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批为1948年4月到6月,军统特务以侦破重庆地下市委机关报《挺进报》为契机,逮捕了中共重庆地下市委书记刘国定、副书记冉益智,二人随即叛变,上下川东党的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后被捕的一百多人。其中有中共重庆市委委员负责工运的许建业、重庆市委妇委书记胡其芬、中共沙磁区学运特支书记刘国、中共重庆地下市委机关报《挺进报》代理特支书记陈然、中共重庆北区工委委员王朴、湖北宜昌特支书记负责军运的陶敬之、中共万县县委书记雷震、副书记李青林(女)、下川东地委委员杨虞裳、下川东地委委员唐虚谷、张静芳夫妇、负责重庆和下川东联络工作的女共产党员江竹筠、开县县委委员荣世正等。
第六批为1948年川东地区三次武装起义失利后被捕、被俘的游击队员、武工队员约80人。如上川东第一工委委员陈以文、上川东第八工委委员蒋可然、上川东第四工委委员、第七工委副书记刘石泉、虎南区区委委员李大荣、岳池县妇女特支书记邓惠中和她的儿子邓诚、川东临委书记王璞的妻子左绍英。
第七批为川北遂宁横山区区委书记袁儒杰被捕叛变后,牵连被捕的10余人。
第八批为1949年元旦之后,受刘、冉叛变影响,特务去成都抓来的中共川康特委书记蒲华辅一家四口,以及川康特委委员华健、中共重庆北区工委书记齐亮和妻子马秀英等10余人。
第九批为徐远举利用内线特务,破坏民革川东、川康组织后,于1949年8月在重庆逮捕的民革川东分会领导人黎又霖、周均时等,在成都逮捕的民革川康分会领导人周从化、李宗煌等10余人。
另外还有因其他各种原因被捕的人员数十人。
军统在全国设立了许多秘密监狱、看守所,军统局迁到重庆后,这些监狱和看守所就相对集中分布在重庆和贵州一带。在军统局内部,称这些监狱为“学校”,并根据它们的规模和关押人员案情的性质,又分为“小学”、“中学”、“大学”。
“小学”为设在重庆望龙门两湖会馆的望龙门看守所。这里关押的人犯,大多属案情较轻或尚在侦讯阶段的,一般关押时间较短,囚禁一段时间后,根据情况,有的释放,有的转押到白公馆和渣滓洞关押,即“升中学”。案情重大,或案情复杂无法定案者,则要送到贵州息烽,即所谓的“升大学”。息烽监狱撤销后,白公馆取而代之成为“大学”。
白公馆和渣滓洞在不同时期分别隶属于不同的部门管辖。徐远举在解放后的交代材料中称:“白公馆有关人事纠纷与经费困难,第二处在可能范围内帮助解决,第二处破坏革命组织案件送给该所寄禁,审讯与处理由二处直接负责。”
而渣滓洞在1947年以前与白公馆一样隶属军统局(1946年改为保密局),在1947年12月以后则隶属于重庆行辕二处,为行辕第二看守所(第一看守所在原巴县衙门,属军法处,关押军事犯),主要关押政治犯。
抗战时期的渣滓洞看守所(1943-1946年),其实是白公馆看守所迁往新址后的异名。它的组织、人事、“人犯”来源同在白公馆时基本一致。所长变迁情况:从1943年至1945年10月,由侯子川任所长;1945年10月至1946年春,丁义质继任所长;1946年春,丁义质调湖北,张少云继任所长。同年7月,贵州息烽监狱、重庆望龙门看守所撤销,很多革命者被枪杀,大部分军统违纪分子被开释,其余的则和渣滓洞合并,成立保密局重庆白公馆看守所,1947年4月,所押人员全部迁回白公馆,渣滓洞也一度闲置。
渣滓洞的再度开张不能不谈到1947年的“六一”大逮捕。1946年6月,国民党撕毁停战协议和政协决议,向中原解放区发动进攻。1947年2月查封在重庆的《新华日报》,国共和谈彻底破裂,国共内战全面爆发。5月,反饥饿反内战运动在全国兴起。5月4日,上海各学校学生举行反内战、反对物价高涨与官僚资本投机操纵的游行示威,并迅速扩展到北平、青岛等地。5月20日,京沪苏杭地区16所专科以上学校5000余名爱国学生,冲破军警阻拦,在南京举行“抢救教育危机”联合大游行。学生们高呼“反饥饿”、“反内战”的口号向国民参政会请愿。同一天,北平学生举行反饥饿反内战大游行。上海、天津、重庆、福州、桂林、济南、长沙、昆明等地的爱国学生也通过罢课、游行等方式参加斗争。全国各地学生积极响应华北学生倡议,决定在6月2日举行“反内战日”总罢课游行。国民党当局在得知这一消息后,决定抢在“反内战日”总罢课游行之前,即6月1日统一行动,取缔一切爱国民主活动,并出动大批军警宪特,对全国新闻、教育、文化、出版、工商等各界进步人士及学生骨干展开大规模的逮捕,这就是“六一”大逮捕。“六一”大逮捕为全国性统一行动,据事后报纸公布,青岛逮捕152人,郑州捕百余人,成都68人,贵阳、广州各若干人,武汉9人,有3名大学生在这次行动中被枪杀。