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那么多钱锺书的“多声道广播”表演，我不禁好奇：究竟钱氏夫妇平日用什么语言沟通呢？
钮先铭《记钱锺书夫妇》中有一段说：“1936年，我住在巴黎多纳福街的小公寓里，位置在巴黎大学的后方，是学生的聚散地。有一天我刚将走出公寓的门堂，看见一对夫妇也走进来，正用着英语在商量着想租一间公寓。都是东方人的面孔，男的留着一小撮希特拉式的胡子，女的梳的是马桶盖的娃娃头。二十多岁的一对青年，这种打扮，人在法国，而说英语，真是不伦不类！因之引起了我和思进的注意，认为是日本人，我和思进都曾留学过日本。这就是钱锺书和杨季康一对夫妇。从此我们四人就做了好朋友。”
《一代文化大家的高尚情操》（《人民日报》，1998年12月30日）则如此记述：“何青医生说，四年来，杨先生天天带着自己做的便于钱先生食用的饭食到医院探望。钱先生同杨先生在一起时，有时用无锡话交流，有时又在讲英文。杨绛始终陪伴在他身旁，在他的最后时刻，不停地用家乡无锡话在他耳边轻轻祝福着。”
1979年8月19日，我父亲写信给张爱玲说：“（钱锺书）在国内时同太太相约，每星期轮流讲英语、法语、意大利语，以免生疏，所以出口成章，咬音正确，把洋人都吓坏了。”
然而历史学者汤晏在《一代才子钱锺书》中则澄清说：“外界还有类似这样的报导，说钱锺书在家与家人均讲外语，好比说周一讲英语，周二讲法语，周三讲德语及意大利语，余类推。这也是无稽之谈。钱锺书看到了一笑置之。他写信给夏志清说：‘弟法语已生疏，意语不能成句，在家与季康操无锡土话。’”（1979年17日，何月不详）
论学评书
当年我父亲和他的中文大学同事每有疑难，总要求“北京最高法院”钱锺书来一锤定音。1980年3月19日，宋淇致函提问：“现在我们中心有一难题，尚未解决，只好最后向‘活百科全书’请教并作最后判决。辛弃疾《贺新郎》有一句：‘不恨古人吾不见，恨古人不见吾狂耳。’甲解为：‘我不恨见不到古人，我恨古人见不到我狂。’乙解为：‘我不恨古人见不到我，我恨古人见不到我狂。’……得先生一言，所有人均无不服。”
钱“大法官”的判词是：“愚见以甲说为当，然非Sir Oracle1，妄言之而君姑妄听之耳。此种句法，六朝时亦见《洛阳伽蓝记》，拙作《管锥编》第二册698页可参考。”我查一查《管锥编》那页，果然就见到辛弃疾的《贺新郎》，之前还连引三个先例，说明此句意思确是“我不恨见不到古人”，令人无话可说。
因为父亲大半生都与“稀奇古怪的病”纠缠，1981年，我寄了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疾病的隐喻》给父亲，这部书主要是谈疾病的，我想他会欣赏有作者能把疾病跟隐喻挂起钩来。想不到我父亲把此书转寄钱锺书，说：“此书乃小儿寄来，大概是现代年青人喜爱的作家之一，故‘承子命’读之，免得‘代沟’越来越深。”
收到我父亲的信后，钱锺书在1月19日回信说：“Susan Sontag书尚未来，其‘Notes on Camp’，‘Against Interpretation’等文，弟于Partisan Anthology，20th-Century Lit.Crit.：A Reader中读过，矜小聪明，亦不失为可观也。”
“Notes on Camp”即《坎普札记》，“Against Interpretation”即《反对阐释》，都是桑塔格的名作，钱锺书在两部西方文选中早就读过了。事实上，有大量例子证明他一直留意着西方前沿的思潮：20世纪70年代初在干校，钱的桌子和床上都堆满了英、法、德、意文的报纸杂志。（林书武：《与钱锺书在干校的日子》）
读过我父亲寄的这本书后，钱锺书在1981年6月5日回复：“Sontag书极伶俐，然正如其‘Against Interpretation’，偏锋甚锐，而立说未圆。例如tuberculosis（肺结核）诚如所言藉metaphor（隐喻）以逃避惨痛现实；cancer（癌症）则on her own showing（据其所示）似未可相提并论。Tuberculosis：病妇成为19世纪末文学中典型La femme fragile（脆弱女郎）（见《管锥编》753页注5），告兄资谈助，聊补Sontag书所未及云。”
查《管锥编》引文，其实只有一句相关：“欧洲19世纪末诗文中有‘脆弱女郎’一类型，具才与貌而善病短命。”附注是一部德文书：Ariane Thomalia，Die“Femme Fragile”：ein literarischer Frauentypus der Jahrhundertwende，中译可作《脆弱女郎：世纪之交的一个文学女性类型》。
