻大个儿，直说到上班时总缠着她的自恋狂的摄影师和阳刚的道具小伙。现在呢，怒目而视的朋客、粗鲁的足球小子、公共汽车站的黑人们故意排到街上，老是有意无意捏她的屁股、蹭她的乳房，而且通常对他们要做的事毫不犹豫……这个星球上有一半人，一个接一个，对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这种了解、这种认识真累啊。
而且，对塞琳娜这样的姑娘来说，也格外困难。在镜前折腾好几个小时后，她看起来只是将不成熟的矜持与粗俗挑逗稍稍中和了一下，一半一半。在妓院绝活和昂贵内衣的明显暗示下，她的品味绝对大众时尚。比如说，我们一起逛街时，我跟着塞琳娜沿街慢行，她走在前面，穿着剪掉一截的牛仔裤、洗得皱巴巴的T恤，或穿着极短的百褶裙，露出黄褐色的大腿，要么披着透明薄纱，像避孕套；要么穿着一件短小仅可蔽体的校服……男人们退避三舍，躲到一旁观看。他们屈服了，一半人转身离去。他们闭上眼，挠挠头。有时，当他们看到我在我的小朋友身后为其保驾护航，看到我一手揽着她的腰款款而行时，他们望着我仿佛在说——对此做点什么吧，好吗？别让她这副模样到处走。行了，这是你的责任。
我跟塞琳娜谈过她的穿着。我也提到强奸与她夏季衣橱之间的密切关系。她付之一笑，仿佛还很兴奋，很得意。在酒吧和派对上，我老是在为她的名誉而战。她被人摸、被人戳屁股，有人向她提出性要求——而我只得一次又一次疲惫地举起伤痕累累的拳头。我跟她说这是因为她穿得像本裸体杂志四处走。她觉得这种说法也很可笑。我不明白。我有时候觉得塞琳娜甚至会一动不动地站在一辆前进的印度神车前面，只要司机的眼光永远不离开她的乳房。
除了强奸外，塞琳娜还怕老鼠、蜘蛛、狗、毒菌、癌症、乳房切除术、有缺口的茶杯、鬼故事、幻想、恶兆、算命、占星术、深水区、火、洪水、鹅口疮、贫穷、闪电、宫外孕、衰退、医院、开车、游泳、飞行和衰老。跟她苍白肥胖的爱人一样，她从来不看书。她从来没工作：她没钱。她要么二十九要么三十，或者可能已经三十三了。她知道她行动太晚了。她必须动起来，她得赶紧了。
当然，我不相信亚历克，但我也不相信塞琳娜，真的。凭我的经验，姑娘们——你永远不懂。是的，你永远不懂。哪怕你真的捉住她们，当场逮个正着——在床头半空中头朝下三弯，再比如，你当场撞到她在用你最好朋友的鸡巴刷牙——你永远不懂。她会怒不可遏加以否认。她也会相信。她会拿着那根鸡巴，像拿着麦克风，对你说事情不是你想的这样。
我对塞琳娜忠诚不渝一年多了。我试过不这样，但没用。我找不到别人，无法对她不忠。她们不想要我给的东西。她们想要承诺、坦白、同情、信任和所有我似乎真正缺乏的东西。她们都被洗脑了，为那些该死的东西而跟男人上床。塞琳娜也被洗了脑，很久以前就是。人人都知道她曾经很执着，真的，但是现在她要考虑未来的安全问题。她要考虑钱的问题。啊，塞琳娜，来吧。告诉我事情不是这样的。
那天早晨，我冲着电话机座拼命努力——是的，也因此产生了一张大账单。咖啡因让我耳聋，我就是个发烫的机器人，是时差、时间跳转和宿醉织就的滴答网络。电话碰巧又是老古董：还要拨号，而我的手指已经那么酸痛，每个该死的按键像熔化的焊接材料……左手小指拨号拨到半路时，“请问房间号，”传来接线员甜蜜的嗡嗡声，每次如此，次次如此。“还是我，”我说了又说，“101房间。我。是我。”
我首先试的是我自己的号码，之后还重复了几遍。塞琳娜有钥匙。她总是进进出出……我问了曼迪和戴比，塞琳娜的虚幻室友。我打电话到她以前的办公室。我打电话到她上舞蹈课的地方。我甚至打电话问她的妇科医生。没人知道她在哪儿。与此同时，我还彻底搜查了亚历克·卢埃林的这条线索。我跟他老婆通话。我跟他的三位女友通话。我跟他的假释官通话。很不幸。伙计，离家三千里之外，真够让我操心的。
狗在叫。我的脸夹在两只又红又肥的耳朵之间，觉得小了些，更笨了。我跌落在床，恨恨地望着电话好一阵。它沉默了几秒钟，然后响起来。我想当然认为是她，为了我的女人，我赶紧抓起电话。
“——你好？”
“约翰·塞尔夫吗？我是卡都塔·梅茜。”
“卡都塔，你总算打电话来了，”我说，“幸会。”
“约翰，很高兴跟你通话。不过，见面之前我想先搞清楚一些事情。”
“什么事情，卡都塔？”
“比如说，你觉得我应该有几个孩子？”
“这个嘛，我觉得一个就行。”
“不行，约翰。”
“你想要多几个？”
“很多很多。”
我说：“大概几个？”
“我觉得我应该有很多孩子，约翰。”
“那行，当然。为什么不可以。什么，比两三个还多？”
“我们再看看，”卡都塔·梅茜说，“你可以改动，我很高兴，约翰。谢谢你。”
“不用谢。”
“还有件事。我觉得我应该有个妈妈，穿黑衣的白发女士，不过也不是那么重要。”
“没问题。”
“还有，难道你不觉得我应该改名字吗？”
“改成什么，卡都塔？”
“我还不知道，换一个更适合的吧。”
“你说什么都行。卡都塔——我们见个面？”
打完电话后我让酒店给我送一排鸡尾酒和一些鱼籽小面包。还是那个黑人服务员，他双手紧托银托盘，灵巧地走进来。我没有小钱，只好塞给他一张五美元的钞票。他看着饮料，又看看我。
“来一杯，”我说着端起一杯。
他摇头，绷着脸，多变的脸转向一旁。
“怎么回事？”我喝口酒冷冷地说，“对你来说，早了点？”
“你昨晚开派对了？”他问。他根本没法连续好几秒钟板着脸。
“你叫什么名字？”
“费利克斯。”
“没有开，费利克斯，”我说，“就我自己。”
“……你现在打算开派对？”
“是的，不过还是我一个人。见鬼。我遇到的问题你不会相信的。我跟你的时间不同，费利克斯。按我的时间，现在午饭时间已经过了。”
他抬起圆圆的下巴，重重地点点头。“我只要看你一眼，伙计，”他说，“我就知道你永远不会停手的。”
那天我不想再试别的什么了。我喝酒、吃东西。我刮胡子。我打了一次手枪，紧紧围绕昨晚我跟塞琳娜在一起的情节。或者说，我这样试过。我记不太清了，然后这些家伙全都登场……结果我和我那颗痛牙一起抽动着看了几个小时的电视——我坐在那儿不知所措，念念有词，像无能的鬼魂，由于出没于体育节目、肥皂剧、广告、新闻的另一个世界而疲惫万分。最好看的是由一个久负盛名的主持人主持的综艺节目，这人在我还是孩子时就一把年纪了。没想到这些家伙现在还活着、还出现在屏幕上，更别提还在挣钱了，我无比惊异。他们不再是那副模样。不，得了吧，让我们说得更准确点：只有现在，1981年，他们才是那副模样。他们以前做不到——他们没有这种技术。耶稣基督啊，这老家伙在最先进的美容院里重新缝合过了。他的假牙犹如贝壳般发着光，与他阴森却光彩夺目的荷叶边衬衫围襟倒是正相配。醒目的隐形眼镜发着老虎绿光。看看这家伙的古铜色皮肤——就像画上去的。他看起来好极了：肤色健康红润、拉丁式头发渗出富含维他命的汗液、假耳朵尖而肥厚。等我赚了大钱，我一定要去加利福尼亚，来一个我早就向自己许诺过的应得的身体移植。当我逐渐昏迷时，我会提到这个老绿眼的名字，告诉医生们。喏，那就是我想要的。给我整一个那样的……可此时这个一把年纪的机器人领出一串更老的老头们，个个整洁漂亮、熠熠生辉，穿着半正式晚礼服的家伙们排成一排合唱名为《音乐娱乐先生》之类的东西。等等，现在我知道那家伙死了好多年了。想想吧，整个节目弥漫着悬疑气氛，处理过的胶片质地暗淡，散发着那种殡仪馆里的幽光——麻木、迷幻、闪闪发光，像具尸体。我换频道，坐在那儿揉眼睛。屏幕上出现了一个陨石坑般的大坑，全是废旧汽车，一堆堆破烂被反复揍得嗡嗡直响，古老美洲神灵们的新墓地。我打了许多个电话，全都没人接。
时间就这么过去，我该出门了。我套上大西装，头发梳向脑后。那个下午我还接了个电话。奇怪的电话，神秘的电话。我以后再说。一个疯子。没什么大不了的。
塞琳娜在哪儿？她在哪儿？她知道我在哪儿。我的电话号码就贴在厨房墙上。她在做什么？为了钱，她在做什么？惩罚，这就是惩罚。我在接受惩罚。
