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岩英烈，长期是中国人民关注的焦点。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这个群体形象为原型的《红岩》影响了当时的整整一代人。八十年代末，《红岩魂》展览在全国开始巡回展出。久违了的红岩英烈群体从展览中走向人们的生活。九十年代末，为宣传红岩英烈群体，一种新的艺术形式诞生，它就是《红岩魂形象报告展演》。它一经问世，立即在全社会引起轰动，先后在全国各大中城市演出700余场，创造了新中国历史上一个剧目演出场次的高峰。红岩英烈这个群体，再次家喻户晓。由于历史和观念的原因，我们对红岩英烈的宣传更多地是突出他们大义凛然、英勇不屈的一面，而对他们的婚恋和情感世界，却关注甚少，人们对他们的认识，很多时候带有神化的色彩，他们仿佛是一些可望不可即，不食人间烟火的神。然而，他们毕竟不是神，而是有血有肉、情感极其丰富的人。随着史实的不断充实和丰富完善，研究领域的进一步拓展，我们有幸走进他们的情感世界，透过他们的情感生活，我们发现，他们和芸芸众生一样地工作，一样地快乐，一样地痛苦，一样地笑，一样地哭，一样地品尝着爱情的酸甜苦辣，一样地承受着婚变的撕肝裂肺，一样地生儿育女，一样地被家事亲情所困所累。不同的是，他们除经历常人所经历的喜怒哀乐外，还要承担着选择信仰后的责任。
正因为如此，当他们义无反顾、前仆后继壮烈牺牲时，他们的红色恋情显得是那么动人心魄。我们从中也更加清晰地看到了一个个更加立体、丰满和充满人格与人性魅力的大写的人。
据不完全统计，牺牲在军统重庆集中营的310位烈士中，有近一半的人在入狱前已有家室，有20%的人已有恋人，有六对红色夫妻或恋人同时被关押最后牺牲，他们是杨虎城和谢葆真、齐亮和马秀英、唐虚谷和张静芳、宋绮云和徐林侠、王振华和黎洁霜、李惠明和张文江（恋人）。由于篇幅所限，我们不能一一将他们的情感生活呈现在读者面前，只能撷取几例，愿能给人以启示。
此情绵绵无绝期
许晓轩烈士和姜绮华的爱情
许晓轩和姜绮华相聚相守的婚姻生活虽然只有短短的六年，然而姜绮华却用了半个世纪固守着这份情感，并将继续固守着……
许晓轩和姜绮华的婚姻，是典型的中国传统婚姻，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为准绳。许家和姜家虽住一个镇上，但在1935年豆蔻年华的姜绮华被一顶花轿抬到许家大院前，她从来就没有见到过许晓轩。
姜家住在江苏江都仙女庙大泽桥河北，姜绮华的父亲在扬州一个钱庄做会计，母亲带着四个儿女在老家操持家务，1917年又添丁进口，生下一个女儿，这就是姜绮华。姜家是一个比较传统的家庭，认为女儿始终是要嫁人的，因此姜绮华在私塾里学了几年《女儿经》、《三字经》之类的书后，就辍学回家，跟着母亲、姐姐学一些描红刺绣。不觉几年过去，姜绮华已经成长为一个大姑娘了。
姜家有女初长成，媒人争相来提亲。在众多的相亲者中，姜父就看中了家境远不如姜家，在仙女镇（今江都市江都镇）震泰钱庄做会计的许晓轩。
许晓轩出生于1916年。和姜家一样，父亲许晴轩在镇江一个钱庄里做账务总管，母亲严爽山在家操持。许晓轩出生不久，母亲就随父亲到了镇江。谁知在许晓轩12岁时，钱庄倒闭，父亲欠了一屁股的债，回到老家仙女庙，不久郁郁而死，留下妻子和三个孩子。许晓轩在15岁时就因生活所迫，不得不在本镇一个名叫震泰钱庄里当学徒。他每天勤勤恳恳地向师父学业务。一盏孤灯伴随他度过了多少日夜，熬过了多少寒冬，工夫不负有心人，他终于学会了珠算、簿记和应酬往来。如今，一把算盘打得如行云流水，在仙女镇上数一数二。
