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家店子被抓住的五个乡丁都被枪毙了，你们不往前冲被抓住是一样的下场。”王璞立即组织政工人员阵前喊话：“我们是共产党的队伍，不杀害俘虏。”并当场将五个俘虏释放，揭穿了敌人的阴谋，乡丁们知道受骗，土气低落，战斗缓和下来。
天快黑时，王璞等开会商量对策，突然，正蹲在王璞左侧修枪的一个战士手枪“走火”，子弹射进王璞下腹，当场昏倒。大家立即组织抢救，因缺医少药，暂时用白药止住伤口，接着砍来竹子做了一副担架，准备突围连夜送到重庆。三次突围都被敌人密集的火力压了回来，王璞因失血过多，停止了呼吸。阵前失帅，战士们莫不悲痛万分。将王璞遗体藏在石崖下，部队撤离。第二天，敌人发现王璞遗体，残忍地一刀割下头颅，挂在石盘场一棵杨槐树上示众，后由附近农民就地掩埋。
王璞牺牲后不久，他的妻子共产党员左绍英也被抓进渣滓洞监狱，已身怀六甲的左绍英忍受住了酷刑的折磨，拒不说出王璞的下落，并在狱中生下遗腹子“监狱之花”，1949年“11·27”大屠杀中，左绍英与刚满周岁的“监狱之花”一同殉难。
游击队员五十多人于9月7日深夜撤离木瓜寨，分散隐蔽。王屏藩到重庆后与党组织接上了关系，后被派到下川东工作。陈伯纯化装成拉船的纤夫躲过敌人的层层封锁，搭船到了重庆，后又去铜梁找到川东临委委员肖泽宽，汇报了金子乡起义经过及王璞牺牲情况，由党组织派去川南继续战斗。刘石泉、秦耀在重庆被捕牺牲。
9月20日，渠县龙潭起义。
渠县龙潭乡位于渠县、大竹之间，地处华蓥山北麓，山高林密，土匪出没。
1947年夏，共产党员杨鉴秋、范硕默先后来到这里，建立农会，发展组织。
1948年7月，王璞派七工委委员杨奚勤来到渠县，向六工委传达联合起义的指示。六工委书记李家庆、委员熊阳、王敏召开会议，决定于中秋节（9月17日）在龙潭山发动起义，然后南下，与广安、岳池等地游击队会师。
原计划17日夜，范硕默化装潜入渠县警察局与地下党员督察长张天锡一道，以给警察局长曾宗操“祝寿”为名，把几个警察队长灌醉，缴了敌人的枪，里应外合，迎接达县、三汇的起义队伍入城。不料这两支队伍未按时到达而使计划落空。
达县彭立人的队伍因敌人闻讯跟踪，好不容易才甩掉尾巴，到达龙潭已是20日上午了。
20日夜，各地参加起义的队伍到齐，进行重新编队，共编为三个中队，两个独立分队。龙潭中队二百多人，范硕默负责，临巴、土溪、卷洞合编为一个中队，一百多人，罗仁鉴、李建章负责，三汇中队一百多人，刘照钦、徐嗣镛负责，达县彭立人带领的三十多人及文星槽邵君儒带领的七十多人各编成独立分队。“西南民主联军川东纵队第六支队”司令员李家庆，政委范硕默，参谋长何尚，政治部主任任时雄。
当天夜里，大竹清河场“联防大队”一百多人，尾随三汇起义队伍上山来袭。司令部决定乘敌人立足未稳，主动出击。当即兵分三路，包围敌人。天将黎明时一声枪响，战士们的步枪、火药枪一齐怒吼，谁知狡猾的敌人早已转移到对面山上，这时，大竹保安团与重庆内二警、渠县警察中队也闻讯赶来，游击队反被包围。李家庆决定分路突围，转移下山。突然，滂沱大雨自天而降，正是突围的有利时机，大多数战士在熟悉道路的本地农民带领下从敌人包围间隙突围出来。