我只求一件事。我通情达理。我深思熟虑。我的要求也不高。我只想回伦敦，找到我的塞琳娜，跟她在一起——即使不在一起，至少离她近点，近到可以闻到她的肌肤之香，看到她柠檬般双眸织就的朦胧之网，看到她美妙双唇的模样。只要珍贵的几秒钟，只要能够彻底痛快地戳几下便行，这就是我全部的要求。
现在我必须去趟上城，跟菲尔丁·古德尼在卡罗威酒店见个面——菲尔丁，我的投资人、联系人，也是我的好伙伴。因为他我才在这儿，也因为我他才在这儿。我俩打算一起赚大钱。知道吧，赚大钱并不难，是人们把它想得太难。赚大钱轻而易举。你就瞧着吧。
我走下台阶，来到街上。天空明亮得似海洋：以一览无余的蓝天为背景，一只手迅捷得让人难忘，自信地随手画下朵朵白云。才华横溢啊。我喜欢天空，常常想如果没有它我会在哪儿。我知道：我会在英格兰，我们那儿没有天空。纯属生理上的偶然——香水和感官吸引在烟雾缭绕的体内达成协议——我感觉还好，我感觉不错。曼哈顿在春天的臭氧层里发出颤音，为七月流火和八月酷热做准备。我们步行吧，我想，开始横越纽约。
在阳刚的麦迪逊大街（钮扣紧扣，像件斯诺克背心），我转向左，朝北一头栽进无穷大的空气陷阱里来。汽车和出租车彼此叫骂、找碴、准备打架、较量。看这些街道，以及街上异国情调的人们。看这些街头艺术家。在五十四街转角，一个黑大个蜷缩在玻璃、钢筋的电话亭里。显而易见，他在那里面过得相当不愉快。当我经过时，他发白的肥手掌正在猛击电话亭发烫的金属外壳。他在吼叫——吼什么，我不知道。我打赌跟钱有关。钱总是脱不了干系，也许还有毒品和女人。在纽约街道下的电缆以及天空中抽象的频道里，有多少暴力在里面噼里啪啦作响？如何才能安抚下来？可能很难。凡有一条电话线供两位爱人卿卿我我的话，必有一百多条电话线被扭曲、遭咆哮，而唯一的措辞只有猥亵和恐吓……我打过女人。是的，我知道，我知道这不怎么酷。可笑的是，从某种程度上说，这很难做到。你有没有打过？姑娘们、女士们，你有没有逮到过一个？很难，特别是第一次打的时候，跨出的真是一大步。不过，打过之后，就越来越容易了。过了一段时间，打女人就像滚木头，但我想我最后还是住手。我想我最好还是戒掉它，那些倒霉的日子……我经过电话亭时，那个黑鬼啪地把电话放回架子上，朝我这边探出身子，他垂下头，再次猛击电话亭，不过这次无力多了。电话上方显示的时间和温度一闪一闪的。
六点刚过，我踱进卡罗威酒店，菲尔丁·古德尼已经等在迪梅斯代尔房间了。他杵在那些错位的高背椅中间，背对我站在玻璃小屋里，两根软不拉叽的手指抬起来，似在警告或规定什么。我看见他那张说话的脸，在磨砂玻璃的映衬下跟金属一样白。一个卑微的酒吧服务员在认真听他吩咐。
“冰镇一下就行，”我听他在说，“杯子里不要放，行吗？就冰镇一下。”
他转过身来，我感到他的健康和色彩在涌动——那种加州人的、花生酱般的身体色彩。
“嘿，你好，滑头，”他说着朝我伸出手。“什么时候到的？”
“我不知道，昨天吧。”
他抬起头打量着我。“你坐的经济舱？”
“候补的。”
“多花点钱，滑头。坐最好的飞机，超音速。经济舱太逊，虚假的实惠罢了。奈特，给我这位朋友来一杯雨王。冰镇一下。放松点，滑头，你看上去气色不错。奈特，我错了吗？”
“没错，古德尼先生。”
菲尔丁斜靠着厚实的木头，他身体重量满意地分配在两个手肘和一条扬基[3]长腿上。他瞪着我，矢车菊般的浅蓝色眼睛超级坦率，略显尴尬，第一波美国彩色电影明星让这种色彩非常时尚，浓密没有层次的头发从可笑的大脑门上往后梳着。他笑着……说话像英国人。纽约的一大好处便是这样说话会让人觉得你很有教养，来自上流社会。我是说，你肯定会觉得自己很聪明、很贵族。中午，当你走在四十二街或联合广场，甚至走过第六大道，从那些上班族、从那些有着饭盒脸和怠惰眼神的上班族身边经过时，你会觉得自己相当优雅。我在菲尔丁身上找不到这种感觉。我根本没有这种感觉。
“你多大？”我问他。
“一月份就二十六了。”
“天啊。”
“这有什么，约翰。给，你的酒。”
皱着眉头的奈特不负所望地把玻璃杯滑给我。杯中液体看起来像水银一样。
“这里头是什么？”
“没什么，不过是夏季的天空，滑头……你时差还没完全倒过来吧，倒过来了？”他温暖褐色的手搭在我肩上。“我们坐下来吧。奈特，再端几杯过来。”
我跟着他坐到桌前，人与人之间的接触让我稳定下来。菲尔丁调整着他的袖扣，说：
“对妻子这个角色有什么想法？”
“我刚跟卡都塔·梅茜通过话。”
“真的吗？她亲自给你打电话了？”
我耸耸肩说，“是啊，今天下午。”
“那么说她迫不及待了。很好。她说什么？”
“她说她想要很多孩子。”
“啊？”
“在电影里，她想要一串孩子。”
“那倒说得通，”菲尔丁说，“有传闻说，她自己结扎了，在她快三十岁时。她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也是个抢手的性伴侣。你知道——不会再有堕胎了。”
“嘿，听着，”我说，“我不知道，菲尔丁。对我们来说，她太老了点，是不是？”
“你看过《怪姐姐》吗？”
“看过。惨不忍睹。”
“当然，电影拍得很垃圾，不过卡都塔看上去还行。”
“不过如此。她像个被宠坏的电影明星。我不想要这种演员。我想要那种……”我想用那种刚刚崭露头角的女演员，那种看起来很平凡、操劳的家庭主妇。评论家们永远觉得这种女演员很性感、很真实。我倒不觉得她们性感，可我想她们看上去很真实。至少这是我的直觉，而直觉是我赖以前进的全部。“还有其他人选吗？哈皮·杰森怎么样？”
“不好。她现在在修道院。”
“怎么啦？”
“忧郁症，很严重，实际上是紧张性精神病。那姑娘真的很抑郁，滑头。”
“那好。桑尼·旺德怎么样？”
“同样情况。现在在减肥中心。二百二十磅。”
“哇……好吧，黛·莱特波恩。”
“算了吧。她刚结束两年的精神治疗，紧接着就在布里奇汉普敦被她的周末治疗师给约会强奸了。”
“约会强奸，啊哈，这是怎么回事？什么，跟香蕉之类的有点关系？”
“约会强奸，滑头。约会时发生的强奸，你知道吗？记得吗？实际上这里头的不同很有趣。普通强奸，欲望不起任何作用，纯粹是力量、自我肯定、暴力——通常这些失败者们甚至不举。可是约会强奸，欲望起了重要作用。”他停顿片刻，接着轻快地说，“不管怎样，黛·莱特波恩被她的心理医生给彻底毁了，她干不了这行了。我说就是卡都塔了，滑头。对我们而言，她是最好的。想想吧。你跟洛恩谈过吗？”
“有啊。”
“最近洛恩日子有点不好过。”
“你他妈没开玩笑吧。”
“他的职业生涯正处于转折点，而他刚刚做完价值八万的牙科手术。他现在很低调。”
“低调？那他高调时什么样？两小时前我跟他通过电话。听着，菲尔丁，他打算把我烤了吃掉。今后我可控制不住他。”
“冷静点，滑头。事实是，洛恩·盖兰德为了能出演这部影片不惜任何代价。你有没有看过《电子人禁令》？”
“没有。”
“《宝贝出发》？《活力四射的迪克》？”
“全都没有。”
“现在他什么都肯演。科幻片、公路片、古惑仔之类的，专为电视台播放的影片都行。他的经纪人扶他上马，任他自己驰骋。这是四五年来他碰到的第一个真正角色。他为之疯狂了。”
“那我们为什么要找他来演？”
“相信我，滑头。有盖兰德加入，整部电影才上得台面。最起码的是，洛恩·盖兰德拍的电影有票房保证。有他参影，相关电视、有线电视和影碟的销售会上升百分之五十，这意味着我们在台湾和瓜德罗普也能挣钱。我认识一帮老家伙，他们床下塞着五十万。他们可不会为了克里斯托弗·梅铎布鲁克或斯邦克·戴维斯或布奇·波索莱掏一个子儿，他们从没听说过这些人。但是，为了盖兰德，他们会的。洛恩是我们的人，滑头。正视这一点。”
“他是个疯子。我怎么跟他打交道？”
“像这样。说你会满足他的一切要求，可是到时候什么也不做。如果他发疯，你拍下场面，然后公开，你就能赢得最后的胜利。约翰，我发誓。”
嗯，这还说得过去。我说，“钱的事怎么样？”
“钱，”菲尔丁说，“钱绝对没问题。你锻炼身体吗，滑头？”
“怎么啦？锻炼啊。”
“哪种锻炼？”
“哦，你知道。我有时候游泳。我还打网球。”