在姜家，儿女对于婚姻是没有选择权利的。他们只有服从，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根木头抱着走。姜绮华的两个姐姐和两个哥哥是这样，姜绮华也是如此。
因此，媒人上门提亲，双方父母同意，把两人的生辰八字拿到算命先生那里一合，亲事就算定下了。最后择个吉日，一抬大轿，把新娘抬进屋，拜了天地父母，就算结婚了。
许晓轩和姜绮华的婚姻，虽没有花前月下、卿卿我我的浪漫的恋爱经历，却也算得上郞才女貌。姜绮华虽不是名门闺秀，但也称得上小家碧玉，家境比较富裕，上有哥姐，自小除研习女工外，很少做重体力活，加之江南特有的水土滋养，虽称不上是美人，却也是风姿绰约，亭亭玉立。许晓轩可称得上是仙女庙的才子，在少年读私塾时，他的“茅店闻鸡鸣”的下联对出先生的“柴门闻犬吠”上联的故事，成为仙女庙一直流传的一段佳话。
和中国许多家庭一样，他们夫妻之间虽称不上是相敬如宾，但也是恩爱有加。
婚后不久，许晓轩经他在无锡九丰面粉厂工作的哥哥许瘦峰的介绍，进入无锡工益铁工厂，他们全家也迁到了无锡。工益铁工厂有近千名的工人，许晓轩在该厂担任会计，因为他办事认真，工作一丝不苟，经常独当一面，不到一年，就被委任为财会的主要负责人。无锡铁工厂在郊外，许晓轩一周才能回一次家，这时许晓轩参加了进步组织苏州世界语学会，他们经常利用休息日参加抗日宣传活动，但许晓轩是一个热爱家的人，不管有多忙，他总是尽量争取回家，陪着妻子和母亲，帮着她们干一些家务。他的薪水，是家里的主要开支来源，每月领了工资，他都如数交给母亲，1936年年底，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出生。许晓轩给孩子取名许德明。
1938年初，工厂由武汉迁到大后方重庆，许晓轩仍在铁工厂任会计。后经救国会负责人沙千里介绍，认识了青年职业互助会的领导人杨修范，参加了我党领导下的进步团体职业互助会，很快成为互助会的核心成员之一。随着形势的发展，组织上决定在互助会中发展党员。1938年5月，经杨修范介绍，许晓轩加入中国共产党。
入党后的许晓轩更忙了，一方面，为了党的工作，他的职业经常更换，必须用大量的精力来适应新的环境，另一方面，当时抗日救亡运动开展得如火如荼，许多抗日救亡的工作需要开展。在姜绮华的印象里，他不常回家，即使回家一趟，也总是很晚，显得很疲惫。有时候强打起精神和妻子谈话，可话未说完，人就已经睡着了，但第二天很早就出门了。当时他母亲和姐姐与他们住在一起，他的母亲看不过，几次埋怨他不顾家。他只有耐心地给母亲解释：“我不是不爱孩子，不爱这个家，实在是工作抽不开身。有国才有家，只有国家安定了，才会有家庭的安宁。”好在妻子理解他，虽然她不明白丈夫的工作性质，但是她知道丈夫是一个有志向的男人，不是贪恋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平庸之辈。当母亲责难时，她反过来替丈夫解围。许晓轩很感谢妻子，同时也充满了愧疚，确实，因忙于工作，太冷落妻子和孩子了，使家不像家，他在心里多次告诫自己，有时间一定抽空陪陪母亲、妻子、儿子。
