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锺书对张爱玲的看法又如何？我们可以参考安迪的文章。安迪去访问钱锺书时，问他对一些作家的看法，谈到了张爱玲，钱对她评价不高。但是1979年钱锺书访美时，明明对学者水晶讲过：“She is very good，她非常非常好。”为何对安迪又是另一套口吻呢？安迪当时也立刻质疑，钱锺书说他回答水晶的提问时的确曾夸过张爱玲，原因是“不过是应酬，那人（指水晶）是捧张爱玲的”。
我家里有幅钱锺书与水晶合影的照片，相片中水晶抓住钱的手不放。水晶随后将这照片寄给张爱玲，她又寄给了我父亲，并加上寥寥数语：“钱锺书出国好像没经过香港？水晶跟他合拍照片，寄了一张给我，比报上的清楚，真不见老，转寄给你们，不用还我了。”
父亲凑巧是钱锺书和张爱玲的共同朋友，他给钱锺书写信，有时不免提到张爱玲；写信给张爱玲时，自然也会提及钱锺书。有一次父亲跟张爱玲谈及卞之琳-写给张爱玲的信中指名道姓，但他和钱锺书通信时多数只戏称他为“鱼目诗人”，先批评他国语坏，英文满口南音，跟外界情形完全隔膜，所以访美和来港时做的演讲都反应极差。信中说：“他对夏志清大献殷勤，因为如志清不帮忙，他未必出得成。钱锺书云：他对志清publicly excommunicate，privately communicate.（请不要告诉别人。）钱非常看不起他。”
我查看钱的原信，果然有此一段：“志清亦已半年无只字；《围城》重印前言已被《文汇报》月刊索去先发表，文中坦白致谢志清，稍不同于卞某之流public excommunication，private communication。自信尚算得有骨力者。”所谓“public excommunication，private communication”，字面义即“当众逐出教会，私下保持联络”，是钱氏文字游戏。
1979年，我父亲写信给张爱玲，提及钱锺书访美情况：“钱抢尽镜头……出口成章，咬音正确，把洋人都吓坏了。大家对他无不佩服得五体投地……所以志清、水晶都各写长文大捧。我起先有点担心，怕为钱惹祸，但钱如此出风头，即使有人怀恨，也不敢对他如何，何况钱表面上词锋犀利，内心颇工算计，颇知自保之道。”
我父亲和张爱玲都研究《红楼梦》，杨绛也曾经写过有关《红楼梦》的论文，所以他们之间的通信也很自然地聊起“红学”。钱锺书在1980年2月2日给父亲写了一封信：“兄治红学之造诣，我亦稍有管窥，兄之精思妙悟，touch nothing that you don‘t adorn（触手生辉）……弟尝曰：近日考据者治《红楼梦》乃’红楼‘梦呓，理论家言Red Chamber Dream （红楼梦）乃Red Square Nightmare （红场梦魇）。此可为知者道，难与俗人言。”
何谓“红场梦魇”呢？这应该是嘲笑某些人将西方文艺理论硬套在《红楼梦》之上。钱锺书在后来一封信上曾说：“国内讲文艺理论者，既乏直接欣赏，又无理论知识，死啃第四五手之苏联教条，搬弄似懂非懂之概念名词，不足与辩，亦不可理喻也。”
之后父亲便回信说：“锺书先生所言红楼梦魇和呓，足以令人深省。手抄本各本一字一句，此异彼同，争来争去，必无结果，所以有人研究版本，我就建议用红楼梦魇为书名，可见所见略同，不过先生是英雄，下走则为狗熊耳。”
父亲说的“有人”，自然是张爱玲了。她的《红楼梦魇》在1977年出版，自序说：“这是八九年前的事了。我寄了些考据《红楼梦》的大纲给宋淇看，有些内容看上去很奇特。宋淇戏称为Nightmare in the Red Chamber（红楼梦魇）。”父亲为什么不指名道姓，而只隐晦地说“有人”呢？他大概是猜到钱锺书看不起这类琐屑的考据，便无谓提及自己另一个好友的名字了。这亦看到父亲的世故。
果然不出所料，钱锺书下一封信便对这类考证者冷嘲热讽：“《管锥编》第三册1097-8页即隐为曹雪芹诗而发（拙著中此类’微言‘不少）；illiterate knaves conspiring with learned fools，又不仅曹诗而已。此间红学家有为’红学梦呓‘者，有为’红楼梦魇‘者，更有为’红楼梦遗‘（nocturnal emission）者，有识者所以’better dead than Red‘。一笑。”
这里的“illiterate knaves conspiring with learned fools”，在《管锥编》有一句相对应的文言，即“不读书之黠子作伪，而多读书之痴汉为圆谎焉”。至于“better dead than Red”（宁死不红）是美国流行语，dead与red押韵，意思是美国当时有人反共，美国人说宁愿死，都不加入共产党。故钱锺书引用此语，说宁愿死都不去研究《红楼梦》。