“真的吗。”他叫人结账。我伸手去掏我放在裤子口袋里揉得皱巴巴的钞票。菲尔丁左手强有力地捏着我的手腕。当我站起来时，我看到他发亮的皮夹里一沓五十元的钞票，他从中抽出一张。
菲尔丁的车等在外面——六门的独裁者，长达半个街区，配有服装考究的司机和手持猎枪的黑衣保镖。他带我到高地的一间老帮派牛排馆。妙极了。我们聊到钱。菲尔丁的投资团队看起来那么酷。去他妈的，我想：最坏的可能性是，他老爸最后为此埋单。菲尔丁的爸爸叫贝里尔·古德尼，拥有半个弗吉尼亚。也许他妈妈也叫贝里尔，拥有弗吉尼亚的另一半。菲尔丁从来不谈他自己的钱，但我还没遇到过一个比他更富得流油的有钱人：他已经很有钱，但他还想要更多……“滑头，大体上说来，你对钱了解多少？”我说——知之甚少。“我告诉你，”他开口说起来，鉴赏家般激情昂扬，用了很多类比和举了许多先例，意大利银行业、流动性偏好、合成谬误、恶性通货膨胀、商业信心征候群、繁荣与恐慌、美国公司、金融体系的冷静，1929年的大萧条、拉萨尔街和华尔街上的自杀……我发现自己在琢磨亚历克是否见过塞琳娜床头装在果酱瓶里那朵凋谢的花，是否听到她在安静的浴室里撒尿和哼歌的声音。黑裤子像电线缠着她的小腿。女人和好朋友之间似乎总有点什么。想到这儿，其实我对她的好朋友也总是想入非非。当然我对戴比和曼迪有非分之想，还有时装店里塞琳娜很谈得来的那个哈莉。也许你对你女朋友的好朋友们有非分之想是因为她们之间有许多共同点。她们非常相像，只有一点区别：跟她的好友上床你无法想上就上。在床上，她能给你一样你女友无法给到你的东西：不同口味。甚至塞琳娜也无法给你这个。亚历克有没有操过她？嗯，你怎么想？她一直在为他效劳吗？可能吧，不会？这是我的理论。我觉得她不会。我觉得塞琳娜·斯特里特没有跟亚历克·卢埃林搞过。为什么？因为他是个穷光蛋，而我有钱。得了，你觉得塞琳娜跟我在一起是为了什么？为了我的啤酒肚？为我难看的头发？为我的个性？为她的健康她不会这么做，是不是？……我跟你说，这些思索真的令我振奋。你知道你的经济需求是什么。等我赚到这笔我正要赚的钱后，我的地位会更加稳固。那时我就可以把塞琳娜一脚踢开，再找个更好的。
菲尔丁签了支票。我签了些合同，指示更多的钱到我这儿来。
我在百老汇下了他的车。深夜十一点，除了找麻烦或寻花问柳，一个单身成年男人在深夜的曼哈顿能做什么？
我，接下来的四个小时，我是在四十二街上过的，把我的时间花在游乐中心的太空游戏和隔壁地下室的脱衣舞酒吧里了。游乐中心里挤满了纽约夜晚的无产者幽灵，游戏机屏幕上反射出这些黑暗崇拜者们可怕的脸，他们弓着身子站在操纵台前，看上去像化成人形的怪异鼹鼠和蝙蝠，对雷达上瘾，对这些新机器人嘟囔叫好。只要你出钱，它们就跟你玩。出到一定价钱，它们还会跟你说话。启动任务、电路完成、火风暴、闪点，时空隧道、撞毁，信号中断！这些孩子、流浪汉和孤僻者，他们是新时代的矿井灵魂。他们的祖父母准是在地下工作。我知道我的爷爷奶奶就是。在脱衣舞酒吧，男人女人永远彼此对立，被酒墙、毒沟分隔开来，与其一道的还有疯癫女招待和坏保镖巡游。
十一点半左右，一把年纪的女招待对我说，“看见了吗？她在跟你说话，谢里尔在跟你说话。你想请谢里尔喝一杯吗？”
我付了十块钱，什么也没说。女招待穿着褐色的避孕套，她可能是昨晚那个女酒保的姐妹。这就是我的生活：重复、再重复。真的，舞台上的小妞们有点不一样。她们没穿裤子。起初我认为这样做她们赚得更多。不过，看看这个地方，再看看那些小妞的样子，我最后得出结论她们赚得更少。
两小时后，我坐车前往时代广场寻求补偿。我找到点儿补偿。一个极年轻的妓女向我靠过来，我们拦了辆的士，走切尔西路，朝西、往市中心去，坐了三十个街区远。在颠簸的车里，我瞟了她一眼。她很黑，腥红的嘴唇、西班牙发式凌乱没有光泽。我这样安慰自己：除了一瓶“我梦想”酒、一盒董事牌香烟，还有乳房上的一拳外，我要给塞琳娜带回真正的性病——疱疹一期、疱疹二期，疱疹：动作片。我还记得某间热闹小旅馆的简陋门厅。我付钱开房，提前付清。她带我去房间。她提到四十美元这个数目，我同意。她开始脱衣服，我也脱。然而我住了手，“……可你怀孕了，”我记得自己孩子气地说，惊讶不已。“没事，”她说。我盯着那发光的大肚子。你以为它很柔软，其实它非常强壮。“这可不是没事，”我说。我让她穿好衣服，坐在床上。我握着她的手，听自己说了一个半小时的废话。她不停地点头。我付了她钱，她甚至听进去一点。这活挺轻松、真正轻松。到最后，我以为我甚至能从她那儿骗一个手淫。不用说，她很乐意地答应了我的请求。她像我，像我自己。她知道她不该继续这么做，她知道她以后也不该继续这么做，可不管怎么样，她还会继续这么做的。而我呢，我甚至不能说是钱的错。请问这是种什么状态：明明知道好坏之间的差别，却选择坏的——或赞同坏的、认可坏的？
什么也没发生。我又另给她十块钱坐车。她走了，去找更多男人赚更多钱。我回到酒店，和衣而卧，在这座城市的第二晚终于睡着了。这座城市的锁与开关全装错了边，这里的警笛叫着“你——呜”，还有“嗷、嗷、嗷”。
我的头是座城市，不同的疼痛在我脸上的不同区域定居。牙龈疼和骨头疼在我的上西区携手合作。穿过中央公园，神经痛在我的时尚东七十街租了幢复式公寓，我的下巴随着没有颔骨的阁楼而抽痛。至于我的大脑，那是一百多街，是哈莱姆区，在火热的夏季膨胀着，滚烫发肿，很快它就会爆炸。
记忆很搞笑，是不是？你不同意？我也不同意。回忆从没让我快乐过，随着我年岁渐长，我觉得它那套把戏越来越没劲。也许随着岁月流逝，记忆只是简单地保留原样，很少有什么作为。我想，我的记忆还保留完好。只是一直以来，我的生活里值得记住的东西越来越少。你还记得你的钥匙丢哪儿了吗？为什么你该记住？某个缓慢的下午，躺在浴缸里，你还记得你洗过脚趾头吗？（在尿过几千次尿之后，尿尿很无聊，是吧，哎哟，难道那不是个累赘吗？）我做过的事有一半我都记不得了，不过我也不怎么想记住。
比如说，此刻，中午，我醒过来，我有种强烈的感觉夜里我跟塞琳娜说过话。就像在我虚弱和害怕的时候，在黑暗的几个小时里，她萦绕在我心头那样。塞琳娜知道人人都知道的东西。她知道人们很容易害怕和纠结，人们很容易受恐吓。我也是，我比大多数人都勇敢。或者说，比大多数人醉得厉害。昨晚我跟人打架了。这样说吧：我睡着时是个可爱的男孩。这场打斗始于酒吧，结束于大街上。打架是我挑头的，幸运的是，也是我结束的——不过结束得有点勉强而已。那家伙打起架来比他看上去要厉害得多……不，塞琳娜没有打电话过来，没这事，要不我会记得的。我心脏有点毛病，一直痛，这是新添的毛病，心脏里有一种新的压迫感。我不知道塞琳娜能给我造成这么强大的疼痛。这是那种无助感，远离家乡的无助感。我听说，远离家乡令人心思柔弱。我想这是真的。我当然怀念那种随便的关系。我不断试着回忆，在我走之前那晚，我对她说的最后一句话，或她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它们可能不那么有趣，不那么难忘。当我第二天醒来，准备出发时，她已经走了。
十二点一刻，费利克斯来了，托盘举至齐肩高，上面放着一两杯鸡尾酒。事实上，我咖啡喝多了。
“谢谢，伙计，”我说，塞给他十块钱。
哦对了，趁我还记得——我还没有跟你简单说说我接到的那通神秘电话，是不是？也许我已说过了？噢，对了，我跟你说了整件事。没错。一个精神病。没什么大不了……等等，我撒谎了。我还没跟你提起过。我会记得的。
昨天下午，那会儿我正做着我现在做的事——我最喜欢的活动之一，你甚至可以称之为一种爱好。我躺在床上，喝鸡尾酒、看电视，同时进行……电视让我变得白痴——我能感觉得到。很快，我就会变得像那种电视艺术家。你知道我说的是哪种人。姑娘们有意把自己变成儿童节目主持人，全是病态的优美与快乐，优美与快乐。男人们举手投足露出新闻评论员指手画脚的样子、沾着肥皂剧和电影烂片的痕迹。还有那些在公共汽车、街道上说话的白痴，仿佛电视是真的，他们打电话给电视台，问些奇怪的问题，提出更奇怪的要求……如果你掉头发，你可以弄个假发。如果你笑不出来，你可以来个假笑。如果你没脑子，你可以来个假的。