不久，一场灾难降临到这个家庭。许晓轩为人热情侠义，经常带同志到家里小住，不知怎地，其中一位就将疟疾传染给了他们一岁多的儿子。当时，许晓轩在外忙于工作，姜绮华一个家庭妇女，在家急得团团转，好不容易等到丈夫回家，将孩子送到医院，已经没救了。眼睁睁地看着孩子在自己的手上断了气，姜绮华痛不欲生。一向娴淑、温柔的她，此时，竟对着许晓轩大哭大吵，要他还儿子。此情此景，任何安慰的话对妻子来说，都是苍白无力的。他紧紧搂抱着已经咽气的孩子，听凭妻子的打骂，眼泪像断线的珠子，滚落在儿子蜡黄的小脸上，仿佛是要洗去他心中的内疚。
儿子的夭折，对夫妇俩是一个沉重的打击。特别是姜绮华，经常是在半夜梦中醒来，呼唤着儿子的名字，仿佛儿子就在身边，但当看到一切皆空时，却又伤心抹泪。
而对于许晓轩，很长一段时间里，想起儿子，他的心中就隐隐作痛，孩子要满两岁了，已经会叫爸爸妈妈了，每当他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家里时，只要儿子没睡，就会奶声奶气地叫着爸爸，伸出双手，要他抱。孩子，让他感到了家的温馨，扫却了他的疲惫，可现在，这一切的一切，都成为过去了，而且永远也不会有，怎不心痛啊。更让他痛苦的是，他还得把这份痛苦掩藏起来，去好言劝慰妻子，开导妻子，抚平妻子心灵的伤痛。
许晓轩一面强抑着丧子的痛苦，一面一如既往地投身于革命工作中。
1939年8月，他们的第二个孩子出生了。孩子的到来，给这个家庭增添了无穷的快乐，许晓轩给女儿取名德馨。
1940年4月，许晓轩去大溪沟二十一兵工厂开会，因叛徒出卖，不幸被捕。
许晓轩被捕时，女儿许德馨才八个月。
初到重庆时，许晓轩家住在市区忠烈祠街。后来，为了躲避日机轰炸，他们一家搬到了北碚，而许晓轩仍在城区工作。
一连几天，许晓轩都没有回家。姜绮华以为他很忙，也没在意。但过了一两周，不但不见其人回来，也没有音信，她预感到许晓轩可能出了什么事，她请求大哥进城打听。大哥在城里，四处托人，最后通过秘密渠道，打听到许晓轩已被特务秘密逮捕，关押在望龙门看守所。大哥怕母亲和姜绮华受不了打击，一直称许晓轩出差在外。大哥是想先托人营救，但几经努力，都失败了，最后，他决定告诉姜绮华实情，再慢慢想办法营救。
当听完大哥告诉的消息后，姜绮华犹如遭到雷击一般，她怔怔地坐着，仿佛一尊泥塑。突然，她发出一声撕心裂肺的“天啊”呼叫，随即昏迷过去。
大儿子夭折，丈夫被捕，留下才八个月大的女儿，姜绮华柔弱的身躯怎能承受这样大的打击。这打击来得太突然了，她虽然不过问政治，但是她明白，被军统抓去的人，几乎就没有活着回来的希望，她的精神几乎彻底垮了。悲痛之下，她染上了严重的肺病，在家躺了整整三年。
三年时间，原来还在襁褓中的女儿，现在已能清楚地喊妈妈了。她就像一位天使，经常在母亲的床边，陪着妈妈。是可爱的女儿，燃起她继续活下去的希望之火。病床上的她，时刻提醒自己，为了女儿，她必须坚强地活下来。最后，她的病竟奇迹般地好了，虽然整个人已经瘦得皮包骨头，完全没有了人形。
虽然战胜了死神，然而要活下来并不容易。生活上的艰难，心灵上的熬煎，就像两条巨大的绳索，牢牢地套在姜绮华的脖子上。自从丈夫被捕后，家里一下子失去了经济来源，好在大哥有固定的收入，一大家人勉强度日。
心灵上的痛苦，经常使得她喘不过气来。随着岁月的流逝，女儿渐渐长大了。当孩子看到别的小朋友都有爸爸陪着时，她总是缠着妈妈问：“我的爸爸呢？爸爸他在什么地方？为什么老不回来？”孩子的每一次问话，就像在她受伤的心上撒下一把盐，而为了不让孩子幼小的心灵受到伤害，她强忍痛苦，拿着丈夫的照片对女儿说：“乖孩子，这就是你的爸爸，他在很远的地方工作，他很忙，哪能经常回来呢？”孩子信以为真，每次听了妈妈的话后，就高兴地出去玩耍，看着孩子高兴的样子，她就忍不住暗自垂泪。一次，孩子问了同样的问题，正高兴着出门，突然又跑了回来，撞着正在不停地抹眼泪的妈妈。懂事的孩子好像立刻明白了什么。从此以后，姜绮华发现，女儿变了，她再也不问妈妈关于爸爸的问题了。她经常坐在门口，或是艳羡地看着其他小朋友在爸爸身边撒娇，或是充满忧郁地望着远方。