李家庆、范硕默转移到重庆，向上级汇报了龙潭起义受挫的情况。10月，熊阳化装潜入营山天池乡，向王敏及营山特支的同志传达了不再搞大规模武装起义，转入分散隐蔽的斗争的指示。但由于营山地下武装工作过于暴露，被敌人察觉，骆市、新店、天池等乡党组织先后遭破坏。1948年底，王敏被逮捕，关押于重庆渣滓洞，1949年11月14日牺牲于电台岚垭。
从1948年初奉大巫起义到8月下川东七县联合大起义，起义高潮过去了，川东地下党组织几乎都已经暴露，开展大规模的起义已不太可能。但斗争仍没有停止，原来的大队伍缩小成一些短小精干的武工队，在群众掩护下，仍继续战斗在华蓥山上，神出鬼没，偷袭敌人，主要有陈尧楷、徐相应等带领的大竹武工队，广安观阁、桂花场、邻水千丘塝一带由王群、向杰栋、胡正兴等领导的广（安）、邻（水）山区武工队，广安天池乡和邻水观音乡等地由张蜀俊、袁念之领导的武工队。
上下川东的武装起义大大地震慑了敌人，据上海《观察》1948年第5卷9期“华蓥山之战”中说：
华蓥山的共军据闻在二万至三万人间，枪支缺乏，但相当精良……两月来，华蓥山区共军已被击溃是事实。但这不是政府方面所向望的，他们要的是“聚歼”，而不是流窜。如今共军的流窜在安定的四川是一个威胁，在军力薄弱的四川也是一项严重的负担，所以地方政府于九月下旬又开始一个大的清剿，清剿山区以北如渠县等地起事响应的土匪。总指挥官员是专员雷清尘。……华蓥山之战一发生，四川地方政府与重庆绥署才着了慌，才认识了共军侵川的严重性，……既醒后的地方政府，现正尽力加强清剿及其他防御措施。……四川省政府计划中的扩充军队有两方面。一是正规军的扩充，计划增加保安队三至六团。一是组训地方武力，王陵基在各县民众组训副总队长训练班上称，将组训民众武力一千万人。重庆绥署也表示要请中央允准在川建军三师。于是，另一积极的工作，就是搜购军粮，除储备待用外，还要大量运出川，因之刺激米价大涨，还是苦了老百姓。
其实当时华蓥山的游击队不过两三千人，报道中却认为有“二万至三万人”，可见游击队对敌人的打击是多么大，敌人调集了百倍于我的兵力围剿。
1948年12月30日重庆《新蜀报》报道“王陵基发表谈话：带回四项勇敢决策，川增六保安团治安无虞，清匪防匪剿匪当前要务”：
……关于本省自卫问题，本人曾面谒总统请求，已获面准，增列六保安团之编制与经费，连原有八团及已增编二团，本省将有十六个保安团之兵力……总统已允修理十万支步枪，发交使用，其余则尽量征用民枪，由各县县长、参会议长、副总队长，保证日后归还，如藏匿不报，则予没收充公……至1949年5月，正当国民党节节败退时，罗广文又纠集地方武装在华蓥山大搞梳篦清乡。挨家挨户清查户口，发给“身份证”，凡是无证件的，立即拘留审讯，实行“十户连坐法”，哪一户发现“奸党”，其余几户都以“知情不报”治罪。参加过广安观阁起义的郭兆银是广兴乡人，敌人勒令广兴乡保长梁惠光，甲长张前民交人，张前民交不出人被迫自杀，梁惠光只好假称郭兆银已自杀，叫郭的家属披麻戴孝，痛哭流涕，以图蒙混过去。不久，敌人发现郭兆银还活着，竟将梁惠光杀害。