电话响起。“你好？”
沉默——不，不是沉默，而是微弱焦干的尖叫，沉闷而遥远，像我脑子里的声音，也许这是巨大而空洞的大西洋发出的声音。
“喂，塞琳娜？说话呀，看在老天爷的分上。谁出钱让你打这通电话的？”
“钱，”一个男人的声音说，“总是钱，钱。”
“亚历克？你是谁？”
“我不是塞琳娜，伙计。我不是塞琳娜。”
我等着。
“噢，我压根不是某个具体的人。我只是一个被你毁掉生活的家伙，这就是我。”
“你是谁？我不认识你。”
“这家伙说他不认识我。最近你毁了多少人的生活？也许你该记个数。”
这话从何说起？酒店接线员知道这事吗？最近我毁了谁的生活吗？我倒不记得……
“得了吧，”我说，“谁想听这个？我要挂了。”
“等等！”他说——而我立马宽慰地想到：噢，他是个疯子，所以并没什么真正问题。这不是我的错。一切都好，很好。
“那好，你说吧。”
“欢迎来到纽约，”他开腔，“航班号666，房间号101。感谢你乘坐泛美航空。别去惹的哥，别跟醉鬼打架。别在九十九街上步行。别去脱衣舞酒吧。你想请唐喝一杯吗？别走进你一直眼馋的色情商店，它们会摧毁你的大脑。我们见面时请保持酒醉状态，把我该死的钱还给我。”
“……等等，嘿，你叫什么名字？”
电话断了。我放下听筒，又拿起它。
“是本地电话，先生，”那姑娘告诉我，“您没事吧，先生？”
“没事儿，”我说，“谢谢你。是的，一切都好。”
哇，我想——这真是件新鲜事。这是本地电话，毫无疑问，相当本地化。
两点四十，我出门向北来到百老汇。此时，你猜我的感觉有多糟？……嗯，你错了。你的同情心让我很感动（而我想要更多、更多的同情：我要同情，虽然我发现行为举止富于同情真的很难），可是你错了，兄弟。姐妹，你也不对。今早我感觉不太好，真的。不过，到胡椒汉堡世界走一遭，九十分钟，很快就把坏心情收拾好了。我吃了四个威利、三个火爆热狗，还有一个美国方式，外加九瓶装的一箱啤酒。我有点饱，也许有点犯困，不过除此之外我万事俱备，干什么都行。
我打着饱嗝，走在百老汇街道上，我纳闷这座城市是怎么建造出来的。有人胸怀大志，挺好。百老汇从华尔街开始，笔直向上，直到旧西区的残垣断壁，它蜿蜒而行穿过曼哈顿岛，是这个网格世界里唯一的曲线。不知何故，百老汇总是企图比它蜿蜒行经之处要破旧那么一点点。看看东村：百老汇比它要破旧。再看看上城，看看哥伦比亚区：百老汇糟得多。百老汇是一条严谨的正在蜕皮的巨蟒。有时我自己也有点那种感觉。这些傻瓜们偏向曼哈顿时间。
那么我跟菲尔丁打网球又是怎么回事？你还记得我跟他的荒唐约定吗？提醒我。今天早晨，当我坐着抽第一根烟时，菲尔丁打电话过来，说，“好了，滑头，场地我定好了，我们来打一场。”
我当然没吭声，若无其事地抄下他给我的地址。还好我还带了一双旧跑鞋、勉强可称之为T恤的衣服。菲尔丁会给我带条短裤。至于网球，我自己寻思——是啊，我会玩那玩意。以前有四五年，每年夏天你可以看到我在网球场上满场嬉戏，后来我再没玩过，但我在电视上看了非常之多的网球比赛。
我用免税塑料袋装着我的东西，沿着曲折的百老汇向北而行，经过环形广场，走进西区那片空旷地和张着大口的车流里。用数字编号的街道缓缓而过。我一直盼着看到体育中心或体育馆，或期望看到在伦敦令你惊异的那些绿荫浓密的广场。“你又搞砸了，”当我来到菲尔丁指定的那座大楼时想到。这是幢摩天大楼，呆滞的线条像一卷胶片攀进无垠的蓝天。不管如何，我走进去，问那个老家伙。
“十五层，”他说。
菲尔丁在玩什么把戏？我进了电梯，电梯飞速向上经过标志着X的多层闲置楼层。在走道里，我碰到一张熟悉的面孔——那是奇普·福那基，皮肤黝黑的职业选手，在主要赛事的半决赛上老是失利，脾气很臭。一转眼，我又遇到尼克·卡瑞本基安，奇普的双打搭档。
门嗡嗡叫着打开了，我踏入一间绿得刺眼的热带会客室。菲尔丁站在人工草皮上，喝着一大杯橙汁。他的皮肤一年四季都是古铜色，使得四肢上细弱的绒毛、干净的裤子和T恤上笔挺的折缝，以及矮胖的白色高科技球鞋非常醒目。
“嘿，滑头，”他说着转身对着玻璃幕墙。我走到他那儿。我们仿佛站在一艘船的舰楼上，俯视着下面的网球场。这是在看电视：两名顶尖大满贯选手在狠狠击球。他们嘴里咕哝着、快速奔跑。看台远处还有一扇窗户。黑暗的屏风后坐着二三十人。球场本身肯定有三层深。这儿一小时得要一百美元？二百？三百？
“那些人是谁？”我问。
“他们只是进来看看而已。看到下面那个男孩了吗？来自得克萨斯的裘伯格。电脑排名十一。他正在接受TPA的调查：他收受保证金才在青少年主要赛事上露面，这是受贿，非法的。其实整个前三十名都收，金额是他的三倍。接下来一两年里有好戏看了。他们应该合法化，而且要尽快。我是个资本家，滑头。我是个优秀的资本家。这里有供有求，为什么要打击？给你你的短裤。”
他指向门。
“哦，古德尼先生，”我听到一位浑身雪白的女士唱歌般地说道，“你不会打太久吧，是不是？希茜·斯科里莫斯基四点上场，你知道她的脾气。”
我也知道希茜·斯科里莫斯基什么样。她是世界冠军。
所以我到隔壁换衣服。嬉皮红紧身背心，菲尔丁可怕的短裤（他妈的，它们根本不是网球短裤：它们是紧身百慕大短裤，还有高尔夫格子），黑袜子，我开裂发烫的跑鞋……我想我已经说过了，通常，来纽约如同度假，可以让我从朝九晚五的社交难堪中脱身，但我现在有种不祥预感——很强烈、很幼稚。我踮着脚尖走到厕所里。鞋子夹脚痛死了：我的脚准是还在倒时差，还有时差肿。我解开裤子拉链，尿尿。在弧形小便池里，散香球浸泡在富含维他命B的尿液中，在他的映衬下，尿液显得那么灰白。我转过身，那儿有面镜子。得了吧，就这副模样，他们无论如何不会让你打球的。
可是他们让了。那位女士惊诧地瞟了我一眼——不用说，她看到了我的将军肚，还有大格子百慕大短裤里挤变形的阴囊——她递给我球拍，为我打开门。我走下台阶，上场。菲尔丁已经在那一头轻松弹跳，一手握着有谷仓门大小的钢球拍，另一只手里拿着一打黄色网球。
“想打一会儿吗？”他叫道，第一颗球刺破空气燃烧着朝我飞来。
我早该知道英国人说会打网球和美国人说会打网球是两码事。美国人说他们会打网球是当真的。我即使在全盛状态，也从来不是个全天候的公园球手。有时候某种巧妙的错误步伐让我打出近网吊球，杀出一条路，打败比我更有才气的对手。但基本上，我只是球场上的一条狗。菲尔丁很棒。噢，他太棒了。我们在健康、肌肉配合协作上的区别也能说明问题。菲尔丁，古铜色肌肤、赏心悦目，斥巨资整得一口好牙，从小吃牛排、喝牛奶长大，铁和锌让他更强壮，他二十五岁，身体稍稍前倾，手腕一翻，发出一颗上旋球。我呢，我在另一头快速移动，拼了老命地跳跃；我是体重二百磅的混混；成天与酒精、烟草、快餐为伍，比他大十岁，被烈酒烧焦窒息，除了抽球和反手切球外没有什么拿得出手。我抬头看看菲尔丁头顶上方的玻璃窗。曼哈顿中层管理人员都在盯着看呢，他们的脸薄得像张信用卡。
“好吧，”菲尔丁说，“你想发球吗？”
“你发吧。”
我看着菲尔丁向前弓起腰，拍着球，然后站直身体，向上瞄准他的枪。我发球不过是一次抽搐罢了，偶尔能打出个底线扣杀，但是菲尔丁站姿准确，跑动很有分寸，还有种天生球员才有的严肃味道。什么是天生球员？难道他们比我们更懂什么是球形？世界是圆的。他们也懂。
他发来的球我根本没看到，只听到球咝咝地从我身边飞过，在中线时有片刻根本看不清轮廓，然后打在我身后的绿色帆布上弹起来。球像彗星般扫过人工绿色球场，留下一道黄色尾迹。