重庆被捕人数达260多人,居全国之首,被捕人员大多关在罗家湾原军统局本部“漱庐”,少数关在警备部和广播电台。国民党的暴力政策激起了更多人的反抗,重庆大学、女师学院成立了“六一事件后援会”。6月9日,在地下党支持下,成立了全市“大中学校六一事件后援会”,又由地下党员陶敬之等发起组织“社会各界后援会”,各阶层展开了大规模的营救活动。参加这次抓捕行动的有重庆行辕、重庆市警察局、重庆警备司令部、保密局重庆站、中统局西南特区等单位。反动当局原以为凭此,可以把地下党组织一网打尽,不料却适得其反,激起的是更大的民怨。迫于各界的压力,不得不开释部分人员。截至7月,绝大多数已获释放,但在“漱庐”仍有20余人被认为是嫌疑重大,问题复杂,既不能轻易放掉,又不便移交地方法院处理,只好暂时关押在警备司令部稽查处看守所。
眼看漱庐看守所即将结束,各单位工作人员也纷纷撤走,这批决定长期监禁的“要犯”,究竟由谁接手?在捕人的时候,各特务机关以为邀功请赏的时候到了,于是纷纷出动,没想到到头来此事倒成了烫手的山芋,于是几个特务机关相互推诿。扯皮了将近半年,行辕二处处长徐远举从南京高级情报训练班回来,行辕会报终于通过警备司令孙元良的建议,命令徐远举接管。根据当时全国各地集中营都设“感训队”,办“青年训练班”等情况,决定:按国防部下达的“俘虏感训办法”,将这批人编为“感训队”,送往渣滓洞监押看管,对外挂“爱国青年感训大队”招牌。指派李磊为队长,徐贵林为管理组长,以蒋介石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为准绳,感召他们成为“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12月15日,仲秋元、唐弘仁、李康、舒年、阳明、龙圣夫、张真民、张怒涛、罗克汀、李文钊、王颖冰、张永昌、周特生、屈楚、杨翱、陈诗伯、蓝又耕、黄三川、易仲康、张现华等20余人,连同早已关押在此的民生机器厂工会理事张国雄、猪鬃工会理事程仿尧、劳协会员汪进仪、傅立志等,全数由石灰市看守所移禁重开的渣滓洞看守所,成为渣滓洞重新“开张”后接收的首批人员。
于是,1947年12月,渣滓洞作为重庆行辕(后改为西南长官公署)第二看守所又旧店新开,再次关押“政治犯”。
有许多人一直把渣滓洞和白公馆都认为是军统局直属看守所,或者是当做是“中美合作所”的监狱,大概缘于以下几个原因:
1.渣滓洞、白公馆同在军统乡下办事处和“中美合作所”的地理范围内,相距不过两公里;2.“中美合作所”结束后,成立了“造时场公产管理组”,处理中美所遗留的物品,其中一部分物品用于渣滓洞、白公馆,所以在渣滓洞、白公馆的部分用品上留有中美所痕迹,使人误以为渣滓洞、白公馆为中美所监狱;3.白公馆、渣滓洞在开办早期同属军统;4.后期,两处都是用来关押政治犯的人间魔窟;5.作为主管渣滓洞的重庆行辕二处处长徐远举,以后既是西南长官公署二处处长又是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而白公馆也曾一度由西南特区监管;6.在1949年11月27日,两处关押的革命者同时被敌人屠杀,而屠杀是由保密局长毛人凤下令,徐远举具体负责执行的;7.1947年12月以后,白公馆和渣滓洞虽分属保密局和二处,但在关押政治犯时有互相寄押的情况,比如罗广斌等属于二处寄押于白公馆,容易让人产生两处同属一个部门管辖的误解。
渣滓洞看守所分内外两院,外院是特务办公室、刑讯室和后来的医务室,外院的墙上涂有专供特务看的训词:“长官看不到、想不到、听不到、做不到的,我们要替长官看到、想到、听到、做到。”“命令重于泰山,工作岗位就是家庭。”还有《中国国民党党员守则》,一共十二条:“一、忠勇为爱国之本;二、孝顺为齐家之本;三、仁爱为接物之本;四、信义为立业之本;五、和平为处世之本;六、礼节为治事之本;七、服从为负责之本;八、勤俭为服务之本;九、整洁为强身之本;十、助人为快乐之本;十一、学问为济世之本;十二、有恒为成功之本。”
内院由牢房和放风坝组成,放风坝西侧有三间平房,其中一间为看守人员办公室,另两间为女牢,1949年上半年前,女牢门面向放风坝开,从下半年起,国民党在战场上连连失利,局势紧张,为防止男女牢串通消息,将原牢门堵死,改向特务外院开门。
循放风坝拾级而上,为一幢木结构的两层楼房,是为男牢,楼上编为“和”字一至八号,楼下为“平”字一至八号,共十六间。曾有一段时间,“平”字一至四号为“优待室”,这是特务故意玩弄的花招,是企图分化革命者团结的阴谋。所谓“优待”,不过是早上六点开锁,至下午五点前不锁房门,放风、上厕所不受时间限制而已。为了瓦解革命者的斗志,所方还在放风坝围墙上写有“劝降”的标语:
“政府痛惜你们背道而去,极望你们转头归来。”
“迷津无边,回头是岸;宁静忍耐,毋怨毋尤!”