罗广文部仅在广安清乡三个月，小小的广安县就有上千的人被关押拷打，被杀害的人无法统计。仅桂花场就被枪杀28人，与桂花场隔邻的邻水千丘，几天内就枪毙了十九人。
敌人还在靠近山边的大小路遍布岗哨，对过往行人进行盘查，强迫住在山上的农民全部搬下山来，企图割断游击队与农民的联系。实行“踩山”，强迫当地农民手牵手走在前面，乡、保丁随后，罗广文部队牵着警犬督阵，对无法近身的刺丛和悬崖，就用机枪密集扫射，从山脚到山顶，实行“地毯式”搜索。
抓不到共产党员游击队员，就把家属抓起来强迫交人。陈尧楷一家祖孙四代，徐永培、徐相应的亲属，江山霖的母亲、妻子等，被关在大竹，邻水的乡公所，日夜折磨，强迫他们交出自己的亲人。
6月25日，广安、邻水山区游击队长向道合等住在农民向杰明家，敌人前往搜捕，扑了个空，便将向道合怀孕的妻子舒万珍押到山上寻找，边走边喊，还用枪托打，折磨一天不见踪影，晚上又将舒万珍押到观阁镇公所吊打，舒惨叫连连，几次昏死。
让我们看看《四川省第十区保安司令部辖区清剿计划》中对华蓥山地区怎样实施围剿的：
……
（三）……本部即会同国军242师发动本区内大规模之清剿，即对全区施行严密封锁……
（四）清剿地区-大竹、梁山、垫江、长寿、邻水、广安、渠县七县，并以东山、中山、西山为清剿目标。
（五）……
（4）乡、保、甲长得到部队入境通知，应将户籍册持往，协助严密清查户口，取具连保连坐切结；（5）清剿期间，乡公会职员及警察、派出所应全体出动。组织民哨，指挥各保之侦探队，侦察匪情，报告清剿部队。
……
（七）清剿区内民哨布置：
（1）各县县长、自卫副总队长、各乡镇长，大队附对清剿区内应详密设置民哨，冻结境内，使匪徒不致流窜，无法逃遁；（2）清剿区内应予特别戒严：昼间-应严密盘查行人，检查车辆，检查身份证，如有可疑之人，应立即扣留送清剿部队；夜间-应停止交通，断绝行人；（3）凡民哨均应携带号筒、警梆或警锣，如发现匪类抑或逃逸时，应吹号筒鸣梆鸣锣，附近之居民同时鸣警传递。
……
（丁）参加兵力……
（八）各县警察所、派出所、常备自卫队及联防队应就附图所规定之位置，一面封锁堵截，防匪流窜，一面就近搜剿。
（九）拟请国军两个团、保安二团一个营、第十保警大队三个中队为清剿主力部队，分别担任辖区内三山两槽之全面清剿任务。
……
（庚）奖惩……
（十七）凡匪入境，乡、保、甲人员及匪住地人民应飞报清剿部队或县府，知事而未报，经清剿部队查出，则以通匪窝匪论罪。
（十八）清剿时，匪如从某县封锁地区逃跑，则以通匪、纵匪论罪。
……
这是一份十分详尽、十分周密，散发着浓烈血腥味的屠杀计划，但是华蓥山人民顶着“通匪”的罪名，给游击队提供帮助，有的甚至献出了生命。
“双枪王”陈尧楷一直是敌人悬赏捉拿的要犯，1949年5月14日，陈尧楷等潜到“姊妹会”骨干张碧华家刚刚睡下，敌人就尾随而来。张碧华立即用身体堵住大门，叫陈尧楷赶紧由后门走，敌人撞开大门后，张碧华又将敌人死死扭住，为陈尧楷等赢得了时间。张碧华却被抓走，刑场上，她破口大骂，紧紧扭住敌人厮打，最后英勇牺牲。
学生出身的女共产党员刘迦虎南大起义后掉了队，当地一位老大娘把她拉到屋里，给她穿上农家姑娘的衣服，脸上抹上一层泥，敌人追来时，老大娘说刘迦是她女儿，瞒过了敌人。