“好球，”我喊道。我穿着黑袜子、格子百慕大短裤费力地跑来跳去。这次我设法搞清楚了菲尔丁的首发球：它砸在了球拍把握带上，那声音震得我怨声不迭——那是强有力的手拍在坚硬肚子上的声音。当菲尔丁优雅地从定做的球裤口袋里掏出第二只球时，我朝球场中央移动了几英尺。我转动着球拍，挥了几下……他的第二个发球真是个好球。发得又迟又低，我以为是反手握拍，球旋转着越过球网，落得很靠后，像个狗杂种似的弹起来。弹得那么高，我只能用个唬人的抽杀把它打回去。菲尔丁悠闲地来到网前，当然，来了一记准确快速的斜线击球。菲尔丁发球得分，二比零。不过，在比赛的最后一个局点，在他第二轮发球时，我打出一记漂亮球。我稳稳站定，一记抛高球，相当准确，菲尔丁只得从发球线跑回去追它。那吊高球是我最后一次出击，真的。其后我再无招架之力。可以说，我们对打好多个来回：菲尔丁站在他那头的底线中间不动，而我则满场奔跑。扣杀，我不停地跟他说，但是我们还是来回抽了好几个球，最后菲尔丁才打了个我接不到的球。
我们交换场地。我没看他。我希望他没听到我气喘如牛的声音。我希望他没闻到——没看到——我热气腾腾的脸。我站好后，瞟了一眼高高看台上的观众。他们笑着俯看下面。
我开局发球失败，球打在网上，离地六英寸远。我的第二个发球软绵绵的，菲尔丁身体后仰，全身力气用在这个球上，不慌不忙干掉了它。我甚至没有追击他的回球。第二分时，情况再次重演。零比二。我发球太盲目、太疯狂，菲尔丁只是伸出手，在空中拦截，抓住了球。他把球放进口袋，向前走了几步——几步而已。我则大范围移动，愤怒绝望中发出第二个球，仿佛那是首发球似的。成功了！菲尔丁还没有我自己吃惊，可他只是用球拍碰碰球——他大比分领先，所以他只不过来了个高空反弹球。黄球扑通掉到我的半场中间，诱惑着我。我用力打出一个低球，打到菲尔丁的反手位置，然后谨慎缓慢地挪到网前。大错特错！菲尔丁选择这个时机放出一个双手上旋球。球呼啸着飞向球拍把握带，顿了一下，重新调整了方向，再次积聚动力——正打在我脸上。我往后一倒，球拍咣当掉到地上。我震惊地在地上躺了几秒钟，像条老狗，像条希望有人抚摸揉搓老肚子的老狗。这太不像话了！我站起来。摸着鼻子。
“你没事吧，滑头？”
“没事。我很好，”我嘟囔着弯腰拾起球拍，站直身体。玻璃墙后，海洋生物从它们的池子里看着我们。尖脸们。没错，别看了。
接着打球。我赢了大概六分——因菲尔丁双发失误、擦网、球打在球拍木框上、还对几个球的落点撒谎。我一直想说：“听着，菲尔丁，我知道这花了你很多钱什么的，但是如果我不打了，你介意吗？因为我再不停下我会死的。”我没有呼吸。五分钟后，我满嘴呕吐物地打着球。虽说我一生中有过许多低潮时刻，但这是我最受挫的一次。
第一局比分六比零。第二局也是。我们在第三局中打成九比零，菲尔丁这时说：
“你是想比赛还是只想打球？”
“……我们打球吧。”
铃声终于响起，希茜·斯科里莫斯基和她的教练来了。菲尔丁看来认识这个壮实的白皮肤姑娘。
“嗨，”她说。
“嘿，希茜，”菲尔丁说，“我们可以看看吗？”
她已经上场，开始热身了。“你们可以看，”她说，“但你们不能听……他妈的！”
不过此时我已经蹒跚着离场。十分钟后，我仍瘫软在会客室里的一把总裁椅上，呼吸困难，几近窒息。菲尔丁轻快地跑下台阶，捏着我的肩膀。
“很抱歉，我……”
“放松，滑头，”他说，“你只要砸几千块钱练练你的反手，也许再花一千块学学发球。你要戒烟，少喝点酒，吃得健康些。你应该去贵一点的健身俱乐部和优质按摩馆。你应该去做一系列漫长、痛苦而昂贵的手术。你应该——”
“听着，你他妈的闭嘴好吗？我没心情。”
“我不想你死，滑头。我想你多活几年。等我事成之后，你会很有钱。我只希望你到时候能享受。”
不久，菲尔丁小跑着回卡罗威了。我来到隔壁更衣室坐下。我盯着凸起的瓷砖地面。我觉得如果我能彻底安静地待上半小时，可能就没事了。我想，可能是转瞬之间，或是眨眼之间，更衣室便处于某种限制级特效境地……六个彪形大汉闯进来——我猜是从走道中某间壁球室来的。这帮发着光、汗毛竖立的男子汉骂人、放屁，脱衣冲凉。我没看到他们的脸。我不能抬头，因为一抬头就会碰到某人胳肢窝或毛发缭乱的露阴屁股。有一次我睁开眼，看见一根粗大鸡巴就在我鼻子前两英寸远处垂着，像是黄色报复。然后他们来了场十分钟的毛巾大战。弄得穿制服的小妞从门后探进来，透过腾腾蒸汽冲他们叫喊……我再也受不了。我呻吟着收好我上街穿的衣服，把它们一团塞进免税袋里，穿着汗渍斑斑的上衣、长及膝盖的百慕大短裤、黑袜子和嘎吱响的跑鞋来到六十六街。想想那样子，我看起来跟其他人准是一模一样。我的身体渴望黑暗和寂静，可太阳热到要爆炸，我站在百老汇大街的一片黄色车流里，尖叫着招出租车。
只有一种方法能让你很会打架：那就是你得经常打。
为什么许多人不擅打架，那是他们打得太少。再说，在当今这种高度专业化的时代，没人真正擅长一切，除非他们经常练习并投入一定的时间。对于暴力，你得深入其中，你得有一套看家本领。当我还是个孩子，先在新泽西特恩顿、后在皮姆利科的街头长大时，我一点点学会了这些路数。比如，你会撞人吗（就是用你的脸去撞击别人的脸——一种非常亲密的打架，用惊人的力量去恐吓别人）？我十岁时开始撞人。过了一段时间，撞了几个人后（你试着用你额头发际线处撞他们、撞他们的鼻子，嘴巴、颧骨——那都没关系），我想，“是啊：我现在可以撞人了。”从那以后，撞人突然成了一种选择。跟用膝盖顶人家的胯下、踢小腿和戳眼睛一样；它们是表达沮丧、愤怒和恐惧的全新手段，也是对我有利的争吵解决手段。不过，你得多练习，经过多次尝试与犯错，得多年学习。你不可能光靠看电视来学这手绝活。你得真刀真枪地干。所以，比如说，如果你跟我发生口角，继而争吵起来，你想撞我，用你的头撞我的头。你可能并不太擅长此道。它不痛，没有任何损伤，只让我愤怒而已。于是我会用我的头去撞你的头，用特大力气，那会很痛，有可能你还会受伤。
而且，在你撞我之前，我可能早就撞你了。街头和酒吧打斗的唯一规则是：暴力最大化、即时化。不要谨慎行事，不要等着战争升级。用武器攻击他们，不要迟疑！用一切东西打他们，牛奶瓶、汽车工具、紧握的钥匙或硬币。第一击得用尽全力，如果他承受下来，那你就处于下风了，然后，无论如何，对他打出来的一切你得接受下来。最坏的、最极端的暴力——不要迟疑。非常手段只是让人吃惊的一种因素。用一切东西打他们。格杀勿论。绝不手软。
唉，球场上我真把自己累得够呛，我会跟你说说那个的。接下来的三天里我躺在酒店我的小窝里。一直耳鸣个不停，而牙痛却复杂得多：疼痛的啸叫声让我无法入睡，那么大声、紊乱、纠缠、扭曲，像河里的水流。我后背也痛，在球场上时——由于菲尔丁弄得我手忙脚乱，我摔了一跤，急速下落过程中我的屁股蹭过人工草地好几码的距离，大腿后侧留下一道令人难以置信的伤痕。最后值得一提的是，我的胃部状况似乎也不容忽视，可能拜这些破垃圾热狗所赐，也可能只是一种多重宿醉，我不知道。第一天，我像纯粹的涡轮动力，像浮在碗上的一台人类气垫船。噢，我起飞升空了……女仆躲在那里，但根本没往里看，很快房间便真的显出了老态。
酒店服务员费利克斯慢慢成了我的哥们。他替我往药店和酒铺跑腿。他用迅速出现和快活的生命力，填补了我午后的空虚。他变得过于自信。一天上午十点半，当他发现我在《金钱游戏》前一副傻相时，他甚至冲我大喊大叫，仿佛他可以证明运酒有多困难。我冲他吼回去。“去你妈的，费利克斯，”我说，“我要客房服务。”于是他照我的吩咐办，忙个不停，就是不看我。我感动了。费利克斯从中赚了不少钱——我已经塞给这孩子一张面值二十的钞票。如果我一直要酒水的话，他还会挣更多。我状态不佳时，受不了他责难的言行，所以总的来说，我尽量放松自己。
我发烧了。塞琳娜让我发烧。躺在那个既非睡眠又非清醒的滑动区域，在那儿所有思绪和言语都各有所指，然而大脑却永远在解决问题、解决问题，塞琳娜在粉色疑云中朝我而来。在奇异的漩涡和震动中我看见她表演的肉体，脸上赞同的微笑，奉承的眼神里同谋的意味，神鬼内衣令人想到蜘蛛和丝，她的削肩，火红头发，这个弓着身子的女人做着她最拿手的事——令人震颤的证明，色情意味如此浓烈，证明她这样做并非出于激情，也非为着舒服，更不是出于爱，她做这一切只是为了金钱。深夜我满嘴胡言乱语地醒来——是的，我听到自己在说梦话，说它，解决它——我说，我爱它。我爱她……我爱她的堕落。
