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个学会了一点汉语的外国人可以表达自己的思想时，他首先会发现，说汉语是只有中国人才具备的显著天赋，外国人是很难学会的。而且，外国人所说的汉语也是其他人很难听懂的，这是最令外国人感到痛苦和惊讶的事情了。于是，这位外国人会以更大的勤勉来投入到对汉语的学习中去，几年之后，他已经对自己足够自信了，他相信自己可以同别人打交道或是讨论种种课题。当他碰到的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人，尤其是从来没有见过外国人的中国人，当这个外国人第一次开口讲话的时候，他还是会感觉到同样莫名的痛苦和惊讶。显而易见，对方听不懂他在讲什么，也不打算听懂。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对方根本就没有关注他要说的是什么事情，也不会跟着他的思路去思考，只是不停地打断那个外国人的话，并且说道：“你所说的话，我一句也听不懂。”随后，他的脸上似乎还会露出一种带有优越感的微笑，仿佛是在嘲笑一个聋哑人在挣扎着试图发出清晰的声音，他好像在说：“你认为别人能听懂你的话吗？你并不具备讲汉语的天赋，你应该尽量去忍受这个缺陷，拜托别再打扰我们了，你讲的汉语，我们根本就听不懂。”那个外国人不可能永远保持沉默，最后，他终于忍不住向对方发火了，并且问道：“你听不懂我刚才所说的话吗？”对方却回答道：“是的，我听不懂你的话。”
当然，还有其他的原因造成了汉语中的误解。比如说，你把整句话中的字词都听清楚了，但由于忽视了其中的某个细节，想要表达的意思也就不明确了，甚至是使对方不知所云。因此，“在远东生活的外国人”需要提前准备好大一堆的词语用以表达“在这样的条件下”“有条件的”以及“出于某种理解”等的意思。其实，这样的短语，中国人是从来也不会说的，而且他们从来也不需要去运用这些短语，然而，对于外国人来说就全然不同了，他们讲话的时候是需要这些限制性的短语的。另外，在时态的表达方面也同样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中国人常常会忽视它，外国人却会对此小心谨慎。
假如有哪件与人相关的事情在中国是要尽量避免产生误会的，那就是钱了。在中国人看来，外国人的主要作用就是交付商品，假如用将来完成时态表述一位外国人来交付商品，那么，他的商品就会像“军需品” 一样急需了。西方人通常会说：“你将来干完活儿以后，就会得到钱了。”然而，在汉语中是没有将来完成时的，也没有其他任何有关时态的标志。因此，中国人总是会简单地说：“干活，挣钱。”后半句话是植根于他们心中最主要的观念，并不需要“时间关系”。所以，当他给外国人干了一些事情之后，他便迫不及待地想拿到报酬以便养活自己，给人的感觉就好像是假如他没有遇到这个外国差事，就会食不果腹了。在这里我们仍然有必要再次重复一遍那个永恒的警告，那就是在与中国人的交易中一定要避免在钱的价值上产生分歧和误会。谁得到金钱，谁没有得到金钱，在什么时候得到，得到多少，得到的是银子还是铜钱，银子的成色与重量如何，多少个铜钱为一串，这些都是细枝末节，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是不可能有固定的理解和答案的。假如你同建筑商、经纪人或船夫订了某项合同，对方原本是要做一定的事情并履行一定的职责的，然而，由于事先你无法精确知道确切的数目，合同中的说明也就不可能做到周密严谨了。
在中国，害人害己的事情是非常普遍的，并不会引起人们太多的注意。按理说，船夫或车夫应该把租用他们车船的外国人直接送到指定的地方，但是，很多时候他们却会断然拒绝履行这种合同。中国的车夫常常会表现出一种不可理喻的固执，这种固执就如同他那骡子的脾气一般。骡子会跑到某块土地并躺在那里执意要洗泥土澡，这时，车夫会挥舞着手中的鞭子去抽打骡子，虽然他使尽了全身的力气，可还是无济于事，骡子依然无动于衷。看到这样的情景，不禁使我们联想到德·昆西（De Quincy）那尖刻又宽泛的评论：“中国人像骡子一样的固执。”实际上，中国人的固执并不像骡子，因为骡子是不会改变自己的脾气秉性的，大声叫嚷的中国车夫却会作出适当的调整。尽管有外国人曾经警告过某个车夫，说假如他坚持不履行合同的话，就扣掉他全部的酒钱，可车夫仍然会在旅途之中公然对抗。在耗费了半天的工夫才终于到达了目的地之后，那个车夫却又开始为自己进行辩解了，他恳求能够赐予他在路途中曾经蔑视过的恩惠，也就是那份酒钱。如果你在旅行的时候能够与车夫或船夫写下书面合同，无疑是一个明智之举。并且，你千万不要在契约中留下任何可能会造成误解的漏洞。