看了上面两个例子，大概知道钱锺书的答问方式，就是无论你问什么，最后他总叫你翻他的《管锥编》。机灵如钱锺书，当然对自己相当自觉，所以早就自嘲一番，有一封信说：“Jean Moréas2晚年闻人谈哲学、神学等一切问题，辄曰：‘何不读吾诗集，吾诗集中亦有之。’（Il y a aussi de l‘ésotérisme dans mes Stances，etc.）弟自笑亦大类此。”按“Il y a aussi de l’ésotérisme dans mes Stances”是法文，意思是：“我的《诗集》中也有些秘传之学。”
钱锺书与宋淇眼中的香港
我家在1949年来香港定居，钱锺书女儿也曾来港一游，至于钱先生本人，其实早在30年代已踏足香港了。那是1938年，陶然《登门，人已去》（见《我们的钱瑗》）中有一段：“她（钱瑗）笑说，好多年前（1938年）她父亲在香港投宿客栈，推门进去，管房的说没房间，钱锺书争辩道：门口明明写‘有房间’嘛！那管房的领他去看，指着那牌子大声说：‘冇房间！’原来，大学者钱锺书也被广东字‘冇’难倒，‘冇’也看成‘有’了。”
自此之后，钱先生就没再踏足香港，也许他真觉得这里“不是学人久居之地”。我父亲虽来港几十年，似乎仍觉得格格不入。1981年，他写信给钱先生说：“《围城》一书新版，此间想不如国内轰动。港人守旧得出奇，至今国语电影观众听不懂，要在片上打中文字幕，真可称为海外奇谈。简体字多数人怕看、拒看，说不定宁愿看盗印本，否则口碑如此之佳，定可成为畅销书。”
同一年，我父亲又写道：“此间乏解人，亦少可谈之人，香港人只能作手谈，谈论学问或笔谈乃强人所难。一笑。”
我不禁想起陈寅恪教授在港大期间，也只觉得“进退维谷”，他在1940年8月28日写信给傅斯年说：“别有一种精神上不愉快之感觉，即无人可谈，无书可读。”也许就是这种原因，即使到了1980年，父亲虽亲笔邀请钱先生到香港中文大学讲学，也被他断然拒绝。钱锺书当时只说：“我若来港，主要是为见兄夫妇一面；上月傅聪来舍晚饭，谈起游港，我亦曰：For me，Stephen is Hong Kong or rather H.K.is S.just as L‘état，c’est moi.”
“L‘état，c’est moi.”是法文，中译一般作“朕即国家”，直译是：“国家，就是我。”相传为路易十四所说，因为他相信他就是国家，所以人民不会搞革命推翻他，没料到给钱锺书一下恶搞了，就变成“香港，即宋悌芬”。父亲居然成为旅游景点，香港特区政府不知道有何感想？
我这里摘引钱锺书先生与我父亲的通信内容，当然只是冰山一角，但已能大致窥见他们的书信本身就是现代中国文学的珍贵史料。有人问我，这些信该如何处理？我暂时还不知道，有可能是把它们全数寄还杨绛先生，也有可能在杨先生的同意下，把它们整理、注释，然后出版--版税当然也全数捐给钱先生设立的奖学金。一切人、事、物都有自己的归宿，我喜欢看见他们团圆，所以既是钱先生的信札，我就觉得要回到杨先生的手里才对。正如我的父母和他们已逝的朋友们，也应该已在彼岸重逢，那里有一个永恒的派对，他们谈笑风生，就像回到六十多年前的上海。
钱锺书、杨绛与张爱玲
我父亲与钱锺书除了谈论学术，有些通信也毫无顾忌地臧否人物，例如谈张爱玲。
2010年，网上流传了一篇据说是杨绛的访问稿，文中那位“杨绛”称张爱玲是下三滥，原话是：“受不了她（张爱玲）。现在社会上把她捧得不得了，有一张她摆姿势的照片，说她是美人。我的外甥女和她是同学，她（外甥女）说张一脸花生米，awkward（怪别扭的），在学校里拼命让人注意她，奇装异服。人都来不及选，汉奸都跟上了。她成天想的都是男女之间的。下三滥。钱锺书跟夏志清说，你怎么把我和张爱玲放在一起捧啊？钱锺书也对我说，我们都说是下三滥。她的东西我从来不看，恶心死了。”
“杨绛”说的“把钱锺书与张爱玲放在一起捧”是指夏志清在他撰写的《中国现代小说史》里以大篇幅写张爱玲。《中国现代小说史》1961年由耶鲁大学出版，此后几十年成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经典。夏志清以非主流的眼光肯定了钱锺书与张爱玲等作家的成就，但这两位作家是我父亲推介的，父亲还将他们的书寄给夏志清。夏志清看了后，对这两个人的评价极高，甚至认为张爱玲的《金锁记》是“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而钱锺书的《围城》则是“中国近代文学中最有趣、最用心经营的小说，可能是最伟大的一部”。
那篇访问稿被转发到张迷论坛，结果引起一场口水战，杨绛首当其冲。后来有人发出声明：“（这篇访问的作者）原是豆瓣网钱锺书小组成员，现在因为精神分裂症已经入住北京安定医院两个多月了。在今天电疗结束后，作为他的至交好友，他特意嘱我一定要在豆瓣网钱锺书小组发表此声明，向所有朋友说明他所写的《2010年4月25日拜见杨绛先生记》完全是他自己依据网上的材料捏造出来的。”当然这段声明也可能是恶搞，但我更愿意相信杨绛不会做出这种人身攻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