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平行的地下外围组织，到解放时，各外围组织成员约千余人，这些组织在各项斗争中，特别是学生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川东地下党部分干部进入解放区随部队到武汉后，由钱瑛主持，对四川地下党的工作进行总结，川东党的干部肖泽宽、邓照明、黄友凡、李家庆、江伯言、赵隆侃等参加。除了对1947年以来川东党的工作进行总结外，钱瑛还指出：川东地下党目前的任务是“保存力量，保护城市，迎接解放，配合接管”。（江伯言《传达钱瑛同志对保护城市配合接管迎接解放指示的一点回忆》）组织群众保护城市，主要是保护工矿、企业、机关、学校、仓库等，不能让敌人破坏；接管城市的方针是原封不动，保护好档案财产，将来有计划、有步骤地接管；配合接管，抓紧了解情况，包括敌人的党政、军、警、宪、特情况及经济情况；搞好统战工作和策反工作，团结一切民主力量，对反动派党政军人员要反复宣传政策，给他们出路；保存力量，停止武装起义，对被捕的党员和进步群众，千方百计进行营救；停止发展党的组织，切忌暴露；解放军进城后，党员要向组织部门报到，听候安排。
1949年上半年，全国形势起了很大变化，为了总结工作和部署下一步工作，7月，川东党在重庆临江路45号召开了一次负责人会议，除刘兆丰、卢光特、李培根、李治平外，还吸收了蒋仁风和熊扬参加。这次会议主要回顾了前阶段的工作，分析当前形势，研究组织调整和宣传教育工作，讨论营救关押在军统集中营战友的办法，决定加强统战和策反工作，布置调查研究和护厂、护校、护城和抗丁、抗粮、抗税等工作。
9月，江伯言回到重庆，传达7月武汉会议精神和钱瑛的指示，特别强调：解放军即将解放全国，川东党的任务是保存力量，保护好城市，以迎接解放，配合接管。
越是临近全国解放，敌人越是疯狂，川东地下党同志更是惦记关押在军统重庆集中营难友的安全。在对敌策反的基础上，又抓紧对战友的营救。负责渣滓洞警卫的“内二警”中队长贾希夷，曾参加过南昌起义。川东地下党组织派了张平和、杜文举、陈力洪三个党员，通过贾希夷打入“内二警”当兵，以便摸清渣滓洞的外围警卫情况，里应外合，解救狱中同志。不久，他们送出来一张地图，标明了从歌乐山、童家桥、24兵工厂到白公馆、渣滓洞的线路和沿途的警戒线，同时又注明了内部的警戒线、岗亭、哨所和军械仓库、营房住地、兵力布置等，此外还试图通过用金条赎人的办法救出一些战友。可惜的是，在两项营救工作正紧张进行准备时，敌人在11月27日进行了大屠杀，营救未能成功。
蒋介石的几个老兵工厂，多在抗战时期迁到重庆，重庆是他们的兵工基地，重庆解放前他们一定会对兵工厂进行破坏。到10月下旬，有的工厂已经开始解雇遣散职工，群众害怕失业，要求维持生产和保护工厂的情绪很强烈，地下党同志针对群众的情绪，在工人中提出“工厂、机器是我们的饭碗，丢了就挨饿”、“工厂是我们的家，刀枪来赶也不走”的号召，收到较好效果。11月初，成立了由王尧弼、刘家彝、黄友尚组成的护厂领导小组。11月28日，敌人派交通警备旅包围了21兵工厂，强行运进数百包炸药，放在发电所和工具所、步枪所等地，同时敌人又封锁了嘉陵江面，全厂戒严，扼守各交通要道。交警刚撤离，工人群众就开始拆除炸药，工具、步枪两所尚未引爆就拆完了。万东康在敌人围厂准备爆破时，他担任机修所看守，敌人令他离开，他坚持不走，令他抬炸药，又毅然拒绝，被特务打成重伤，英勇牺牲。29兵工厂党员刘家彝以厂“应变委员会”委员身份，积极推动各分厂成立了护厂队，一所发电厂负责人简国治除组织了护厂队外，还组织人员在发电厂周围架设了电网，防范敌人破坏。
11月28日下午，国民党国防部派驻大渡口爆破指挥官陈海初进厂，要求全厂立即停产，所有员工一律离厂回家。29日晚，敌人运来两木船炸药，安放在工厂重要部位。
30日凌晨，工人纷纷自动跑回厂，简国治等人发现车间重要部位都装了炸药，并接上了雷管，大有一触即发之势。简国治动员大家：不要怕，搬走炸药就无危险了。在简的带动下，工人们立即投入紧张地搬运炸药的战斗。大家排成长龙，争分夺秒地把一箱箱炸药传运到距离厂房较远的空地上，简国治等技术人员则在炸药堆里寻找引爆器。
搬完了锅炉房的炸药，大家正在搬发电机房的炸药时，突然一声巨响，炸药爆炸了，正冒着生命危险抢运炸药的刘家彝、简国治、古传贤等17名同志壮烈牺牲。护厂斗争保全了重庆市的大部分兵工厂和重要的电力设施，解放后，经过及时抢修，各工厂很快正常运转起来，使敌人的“重庆市三年无法生产”的阴谋破产。
统战工作早在抗战时期，在周恩来和南方局领导下已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在此基础上，通过党员和民主党派的共同努力，在参议会中活动，逐步壮大了势力，在抵制极端反动分子周懋植充当参议长；策动参议会上层人物制止镇压学生运动；揭露国民党利用“九二”火灾，嫁祸于共产党的阴谋；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即停止征兵，以揭露其假和谈的骗局等方面，都取得了胜利。在其他中小城市，也争取到一批人的支持，如荣昌县参议会议长余际唐、江津县议长夏仲实、綦江县参议会吴举宜、丰都县戴问渠、南川县周游等都通过当地党组织的工作后，改变了立场，转向同情革命，并为革命工作贡献了一定的力量。