许晓轩被捕后，大哥曾四处想法营救。他甚至找到许晓轩的同乡国民党元老吴稚晖加以说情，但特务要许晓轩办自新手续，遭到许晓轩的坚决拒绝，为了表明自己的心志，他便用铅笔在包香烟的薄纸上写了“宁关不屈”四个字，托人捎出。
许晓轩狱中遗信“宁关不屈”
在监狱里和外面联系是很困难的。后来他通过某种渠道，告诉家人一个秘密的通讯方法，就是叫家中在收到他的信后的一号或十五号，在《和平日报》的广告栏里连续登一星期这样的广告：“庆辰X弟，自汝离家，已经数载，老母……妻……望速来信×××处转。兄泰贞白。”他在狱中可以看到敌人报纸广告上的地址，找人去取信，这样与家人取得过一些联系。为了安慰家人，他每次带出的信都说：“身体很好，生活也不差。”
在监狱里的生活是单调无聊的，这无聊的监狱生活，使得他有更多的时间来反思自己。作为一个职业革命者，他可以说问心无愧，他可以自豪地说：做到了党教导的一切，直到生命的最后几分钟，仍将这样。但是作为儿子，作为丈夫，作为父亲，他感到欠家人的太多。他在1941年3月7日给哥哥的信中写道：
想到母亲，我也很觉有罪，当时我偶尔回家，总是淡然的。记得母亲说过我是哑巴，真是的，为什么我不能体会到老人家的心情呢？这自然是时代的距离，可是对于伟大的母亲，竟能这样淡然忘之吗？想来想去，我觉这仍是由于稚气所致（这决非想掩饰，确系实情，至少是此时作如此想法）。此外我还检讨出我从父母继承到的性格，从父亲那里继承到了淡泊和大度，从母亲那里继承到了扶弱抗强，这些在后来我走的道路上都曾起过积极作用的，也可说是二老给我的宝贵产业，我会好好保存和发扬它的。
现在我没有什么可以安慰母亲了，说我还活着吗？然而何时可以回家呢？想来还不如不提起也许可以省掉一番伤心吧，今后还请你继续替我多尽一份责任，衷心感谢你！
我和华相处几年，始终未能好好体谅她过，没有帮助她，慰藉她，而总是冰冷而又有不决绝的样子，虽则基本的成因不在我（当然更不能责她），但以我们之间的处境，学历等等来说，我也应该负起没有积极主动地设法改善我们生活的责任来，从而我也应致衷心的歉意。
现在我有三点意见要对她说-这是几年来的私心，总没有机会吐露出来，现在所以写了一封信又写一封，也是恐怕信有遗失，不易送到她手的原故。我的意见是这样的（1）我无归期，请她早作打算，不必呆等。说起来似乎很不适合，其实是很合理的，尽这样等下去，到何时是了呢？固然办起来是不容易的，所以我又想到第（2）希望她能找点无论什么事做做，以求走出家庭，并谋自立（孩子请嫂嫂或诚姊代照顾一下）。如果她愿意而又能够设法到我的老友们那里去找事做去，那就更好了。（3）新（馨）儿长大务必送到我的老友们处去教育。这三点希望全家人帮助她，说服和开导她，我衷心感谢你们。
1941年春夏，许晓轩被转往贵州息烽监狱，他和家人的通信也中断了。1946年7月，贵州息烽监狱撤销，他和车耀先等七十多人又被转往重庆，先是关押在渣滓洞，后转囚白公馆。
许晓轩在息烽监狱的一棵核桃树上刻的“先忧后乐”
多年的监禁生活，不仅没有消蚀他对家人的思念，反而使这种思念之情更加浓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