电话是单向设备，是酷刑。卡都塔打电话过来。洛恩·盖兰德打电话过来。克里斯托弗·梅铎布鲁克、纳布·福克纳和赫里克·施耐德这仨疯子——也打电话过来。那个疯子，那个真正的疯子，那个信以为真、昏了头的神经病，他又打电话过来了，打了三次、四次，狗娘养的。他真让我心烦，我得承认。当我听到电话那头一片寂静，他还没开始高谈阔论时，我的气就来了。他听来卑鄙、苦涩、可怜——他的声音那么小气无情。从他的声音里你能听出他对自己的憎恨、他的羞愧与痛苦。他唠叨不休。他哭泣。他生动细致的恐吓是消遣娱乐。我应付得了恐吓。“我该怎么称呼你？”有一次我问他，“叫我弗兰克吧，”他说罢笑了很久，没有任何快乐的笑声。
他知道打网球的事，对我的难堪丢脸尽情大笑。我认为他一直在玻璃看台上往下看，目光没有离开过球场上的我。“那双黑袜子，”他说，“伙计，你还能再恶心点吗？”他的中心话题是什么？他的主题是我毁了他的生活。我多次耍手腕欺骗他。我做什么都于事无补，只有自我毁灭才行。我没有争辩，我懒得说话。我只希望他在我喝得不太醉时打来电话：那样我要跟他说说我的想法。有时候他听上去很大、有时候他听上去很小。通常他听起来很受伤。如果事情真到了那地步——谁知道？灌下几杯白兰地，我很可能会用我简易但很有杀伤力的街头绝技对付他。不过，你永远也搞不懂那些愤怒的家伙。我有次被一个发狂的家伙揍过，跟我以前挨的揍完全不同——性质上完全不同，凶残暴戾、无限坦率。他们的内部马达全都加到最大。如果他们愤怒至极的话，举起大客车之类的东西都不在话下。
菲尔丁也打过几次电话。他很体贴很关心，责备自己不该在球场上欺侮我。是我自己的错，我这么说。他不是戏弄我，他只是正常比赛罢了。天啊，他甚至还没有放开手脚。
“嘿，”我说，“球场上的那些家伙、在看台上的那些人是谁？”
“怎么啦？我真的没法回答你，滑头。我想他们只是从街上随意进来的。也许是打球的人的朋友，我不知道。你为什么问这个？”
“有个人给我打电话，”我含糊其辞。
“是谁？滑头。神探？”
“哦是啊，”我说着伸手拿过苏格兰威士忌。
菲尔丁接着提议说要派他的私人医生过来看看我怎么样，可我觉得没必要让医生接这份苦差。
还有别人也给我打过电话。在纽约还有别人给我打电话。一天，在我发烧、说胡话时，传来人类的声音。
到现在我才学会把电话当成一种极其可笑、极其恶毒的东西，这个白痴玩偶连同它的腹语恐吓和哄骗。说一套做一套，全是假的。这时传来人类的声音。
我穿着透风的内裤，仰面躺在床上，庞然大物，很阳刚很男性。啊，我真是个大老粗。我躺着那儿，出汗、骂人，只想睡过去。这时，电话自己响起来。我对塞琳娜最大的牢骚是由于她玩失踪，害得我只要这东西一响就去接。我想，也可能是菲尔丁打来的，让钱源源不绝来我这儿。
“嗨？”一个熟悉的声音，“约翰？”
“……塞琳娜！哦，好啊，你这个婊子。现在你最好告诉我——”
“运气不好喔。我是玛蒂娜，玛蒂娜·吐温。”
我感觉——我立即感觉到好几件事。我感到无准备、不好意思地缩了一下。我笑了，觉得脸上的肌肉从它近期的模型中解脱出来。我觉得，有刹那，脸颊上奇怪地一皱，让脸上的脓肿有点发痒。我觉得脑子里的静电噪音消失了——我觉得我真的受不了这个，现在不行，可能永远不行。
她笑我的沉默，好像在笑我是个废物或游手好闲的浪子——不过，我觉得是善意的笑。这时，我已坐直了身子，抽着烟、喝着酒，总体上振作了起来。因为我得告诉你，按任何人的标准，玛蒂娜·吐温都是最正点的小妞——甚至按你的眼光和标准，按你阴暗的价值观和道德观、按你们这些我不认识的凡夫俗子的标准。伙计，她举止高雅、受过良好的教育，外加那种中了头彩的身材，高挑苗条，不知怎么却有对结实的乳房和大屁股。双唇娇艳欲滴、能说会道。美国人，在英国长大。自从在电影学院结识以来，我总是对她保持着遥远而无助的爱慕。
“玛蒂娜……今年你过得还好吗？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我丈夫告诉我的。”
“噢，真的吗？”我难过地说。
“他现在在伦敦。他刚打电话过来，所以我知道。你怎么会在这里？”
“噢，我这几天总算熬过来了。我准备拍一部电影。”
“是啊。奥西跟我说了。今晚我请了几位客人过来吃饭。你想来吗？”
“噢，是吗？都有谁？”
“我恐怕大部分是作家。”
“作家？”我说。在伦敦，有个作家就住在我家附近。他在街上奇怪地打量我。我讨厌他。
“没错。作家。有位来自《翠贝卡时报》的女评论家。还有位名叫芬顿·阿金波的尼日利亚小说家，以及批评家斯坦威克·米尔斯。”
“今晚我去不了，”我说，“我得去参加一个无聊的派对——跟，啊，跟布奇·波索莱和斯邦克·戴维斯。”
这句话貌似给她留下深刻印象，至少她的沉默让我有这种感觉。“嗯，我觉得你很忙。”
“等等。吃早餐怎么样？事情确实很多，但吃个早饭的时间我还是安排得过来的。”
我们定好明天早上在中央公园西边的巴特比见面。九点钟。我的感冒神奇地治愈了。你上床，把自己盖得暖暖的，喝一瓶苏格兰威士忌。技术上说，半瓶酒就够，可是我想绝对保险。我拔掉电话，把“请勿打扰”的牌子挂在门把手上——十点不到我像个孩子似的睡着了。
我的旅行闹钟告诉我已经八点一刻了。我跳下床，感觉斗志昂扬，状态好极了，除了出汗、抽搐、哆嗦、明显的晕眩——那种感觉难以形容，更难忍受，我错过了时机，昨天应该见好就收的。透过后窗户，我仔细查看清晨的昏暗还有多长时间……我躺在浴缸里抽着烟、一条腿在冰冷的白架子上哆嗦，这时我要的咖啡来了。我刮胡须时割伤了自己，然后又跟我的头发大吵了一架。我喜欢头发向后梳，但一缕青灰色头发总是耷拉在我锯齿状的眉毛上。于是，我弄湿梳子，然后把那缕头发往后梳平，让它熨帖。来到隔壁，我大口喝着咖啡喘着粗气。八点四十。穿上最好的外套：向外敞开的长外套，细脚裤，黑色厚底鞋。我没有喝酒，不过，当我锁门时，我演练了下如何跟玛蒂娜打招呼，如何谈笑风声地叫香槟的样子。
我先朝东，然后朝北走去。唷，这种天空色彩绝对可笑——犹如竖琴般的道道光束发着绿光，铁青色，胆汁绿，仿佛某种生态垃圾仍然存留在它的肺里。来吧，把它咳出来。商店仍在睡觉……噪音都哪儿去了？制造噪音的人都哪儿去了？只有目光锐利的少许车流。我突然觉得很不对劲，于是我在一个穿着市政蓝工装裤的老建筑工人面前停住。
“怎么回事，伙计？”我软弱无力地说。我觉得我抓着他的胳膊。“人都上哪去了？今天是假日吗？天啊，天这么暗！是有什么日食之类的吗？”
“你以为几点了，现在是九点。”
“我也知道是九点。”
“晚上九点，孩子。九点左右天总这么暗了。人们都回家了。”
不知道为什么，我受不了。我哭起来，也不容易但是哭得很厉害，胸脯一起一伏不断地抽泣哽咽。那个老头极其克制地站在那儿，手搭在我肩上说，“站稳了，孩子。我想你会没事的。是啊，你会的。你根本没问题。听着——还有明天呢。”
这人说得对。第三天早上，我醒来发现床单是干的。我小心地睁开眼，坐起来。是的，它转移了，它过去了，它移到另一个地方，到别处忙活去了。而我想家，我要回家。
我滑下床，按铃要了客房服务。我原地小跑了一分钟。这就是醒来应该有的样子。这是我的幻想吗？还是我瘦了点？我用洗发水洗头。我找到一瓶消毒剂，大喝一口。我做了个俯卧撑。我打电话给航空公司。
第一品脱咖啡喝到一半，我点燃一支烟。嗯，味道不错。香烟和发烧真的不能混合。我责备自己缺乏自律，但是提到香烟时，你已经把它递给我了。我意识到，在我生病期间，我用纯粹的意志力继续数着我的香烟。在第二盒上，略呈下降趋势，或香烟短缺，但是如果我一手一支烟同时抽的话，没什么不能修复。
我碰碰脚趾头。撕开第五盒黏黏的奶油牛奶，我倒了更多咖啡。我满足地伸了个懒腰。那好吧，我问自己，打次手枪怎么样？
我从衣箱里翻出几本男人杂志，回到床上，翻看它们。我们来看看……整个想法显然错误至极，根本没什么乐趣可言，还让我头痛得难以置信。