我看过《管锥编》那两页，表面是评论“关羽张飞能画”之说穿凿附会，但主旨不外乎说“稍解文词风格者到眼即辨，无俟考据”，又嘲弄那些拘泥于年月考据的学者为“闻乐之鸟兽”。如此说来，研究版本考据的张爱玲在钱锺书眼中又算不算“鸟兽”呢？钱锺书当然不会向父亲明言，他只会叫父亲看《管锥编》，信中即使提到“红楼梦魇”也可以当成俏皮话，究竟是泛指一般版本学者，抑或实指张爱玲呢，一切就全凭读信者想象了。我觉得这类文字游戏很精彩-怎么可以当着一个朋友面，似有还无地嘲弄他另一个朋友呢？也许钱锺书在这里做了一次完美的示范。
事隔一年，父亲在1981年5月22日致函钱锺书时，终于直接提到张爱玲：“读《红楼梦》者必须是解人，余英时其一，张爱玲其一，杨绛其一，俞平伯有时不免困于俗见，可算半个，其余都是杂学，外学。”
父亲认为《红楼梦》的解人，数来数去就只有三个半，他这次把杨绛和张爱玲并列，又是否会招来钱锺书责难呢？杨绛又会否跟我父亲说“你怎么把我和张爱玲放在一起捧啊”？结果没什么戏剧性，也是意料之内。钱锺书的回信只若无其事地讲别的话题，对于父亲的红学界“煮酒论英雄”，他则只字未评。
究竟钱锺书和杨绛是否真如网络传闻中那么瞧不起张爱玲呢？你不可能在父亲和他们的通信中找到真凭实据，充其量也不过是一些蛛丝马迹而已。但我家中有一本书，大概很少有人知道，那本书叫《浪漫都市物语：上海、香港’40s》，1991年出版，是一部日文的现代中国文学选集，而合著者正是张爱玲和杨绛两人。杨绛当年一定是同意这安排的。换言之，如果杨绛真说过张爱玲“下三滥，她的东西我从来不看，恶心死了”这种话，那么要她跟张的作品辑成一书，这又让她情何以堪呢？
月旦文坛学界人物
父亲和钱锺书每谈到不甚喜欢的人时，都会给那人起一个诨号，例如鱼目诗人、打手心或花岂洁等。但钱锺书也不是逢人便骂的，有些老友和后辈，他私下也曾大加赞赏。当然，有几分只是出于客气，具体情况那就不得而知了。
例如柯灵，张爱玲曾在《小团圆》中影射他在公交车上对自己性骚扰，但在钱锺书眼中他却是另一种人。1981年，钱给我父亲写信说：“贵校于本月下旬将举行‘抗战时期文学讨论会’，老友柯灵君亦在邀请之列，人极诚笃敦厚，水深火热，从未出卖任何人（渠主编《万象》《周报》，认识人多极），与愚夫妇多年交好，亦怒庵（傅雷）至交（怒庵在《万象》上曾发表文章），久闻尊翁春舫先生及兄大名，弟特乐为介绍。”
字下有线的内容在信中都是钱锺书自己逐字打圈的，作为强调。可见他确实视柯灵为好友，否则绝不会这样做。
钱锺书对一些后辈的态度远较对他的同辈温和。他评余英时是这样的：“余君英时之中国学问，博而兼雅，去年所晤海外学人，当推魁首，国内亦无伦比，颇有书札往来。”评黄国彬：“国彬先生撰著，弟曾读过，极佩才识，论拙著文，语多溢美，弟读之惭惶，亦老朽而未丧廉耻之心，尚知惭愧也。”
父亲曾寄刘殿爵译的《论语》给钱锺书，那时父亲在信中说了一件逸事：“刘殿爵到英国，发现在港大所学之英文完全错误，第一件事就是将之unlearn（丢掉），然后从头学起。酷爱读字典，每新出一种字典，必从A阅到Z，其英文用字之精确，修改英国学生之习作令他们大惊失色。”最后更说：“此人为学者中之隐侠，不可轻视。”仿佛在写武侠小说。
钱锺书回信时评刘殿爵：“刘先生译《论语》，已快读其序文一过，真深思卓识之通人，岂仅移译高手而已！书前介绍未言其生年，想极四十许人；才不可及，年更不可及也！”
有一次，是1982年，他们讨论起学界接班人的问题。父亲是爱才之人，在信中便表扬了几位后起之秀，也语重心长地评论了学界大势：“中国年轻学者中尚一时无人可以接承志清和英时两兄之成就。所谓接班人不是不用功，不是没有才能，但时代不同，背景不同，所受训练亦不同，欲发扬光大前贤之业绩则为另一回事。余国藩有神学与比较文学之根柢，通希腊、拉丁古典文艺，且具旧学渊源，所译《西游记》有时仍需刘殿爵教授审阅。李欧梵最近为芝加哥大学挖去，原随费正清读中国现代史，近改修现代文学；人天分极高，文字亦潇洒，尚有待进一步苦修方可成大器。其余诸子或有一技之长，或徒有虚名，自郐以下，更无论矣。柳存仁兄曾云：寅恪先生之后有谁？默存先生之学现又有谁可获其心传？我们都已愧对前辈，谁知我们以勤补拙得来的一点粗知浅学都难以觅到接棒人。目前流行电脑、传播，文学则唯结构派马首是瞻，趋之若鹜，令人浩叹！”
钱锺书的回复也很发人深省，尤其是说名利也可摧毁人才：“今晨奉长书，循诵数遍，为之慨叹。生才难，而育才成器更难，饥寒挫辱以及富贵名利均为Cyril Connolly3所谓‘Enemies of Promise’也。无以为生，不得世知，固如严霜之杀草；过早享盛名，发大财，亦如烈日之蔫花。窃怪兄历数当世才士，而未道己身，虽君子谦谦，然非当仁不让之旨，固敬代兄屈一指焉。”
这已经是三十年前的对话了，像看《神雕侠侣》最后的华山论剑，当年的张君宝现在也理应变成了张三丰，但他们的接棒人真的出现了吗？学风又是否每况愈下？这些也许都很值得我们深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