中国人有一句名言：“事前说明白，过后无争议。”但是，尽管人们在预先的协定中耗尽了才智，误解仍然会频频发生。在中国，金钱是最令外国人感到烦恼的起因了，不管你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到哪一点上，你都无法逃避这个现实。假如你要和中国人打交道，无论对方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学者，还是目不识丁的苦力，在金钱这个问题上，二者相差无几。可以说几乎所有的中国人天生就具有从误解中获取利益的本能。他们觉得自己就像是一月的北风那样被刮进了门缝儿，如同水流渗入到船洞，他们可以毫不费力地去利用误解，就像是古代波斯人学会了拉长弓和说实话两种技能，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也神奇地适应了中国人这种天赋的发展过程。同样，中国人也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察觉到了盎格鲁-撒克逊人会用相同的真诚和公正的天性去对待敌人和朋友。对于中国人而言，这些品质就如同是台塔斯统治下的罗马人对犹太人的感受一样，任何人对此都惊诧不已。不管战事有多么紧张，犹太人都会每隔七天便停止一天的军事行动，这是犹太人所特有的习惯。于是，罗马人利用了这种古怪的癖好。同样的道理，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某些品质对中国人也十分有利。
假如要找到某个例证来证明中国人的误解才能，那么，1860年之前一个世纪的中国外交就是最好的例证了。在随后的年代里，这种才能始终也没有被中国人耗尽。中国的外交史便是一部执意误解又力图解释的历史。认为外国人会信守诺言的最初印象，已经深深地植根于中国人的脑海里了，不管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都不会有所改变。当然，尽管也有个别不遵守规则的例外现象，可对外国人的最初印象还是得以生根发芽了。中国人是极为信赖外国人的，同时也相信外国人做事的公正性，虽然在某些国家或一些人的身上也存在着不同的例子，然而，他们还是坚持着这样的信念。由于有了以上两个既定的观点作为支撑，于是，最顽固的外国人也可以被动摇。我们经常会听到这样的对话：“你的确这样说的，就是这样。”“不，我没有这样说。”“可我认为你是这样说的，我们都是这样理解的。请原谅我们的愚蠢，请付钱，你说过你会给的。”其实，这样的争论在中国人与外国人之间不止发生过成千上万次了，最终的结果是一百次争论中有九十七次是外国人最终付了钱，正像中国人认为的那样，外国人即便是为了表示自己诚实与公正也会付钱的。在另外的三次中，那些人一定会通过其他手段想方设法达到目的，三次之中倒有两次是可以成功的。
这种误解的例子在日常生活中也比比皆是，假如你是一个有经验的观察者，你就可以发现很多这样的例子，其数目之巨足以组成一个军团。举个例子来说，你吩咐一个苦力把院里的荒草拔掉而把开始露芽的珍贵草皮留下，这样一来，透过那些草皮你就可以看到令自己心驰神往的草地了。然而，最终的结果是你的院子变成了一片荒地，因为你那位三心二意的苦力不管三七二十一，把院子里所有的绿色植物都铲除掉了，他还声称自己并不明白你的意思，所以把院子变成了一片安宁之处。你吩咐厨子到远处仅有的一个菜市场上去买一条鲤鱼和一只小鸡，最终，这两样东西他一样也没有带回来，出现在你眼前的是三只壮鹅，他会说这便是你的意思。是的，他也不明白你的意思。你指派一个信差在邮局关门以前，把一包重要的信件送到法国领事馆，可他回来之后却报告说对方拒不收信。仔细盘问之后才弄清楚，原来他把信件送到了比利时领事馆，而这个时候邮局早已关门了。是的，他也不明白你的意思。
笔者的一位朋友也几乎有差不多的经历，恰好说明了可怜的外国人是多么容易误解别人和被别人误解。那位朋友去一家中国银行访问，银行老板与他的关系极为密切。那家银行的附近最近发生了一场毁灭性的火灾，于是，那位外国人便向老板道贺，说庆幸大火没有蔓延到他的银行。这时，对方的脸上立刻现出窘相，然后冲他发火道：“你说的这是什么话？这话非常不恰当。”过了很久，那位外国人才意识到自己的冒失之处，因为他的话暗示了大火一旦蔓延的话就会烧毁银行，而这正是那位银行老板最大的担忧。所以，即便你说这种话时是庆幸的语气，说话的内容也同样是别人忌讳的。有一位外国人在京城看到了一群骆驼，其中还有一只小骆驼，于是，他转过身来对常年受雇于他的车夫说道：“你回家告诉我的孩子出来看看，他还从来没看到过小骆驼呢，这一定会让他感到万分惊奇的。”这时，在两个人之间形成了一段时间的僵持，就好像是终审之前必须要经过一番酝酿才能作出最终的判决一样，接着，那位车夫若有所思地回答说：“假如你想要买下这只骆驼，那就一定不要抬高它，否则它就一定会死！”
中国的礼拜仪式也同样与众不同，笔者有幸参加过一次。布道者讲的是有关乃缦（Naaman）的圣经故事，他讲述了叙利亚大将军到达以利沙门前的情形，代表做礼拜的人欢迎主人的归来。为了能够让人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布道者如同演戏一般模仿叙利亚仆人的口吻，大声喊道：“看门人，开门，叙利亚将军来了！”令布道者吃惊的事情发生了，在后排就坐的一个人这时突然起身离开了，仿佛是遭到了枪击一样。不久之后，布道者才知道这竟然出于误解。原来那个人是这间教堂的看门人，他并没有注意到前面所讲的内容，于是，当他听见有人呼唤他的时候，就以最快的速度冲了出去迎接乃缦，履行自己的职责。
同样由于误解而产生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中原某省的一位传教士就给他的听众带去了误解。事情是这样的，他为了能够让听众们印象深刻，于是就用双灯放映机显示出了一个被放大许多倍的普通寄生虫。当这个寄生虫像埃及鳄鱼似的巨大身躯出现在屏幕上的时候，他清楚地听到台下有一位观众以敬畏的口吻小声地发表感慨：“看，这是外国大虱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