再说，色情是培养起来的习惯。噢，是的。它是培养起来的。我是个色情瘾君子，比如，保持着一周三本黄色杂志和至少一场色情电影的习惯，所以我需要这么多钱，我要养活这些小妞……我站在浴室镜子前，懊悔地摩挲着我的脖子，从我那张枯萎的脸上收回目光。我还想起来一件事，在炎热的纽约，在我发烧说胡话的那几个晚上，有人走过长长的走道，在101房间门口停下，一次，两次，也许更多次。有人大力撼门，不是想进来而只是为了愤怒和警告。是真的吗？抑或只是一种新梦。现在我老是做些新梦，有关我或别人的悲伤之梦、醉酒之梦、无聊之梦，一直这么做啊做啊，永不醒来——这些梦我都能和诗人寻章索句的不懈努力相媲美了。我这样说也没把握。我不知道怎么写诗。我也不知道怎么读诗……关于我和读书（我真不知道为什么我会跟你说这些——我是说，你经常读书吗？）：我不能读书因为读书害得我眼睛痛。我不能戴眼镜因为眼镜害得我鼻子痛。我不能戴隐形眼镜因为它害得我神经痛。所以你瞧，一切都是在痛苦与不阅读中进行选择。我选择不阅读。不阅读——我的钱就花在这上头。
我打电话给卡罗威的菲尔丁。
“洛恩想要保证，”他告诉我。
“是啊，好吧，你可以让他安心一段时间。我要回家去了。”
“滑头，太快了！”
“我会回来的。我得回去搞清楚些事情。”
“什么问题？女人还是金钱？”
“两者都有。”
“那是同一个问题。你的航班是什么时候？”
“十点钟。”
“那么你八点四十五分动身去机场。”
“不。我八点四十五分要到机场。我坐的是空轨航空。”
“空轨航空？他们能提供什么服务，滑头？大麻，沙拉和灯光秀？”
“嗯，我要的就是这些。”
“听着……我希望你能在起飞之前跟布奇·波索莱见个面。你七点左右能到我的俱乐部来一趟吗？伯克莱，西四十四街。你把行李放在门口，径直走进来就行。”
没错，我还跟玛蒂娜通了电话。她接受我的道歉。首先，她们总会这样。实际上她真的很有同情心。我们六点钟在第五大道的古斯塔夫短暂见个面。我对这姑娘以实相告，告诉她我一直病得很厉害，我有多孤独，我的生活一团糟。
今天是忙碌的一天。中午时我在第六大道的售票亭前排队，为了宽大机体、可能坠毁的飞机上一张便宜狭窄的座位而跟一帮学生、工人一起排队。这是人民的航空公司：我们是这家航空公司的人民。他们全面降价，现在只有穷人才坐空轨航空。一名身穿制服的姑娘，有着番茄红头发、难以置信的雄火鸡嘴，不祥地消失了几分钟去查我的美国运通卡，然后急匆匆回来了，我可靠的信用评级令她湿湿的牙齿恢复光彩。我问，“有什么电影看？”
她用红指甲敲出这个问题。“他们有《波奇上路》，”她说。
“真的吗？谁演的？”
包罗万象的电脑也知道这个。“卡什·琼斯和洛恩·盖兰德。”
“不会吧。你最喜欢谁？”
“我不知道，”她说，“他们都没劲。”
在五十街有一家朦胧酒吧，绝对不是脱衣舞酒吧，我顺道进去坐坐。我看了一会儿机票。旁边那把高脚凳上坐着一个哆嗦的主管，他飞快地连喝了三杯黑色鸡尾酒，可怕地长叹一声，又急急走了……我喝的是白葡萄酒：我想保持清醒。这是我——什么？——几乎两天以来的第一杯酒。在眼泪汪汪的迷惑之后，在大街上像个一岁的孩子之后，我无法咽下任何东西。我试过，什么都味如毒药，像铁杉毒药。于是我只是吞下一把色拉芬然后上床睡觉。我不知道没有那个穿连身工装裤的老头我会做出什么。如果没有那一点人与人之间的接触，我真觉得自己可能会去死……在我若有所思地嚼着椒盐饼干条时，突然那颗不稳定的后牙被戳到了。知情是痛苦的，不用说，我知道塞琳娜肯定还有别的男人。得了吧，那当然。她很聪明。她很实际。她会结识某个地产开发商、或某个为寻求刺激而吸毒的富二代、或某个有钱人。她甚至用不着跟人家上床，只要让他安静且两眼冒光地瞥见她的内裤、听到浴缸里的奇怪响动——哦，不用说，还有奇怪的手淫，就能搞定。毕竟，我和她就是这样开始的。当时，她傍着广告总监大款，同时还跟另一个二十岁的地产研究员暧昧着。塞琳娜知道如何可爱地挡开他们，她知道如何把他们停在她的飞机跑道上——她是航空交通管制上的老手。然后，有一天，他们全是你的了……此刻她在哪儿？伦敦那边六点钟了，天色渐暗。为了这个夜晚她在收拾打扮，她也很焦虑。她焦虑。那边天色尚早，但塞琳娜不早了，她不再年轻。你知道什么吗？我打算娶她，娶塞琳娜·斯特里特。如果我不娶她，可能没人会娶她，而我另娶他人又会毁掉另一个姑娘的人生。
我喝完葡萄酒，付完账——出奇的贵，不过那时我似乎已喝了六杯或六瓶可口的加州甜酒。我穿过曼哈顿的碌碌大众（他们又出来了），穿过临时演员和替补演员、小配角以及重要角色，穿过这些不知名的凡夫俗子，走回酒店。无数演职员塞满街道，怒气冲冲的出租车司机骂个不休，就在这时我看到标语——英国人滚出贝尔法斯特、我爱爱尔兰共和军，以及谁杀了鲍比·桑德斯？鲍比·桑德斯，死去的绝食罢工者。绝食罢工对这些家伙来说一定特别可怕，这些人个个都长着个生日蛋糕似的脖子。“你在跟我说话吗？”我冲他们中某个人吼道，“滚开。你们知道什么！”突然我想起威尔士王子此时也在纽约。他们的目标可能是他。有些标语实际上针对的就是他，我现在明白了。好吧，王子，挺住。我想到，别听这些人渣的，我觉得你还行——你会没事的。
回到酒店，我跟服务台后的男人达成协议：跟他多聊聊洛恩·盖兰德和卡都塔·梅茜，外加十块钱，他同意我可以在房间里待到六点钟而不再另收一天的房钱。他是卡都塔的铁杆影迷，也有不少岁月痴迷着老洛恩。“三十五年来他一直是最棒的，”他解释道，“我佩服他。”我收拾行李，没有爱的房间像是在遭受极大的折磨。念念不望与玛蒂娜的会面，我决定保持这两天来的成果。我拼命喝了四分之一瓶夏布利酒，好让我整个下午稍微有点活力。可是房间里到处都是苏格兰威士忌、琴酒和白兰地。我痛恨浪费。啊，我留下的这些酒，一个非洲家庭可以连续大醉一个月。我没再给塞琳娜打电话，我要给她一个惊喜。
刚打包行李时还挺有条理，到后来就乱得一塌糊涂。我在沙发下找到一品脱没打开的朗姆酒——很可能是费利克斯藏在那儿的——我又开始解决它了。当我的手被锁键重重卡住后，我干脆在行李箱上跳上跳下。不知什么时候，我瘫倒在床上，准打了几分钟的盹。电话吵醒了我。我优雅地喝了口酒，点了一支烟。这是我最舒服的时候。
“噢，天啊，又是你。”
“你这个该死的杂种，”那声音说，“滚回去。去那儿摧毁更多人的生活吧。怎么回事？你误了一天？我看见你在街上嚎啕大哭。你完了。一切结束了。”
暂停。他正好碰到我的心情好。遇到这种事，你得找点话说，不过我从来都有话可说。喝了酒后更是如此。我一把抓住电话听筒，身子前倾说道：
“好了，傻逼，你给我听好了。去寻求点帮助，好吗？到你住的附近看看有没有疯子援助，或者精神病院或人渣计划，把自己送进去吧，你个恶心的家伙。这不是你的错，是你的生理在作怪、是你的钱在作怪。他们给你几颗不要钱的好药丸，过一段时间你就会好。”
“接着说，”他说，“我喜欢你的风格。大块头……我们总有一天会见面的。”
“噢，我希望如此。当我跟你了结时，阳光灿烂，除了一缕头发和几颗牙齿，什么也不剩。”
“我们会见面——”
“总有一天我们会见面的。当那天来临时，我他妈的要干掉你。”
我把听筒啪地挂上，坐在床上直喘气。我想吐。我恨这些恐吓电话。我看看手表，天啊。我睡了准不止一个小时——不过说睡眠可能有点言过其实。睡眠对这些天来我的状况来说夸张了点。小弟，我这叫失去知觉。我把朗姆酒瓶头朝下竖起来对着我的嘴巴，在令人难受的微光中收拾完行李，整理好我的旅行文件，然后飞奔下楼找服务员。
最后，我有充足的时间跟纽约道别。我首先给了费利克斯五十块。他看来出奇的愤怒或担心，不知何故，他一直想让我躺在床上。但我希望，为了那点钱的缘故，他会开心点。我爱给人钱。如果此时你在这儿，我可能也会塞给你一点钱，二十、三十，也许更多。你想要多少？你有多少钱？你会给我什么，姐们、哥们？你会搂着我的肩膀，告诉我我跟你们是一路的吗？为此我会给你更多钱的。