10月，曹德渊、高允斌、张晓云、邹隐樵、汪克明等几人通过地下党朋友与蒋仁风联系上了，曹德渊在二战时入过党后脱党，此后混迹于文化界，活动能力强，为人较正派，有一定号召力。高允斌是《商务日报》总经理，依靠康泽的关系挤进了重庆政治、文化、工商界上层，在军、政、三青团、袍哥、工商界都有相当地位。通过高允斌，蒋仁风又分别与重庆市参议会议长范众渠、市商会会长蔡鹤年、柯尧放等人见面，做通他们的工作，他们都表示愿意接受地下党领导。蒋仁风同意他们组成一个实际的联络中心“迎接解放筹备小组”，不挂牌、不集会，以个别方式联络，对外则用参议会的名义。经过一段时间准备，对保护水电、筹集生活物资、控制交通工具方面均进行了分工。
11月，蒋军嫡系在渝主力调前线迅速被击溃，杨森对重庆城市的存毁可以起重大作用，特务死党极欲拉杨森承担破坏重庆的工作，毛人凤、徐远举说：“杨森是重庆卫戍总司令，把（破坏重庆的）责任放在杨森身上，一切就好办多了。”（据卢光特《一九四九年下半年重庆地下党的策反工作纪事》）但与川东地下党有联系的杨森秘书反映，杨森对破坏重庆不甚积极，似有争取的可能。川东地下党通过鲜英与工商界分别做杨森的工作。鲜英是民主同盟的重要成员，得知川东地下党的计划后，愿意冒险一试，他通过关系与杨森打通了关系，得知杨的矛盾心理，便通过可靠关系径直转告杨森，党的基本条件是：不破坏重庆市；保护政治犯；率部起义；活捉蒋介石。鲜、杨见面时，杨森表示：国民党败势已成，但他身不由己，且对共产党有疑虑，只保证不破坏重庆市区，和在他走后由喻孟群、杨汉烈率部起义，其余婉言推却。在此之前，市参议会长范众渠即与杨森商议过市区安全问题。杨默认范出来维持秩序，迎接解放，他表示不烧重庆，也不勒索，但要美丰银行付他十万银圆，经过做工作，实付三万。
对杨森的工作，为保全重庆赢得了时间。
贵阳解放后，原警卫重庆市区的蒋军，调南岸前线设防，城内仅余廖开孝部。廖曾在川军当过师长，是杨森委任他为重庆反共保民军第一师师长，该部士兵多系市内工商界从业人员或区县街道的自卫队改编而成，中级军官多系区长兼任，易留难走。
工商办曾想廖师维持治安，而廖坚持要取得杨森同意，迟迟未下决心。11月中旬，解放军接近重庆，经汪克明策动，廖开孝及参谋长段举之同意起义，接受地下党提出的维持城内治安，防止散兵游勇、地痞流氓骚乱，和布防小什字，横截下半城，配合解放军渡江两项任务。
高允斌则承担了策动陈鸿模起义的工作。陈与高是同乡，黄埔五期学生，此时任国防部独立364师师长，驻合江，负担江防任务。参谋长江硕朋为民盟成员，在高允斌策动下，陈、江二人来到重庆，与蒋仁风见面洽谈起义，他们还请求派人指导。后来，陈鸿模部战场起义，为解放军渡江拉开了缺口。
重庆地下党早些时候就派了党员打入市警察第四分局骡马店分驻所，11月中旬取得局长赵之梁、所长封放君的支持，开始以该所为据点，筹组“渝警解放大队”。28日开始向新闻界透露消息，开始行动，它的任务是争取巡官、警察留下来，在混乱时不离岗位，执行勤务，反对破坏。结果有200人参加，并与市商会取得联系，它与廖开孝师配合，为维持市区秩序作出了贡献。
在解放军入城前三天，重庆一区至七区（即现在渝中区）即由地下党实际控制。
商会则按照策反指挥部的要求，于27日起开始夜巡，保护了城市治安。在这三天的真空时间里，城内无抢劫、无火警，交通正常，市面稳定，准备和控制了支前物资、车船，以保证解放军渡江进城时，军需民用有求必应。
11月30日凌晨，中国人民解放军二野三兵团11军32师95团直逼长江南岸，左翼迂回部队，由李家沱过江，经杨家坪、大坪至沙坪坝，对重庆市区形成合围之势。
当日下午2点，川东特委派卢光特、范众渠等各界代表乘坐民生公司的小火轮“民运”
号，过江迎接解放军。卢光特代表川东特委与解放军接上关系，下午7时，解放军进入市区，重庆解放。
12月初，解放军与川东地下党举行会师大会。至此，川东地下党胜利地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此时全川东有地下党员一万多人。
在最后的决战时刻，川东党组织不是在遭受破坏后无所作为的情况下获得解放的；而是经过清理恢复，得到发展，在斗争中迎接解放的。川东地下党的历史足以说明，川东地下党的大部分党员是无愧于共产党员这个光荣的称号，川东地下党是光荣的中国共产党的一个组成部分。它英勇奋斗，屡仆屡起，在许多重要的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它有过失误，有过挫折，也有不足，但这都不能抹杀它的光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