1948年5月，王敏与爱人周南若到营山发展组织，周南若即将分娩，因他夫妇俩都是外地人，没有社会职业作掩护，生孩子成了个难题，经民主人士李子麟掩护在营山卫生院秘密地生下了孩子。后来王敏夫妇都要下乡搞武装斗争，李子麟又想办法托了黄渡乡参议员王守怀收养了这个孩子，王守怀还送了一支左轮枪给王敏作护身之用。
渠县龙潭起义后，周南若被捕关在营山县政府，周即对看守做策反工作，看守故意把牢门门扣弄松，周趁机逃出，跑到与李子麟相邻的彭家栈房躲起来，敌人发现周逃跑后全城戒严，栈房老板十分害怕受牵连，李子麟就去给他做工作，叫他沉住气，三天后解严，李子麟又把自己的长衫、礼帽送给周南若，趁天黑将周女扮男装护送出城。
合川金子乡陈伯纯的统战对象王绍禾，在起义后曾被捕过三次，他其实对游击队的活动很了解，却没有暴露，后通过关系放出来，在重庆见到游击队转移过去的人，还递眼色叫不要与他打招呼。
1948年秋，广安观阁起义失利后，邓小平同志的母亲夏伯根、妹妹邓先芙、邓先蓉冒着极大风险将龙天翰、肖幼芳等十余位游击队员藏在家里一个多月，每天给他们煮饭、洗衣，后来，龙天翰提出要转移，邓先芙又叫人带路，将游击队的枪支藏在稻草捆子里，越过敌人封锁线，顺利送到目的地。
1949年秋，年过六旬的农民冯永德因掩护赵唯而被捕，敌人把他押到乡公所，严刑拷打，以死威胁，冯老汉宁死不屈，穷凶极恶的敌人只好把他杀害了。牺牲前，冯老汉对前来探监的儿子、儿媳说：“我死而无怨，我死后，你赵叔（赵唯）他们的人来了，哪怕再没得吃的，也要给他们找吃的。你们这样做才是我的好儿子、好儿媳，一定要记住啊，不然我死也不安心。”他的儿子、儿媳潸然泪下，频频点头记住了父亲的遗嘱。
在川东地下党最困难的时期，一位从华蓥山转移出来的同志刚到重庆便发现已被人跟踪，危急之中，下意识地奔往自己心中最安全的红岩农场，躲过了一劫。
南方局虽然已经撤走，但红岩在川东地下党员心中仍然是指路的明灯，外地来重庆的同志，没处落脚或遇到危急情况，仍会来到红岩要求给予帮助。
邓照明主动承担起清理组织和寻找上级组织的工作，并在思考中写下了总结，客观分析了形势，认为“领导干部策略思想上有左的倾向”
在1948年4月的破坏以后，川东临委同志已陆续离开重庆。重庆市、上川东、下川东干部受到重大损失。1948年8月，整个川东地下党组织，除了川南肖泽宽领导的一片外，原来的领导机关实际上都解体了，而重庆市、上下川东所属的保留下来的组织关系都由邓照明联系，此时邓照明也已失去了与上级的联系。邓照明、肖泽宽等同志在失去上级领导的情况下，立即主动清理组织，地下党的各级负责人也都积极地清理自己所属组织，寻找上级关系，并陆续与邓、肖取得联系。各地的组织、党员、进步群众都先后到重庆找关系。邓照明以重庆为中心开展活动，一批干部撤回到重庆，分散住在市内同志和进步群众家里。随后，又有一些同志通过各种关系纷纷找到邓照明接关系。
1948年9月，邓照明辗转去到上海，打算找钱瑛同志汇报川东遭受破坏的情况，邓照明并不知道，当时钱瑛同志已转移到香港，对于这一段曲折找党的经历，邓照明在《解放战争时期在川东地下斗争的简要回顾》中写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