“青春一去不复还,细细想想;认明此时与此地,切莫执迷。”并配有“回头是岸”壁画。
渣滓洞后期,大批的政治犯被关进监狱,关押最多时达三百多人。因为人太多,容纳不下,有近三十人寄押于保密局白公馆看守所。狱中生活,糟糕透顶,二十几个人挤在一间牢房的地板上睡觉,一个紧挨一个,像罐头中的凤尾鱼一样,左右两排人一齐侧身卧下,脚对脚交叉起来,才摆得下身体,虱子更是肆虐逞凶。难友们编了一首顺口溜,道出了狱中苦难的生活:“吃的是三多饭(砂多稗子多老鼠屎多),睡的是一脚半;住的笼笼屋,穿的叉叉服(衣服上有墨画的叉)。”关押于渣滓洞最后在大屠杀中殉难的诗人蔡梦慰烈士在他的《黑牢诗篇》中对狱中恶劣环境的描绘真是入木三分:
手掌般大的一块地坝,箩筛般大的一块天,二百多个不屈服的人,锢禁在这高墙的小圈里面,一把将军锁,把世界分隔为两边。
空气呵,日光呵,水呵……成为有限度的给予。
人,被当作牲畜,长年的关在阴湿的小屋里。
长着脚呀,眼前却没有路。
关押在这里的人,有些经过狱外各方营救而获释,如1949年春,在地下党的组织下,由民盟出面,一次营救出21人,主要是1947年“六一”大逮捕中被捕的;通过被策反的狱中医官刘石人开病情证明获释或保外就医的就达30多人,其余大部分殉难于“11·27”大屠杀中。
“斜风细雨又黄昏,危楼枯坐待天明”,这是对手无寸铁,失却自由的革命者的狱中生活的写照。其实,对于这些革命者来说,危楼只能束缚住他们的手脚,却禁锢不了他们渴望解放、乐观向上的豪迈情怀。“独夫梦想成秦霸,壮士从容作楚囚;一片歌声存正气,乐观革命何须愁。”他们利用有限的条件,同狱方进行了各种各样的斗争,演绎出一个个惊心动魄的故事。
1948年3月的一天,国民党国民政府主席重庆行辕二处的审讯室里,侦防科课长陆坚如领着一帮五大三粗的打手,正在拷问一个叫盛超群的青年。据报,盛超群是中共云阳县地下党的县委书记。当时,二处少将处长徐远举正为重庆地下党刊物《挺进报》一案忙得不可开交,忽听万县的特务机关报告抓获共产党要犯盛超群,欣喜若狂,即派得力干将赴万县将盛超群押解来渝。
可是,经过二天的酷刑,盛超群却什么也不承认,徐远举命令陆坚如加重刑罚。
到第三天,盛超群终于受刑不过,承认了自己是云阳县地下党负责人,准备不久要搞更大的武装暴动,成立边区政府并且供出了地下党组织、暴动计划及活动情况,还写出了一份地下党组织的名单。
徐远举接到名单一看,吃惊不小。原来名单上的人物全是云阳县的头面人物:警察局长周璞、督察长高倚明、北乡联防办事处主任唐绍尧、国民党县党部执行委员杨发乙和周世禄、县参议员兼县报编辑主任殴明高、县府财政科长薛迪之等12人。
事不宜迟。徐远举立即派保密局重庆站副站长吕世琨、二处渝组组长雷天元率特务,携轻重武器,乘专轮星夜赶赴万县,会同万县专署专员李鸿焘一起行动。李鸿焘见自己的辖区内出了这样大问题,吓得汗流浃背,心惊胆战,立即率领两个保安大队,与二处的特务一道,专轮赶到云阳,将云阳县政府机关团团包围,准进不准出,按图索骥,将盛超群名单上的12人一网打尽,全部押往万县专署连夜审讯。审讯进行了一个多月,却一无所获,无奈,只好将12人押往重庆,关进渣滓洞,由徐远举亲自审讯,审讯的结果更令徐远举震惊。
解放后,徐远举在战犯管理所回忆起这段案情:
对《挺进报》的侦捕网撒开以后,各地特务为了邀功,纷纷密报发现地下党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