我把行李寄放在门房，大步径直走进巨无霸屋，在那儿我一口气吃了七个法斯特热狗。它们真是太好吃了，我狼吞虎咽，吃得眼泪都出来了。接着我从时代广场的一个黑胖子处买了根大麻、强力催情剂、一小瓶可卡因和一块鸦片，在一家脱衣舞酒吧的厕所里把它们全吸了进去。这样做很傻，人们说，因为黑鬼们把冰毒这种强劲的东西跟麻醉剂混在一起。但这里头的经济学是什么？他们真正做的是把较弱的东西跟麻醉剂掺在一起，结果，在效果上你相当于只买了一根手卷烟、廉价商店里的一只温度计、磨碎了的阿司匹林和一坨狗屎。不管怎样，我把它全吸了进去，跟我说的一样——我像头小公牛那样冲出厕所时，我明显感觉到一股冲动。
在一片汽车喇叭声中，我穿过马路，进了四十三街和百老汇交界处的色情商店。怎么描述好呢？这是男厕所。那些二毛五的格子间是厕所，真的：你走进去，把钱放进槽里，坐下，做你想要的事情。黑色神奇马克笔乱涂了几个字在一些黄色卡片上，奇怪的招贴画也贴在那上头。这个婊子的阴道那么大。看那些傻逼们在屎尿流里嬉戏。胡安尼塔·德·帕布罗屁股里塞着它。谁写的这些东西？显然是某个与异性关系特酷的人。与此同时，看门的黑女人拿着抖动的钱袋踱了过来……我首先试了一下4A房里的性虐。他们让个小妞身体弯成三段，把一根棒球棍插进膝盖后，然后，他们电击她。很逼真。这是真的吗？你看到白色电流闪光，当然那姑娘在尖叫，身体在抽搐。在他们给她用灌肠剂之前我就出来了。他们把这个项目写在粗糙报纸上做宣传，报纸用大头钉钉在门上。如果那姑娘长得再好看一点，再对我胃口一点，我可能还会坚持看下去。隔壁的格子间里，放的是二毛五的电影。这是森林场景：这影片的兴趣点集中于一个姑娘和一头驴子之间绽放的爱情。看看她，当她准备为这头畜生口交时，满脸微笑。啊呀！那头驴子似乎也不害怕。“我希望你赚得不少，姐们。”我嘟囔着出来了。她也不算太差……最后，我把价值二十八个代币的时间贡献在一个异性恋节目上。节目里，一个张口发呆的牛仔拥有一切，什么都有，以牺牲天才的胡安尼塔·德·帕布罗为代价。就在这个男人高潮前，这两人颤栗着分开来。然后她跪在他面前。有件事很清楚：这个牛仔至少肯定在酸奶农场住了六个月，禁欲，且除了冰淇淋和黄油牛奶外什么也不吃，在他的合同里肯定有一条无懈可击的禁止打炮、禁止手淫的条款。当他高潮来临时，胡安尼塔看起来像玩笑中被蛋糕砸中后的一脸面糊，我觉得她就是那样。当她呕吐、哆嗦、呛得咳嗽时，摄影机骄傲地来回移动……很难说，真的，在这场复杂的交易中谁是最大输家：她、他、他们，抑或我。
现在我摇摇晃晃、打着嗝来到菲尔丁俱乐部正门台阶处，一路上我停下来喝上一两杯。你会觉得我喝了瓶朗姆酒、嗑过药，到现在应该已是强弩之末了，我可不是那样。不是，先生，我才不是这个乖乖。现在你认识这种人了吗？有些人喝多了之后嗜睡，但我们这种人不是。我们喝多了后，我们想出去走走，做点什么……永远不要做任何事是我喝醉后尝试已久并坚持下来的规则，可是我总在做些什么。我喝醉了。“永远什么也不做”：这是条好原则。如果大家什么也不做，这世界可能会更美好，对我而言会更安全……所以，正如我所说，旋转门把我卷入大厅时，我神采奕奕——我要去见菲尔丁·古德尼，还有布奇·波索莱，真正的布奇·波索莱。
一个白发、呆滞的老男人站在服务台前，当他在内部通信系统里登记我的身份时，我们聊了会天。我跟他讲了个笑话。什么笑话？有个家伙，他的车坏了，他——不，打住。有个农夫，他一直把老婆锁在——等等，让我们重新再来……我俩哈哈大笑，不管我说没说完这个笑话，他告诉我怎么走，后来我还是迷路了。我走进一间房，许多人穿着晚礼服坐在一张方形桌前玩牌或玩双陆棋。我赶紧退出来，却撞倒门边的一盏台灯。首先，台灯就不该放在那儿，更何况底座还那样伸出来好多。我围着某个食橱瞎转了好久，但最后还是找到一条路杀出来。再一次踏空台阶，仰面重重摔下。不怎么痛，但是很好笑。有个吓得要命的男仆想过来扶我，我挥手让他走开。然后我很严厉地跟服务台后的老男人说了几句，他向我保证这次我会找到的，并且亲自护送我来到冥王星房门口，并鞠了一躬。
“现在好了吗，先生？”
“太棒了，”我说，“给，拿着这个。”
“谢谢，不用了，先生。”
“得了吧。五块钱怎么啦？”
“我们有规矩不许收小费，先生。”
“只此一次，不会伤害任何人。没人看见——来吧……那好——滚吧！”
嗯，这样算是把他解决掉了。我咔嚓咔嚓地进了冥王星房，松开领带、伸长脖子。好家伙，里面真黑真热。远处吧台下，女人们略略弓起的背影和她们身边殷勤的男人离我很远。我从高脚凳上差点摔下来，撞向一根柱子，但是偶然间却发现我的朋友菲尔丁站在酒吧那头。他穿着白色晚礼服，在跟一个艳光四射的女孩悄声细语。她穿着一条漂亮的灰色短丝裙——一动便起波纹，像闪烁的电视，乌黑的鬈发波浪般垂在她柔嫩的脖颈和嗡嗡的身体语言上。没等菲尔丁来得及拦截我，我径直飘到这姑娘身边，在她脖子上轻轻吻了一下。
“嗨，布奇，”我说，“你好吗？”
“哦，嗨，约翰·塞尔夫，幸会，”布奇·波索莱说。
“老运动员，情况怎样，”菲尔丁说，“嘿，滑头，你看起来真是喝高了。趁我还没忘，有份礼物送给你。”
他递给我一个信封。里面是张机票，纽约——伦敦，头等舱。
“九点的航班，”菲尔丁说，“但你会赶得上的——我保证。约翰，你看来能来一杯。”
年轻人都在喝香槟，我赶紧叫喊也要了一瓶。我洒出很多，又抱怨着要了另一瓶。布奇真是非常好笑——她显然是这里的常客：你真该看看她帮我用餐巾擦拭她膝盖的样子，她顽皮地接住我不停掉在她胸前的冰块。哎唷，这只性感的狐狸散发出来的气息，那么流畅，而我则满脑子旺盛的情欲。激情、金钱、性和兴奋——就这样，这就是纽约，这就是第一流，这就是顶级。我是冥王星房里一个快乐的小混混，接着，我又要了一瓶酒，我的鼻子嘶嘶冒着泡，还有一个房间，极端混乱。有人扳过我的肩膀，我转过身来，觉得浑身湿漉漉的，我看到菲尔丁的脸在说……
黄色出租车在纽约街头穿插，一辆笼子似的小货车送这头疯狗回家。司机灵活的褐色手臂驾着车冲过黄灯，加大油门带我们上了直路。永远不要做任何事，永远不要做任何事。我看着他的褐色胳膊，起着褶子的皮肤和矛刺一样的黑色汗毛。我看着陌生的城市一闪而过。终于，机场的扁平标志和白色灯光开始在我面前嗖嗖而过。
“你几点的飞机？”司机说，我告诉他了。
我在说谎。至少我知道——根据我的手表、根据售票亭前的红带子——我的两个航班都已经起飞了。但是在鸟笼般大的候机厅里一大堆惊喜在等着我。九点起飞的航班延误了，感谢一个定时炸弹的恶作剧。他们刚开始重装行李，预计十一点能起飞。我踱到头等舱办理登机手续的地方。头等舱，他们待你可真好。“您有多少件行李，先生？”那个小妞问。“只有一件，”我说，热心地一挥手，转过身去。“噢，你他妈这可怜的白痴。”“先生？”“不，没有行李。只有我，”我苦笑着说……我给艾什伯里的费利克斯打电话，要他把我的东西保管好很容易。我会回来的……在牙医诊所那种炽热的灯光下，我在候机大楼里穿梭，寻找酒吧，有个念头冒出来，要为我从纽约释放出来而干一杯。我游逛了很远很久。“才十点你就关门了？”我听到自己在吼叫，“去他妈的肯尼迪机场，伙计！”说着我两手揪住一个家伙的海军蓝哔叽翻领，那家伙只好重新打开免税柜台，卖给我一品脱酒。我坐在候机室里喝着。再次登机了，头等舱优先。我站起来，走进机舱。
在管道般的夜空里飞向更深处——黑夜从那边而来，横扫整个地球。我坐在宽大的红色宝座里喝着香槟，机舱里只我孤家寡人一个。我优雅地放下帘子，挡住商务舱、普通舱和经济舱里的咳嗽声、鼾声、尖叫声、抽泣声、生孩子等各种声音。我真是憎恶自己的生活！我要来占卜牌。我已不再年轻。为什么？这会要我的命。他妈的青春会要我的命。我吃饭、我看电影——他们给我一个选择，我选了《波奇上路》：太糟了，老洛恩看上去太没劲。纽约那边他们还在干什么，菲尔丁和布奇？呀，走开些！别让它再碰我。我不能再想它了。我得长大。是时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