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你刚刚来到中国，那么，中国人的雷同就会成为留给你的第一印象。就拿他们的相貌来说吧，给你的感觉就好像是从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一样，衣服的颜色总是蓝色，大多数的国民往往目光呆滞、表情木讷，人们的辫子就如同是同一豆荚中的一对豌豆般毫无二致。但是，不管别人怎么介绍中国人的特性，这种死气沉沉的雷同性之中却包含着极大的差异，即使是最缺乏观察力的旅游者也能够发现这一点。不管两个地方的距离有多么近，他们的口音也是截然不同的，其中所存在的差异不仅极为有趣，同时也令人费解。直到一种新的“方言”能够被大家公认，否则这种差异是不会逐渐缩小的。中国的许多知识分子都曾经郑重其事地告诉过我们，即便是同一个字也会有许多不同的发音。在中国，你时刻都可以感受到差异很大的风俗习惯，中国人也时常会提醒我们这一点，如果用中国人的话来说就是“十里不同俗”。所以，像这样的事例在中国是随处可见的。其中，度量衡的不统一是最为普遍的，西方的度量衡绝对一致，因为西方人认为这才是幸福生活的依据。
让欧洲人最感到烦恼的东西就是度量标准的二重性，中国人却能非常愉快地接受。货币有两种，衡器有两种，度量也有两种，对于中国人来说，这是最为稀松平常的事情了，任何人都不会对此提出异议。假如你去询问一个卖肉饼的人每天能做多少张肉饼，他的回答可能是“大概用一百斤面粉”，至于这一百斤面粉可以做出多少张肉饼，就需要提问者去作一番明智的推测了。同样的道理，有个人去问农民他的牛有多重，假如那个农民第一次说的重量过轻了，那么，他就会解释说自己忘了算骨头了。一位仆人所报知的身高明显与他的身材不符，经过一番盘问才知道他没有把自己肩膀以上的部分计算在内。因为他以前曾经当过兵，所以在负重的时候需要知道锁骨的高度，在此之后，这位中国士兵就再也没有注意过自己头部的高度了，所以这次也就习惯性地疏忽了。一位乡下人计算路程的方式也十分有趣，他声称自己的家在“离城九十里”远的地方。经过详细的追问，他才道出原委，原来他计算的是往返的双程里数，实际的距离仅有“四十五里”。
计算铜钱的方法是最能体现中国计量不统一的例子了。这个帝国中唯一的货币便是铜钱，计算货币最简便的办法就是所有的地方都采取十进位。假如你不是特意地询问一番，谁也无法保证你手中的一串钱能够达到预想中的一百文。你甚至不需要走遍十八个省份中的大部分地区就可以发现一串钱的数目是多种多样的，不仅没有任何的法度，而且令人费解。一般情况下，一串铜钱有九十九钱的、有九十八钱的、有九十六钱的、有八十三钱的（如陕西省府），甚至还有直隶省东部的三十三钱，其他的地方完全有可能还会出现别的数目。银子在称量中也会遇到同样的情况，甚至还会遇到更为严重的困难。除非是偶然的巧合，否则没有哪两个地方会使用同样的计量单位，即便是同一个地方，也会出现许多截然不同的计量单位。因此，除了那些专门从事银两买卖的人，几乎所有的人都会蒙受一定的经济损失，对于外来人而言，这其中的困惑也就更大了。中国有许多诚实的人，然而，这样的制度会使诚实的人平添无穷无尽的烦恼。在货币混乱之下，永存的动因是显而易见的，但是，我们不便在此说破其中的隐秘，因此，我们只叙述有关的事实。
在中国，几乎所有的度量标准都同样混乱不堪。一个地方的斗与另一个地方的斗是截然不同的。横征暴敛往往体现在对谷物的税收之上，假如这种情况在不像中国人那么平和的民族中进行的话，必定会引发政治动乱。“全世界的一品脱都等于一磅”，然而这句话并不适用于中国，一品脱并不是指一品脱，一磅也并不是指一磅。事实上，这种变换模式不仅有其完整的理论根据，而且还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实行。举个例子来说，在盐业的买卖中就实行着一些反复不定的度量标准。在那些地方，十二两就是一斤，而那些购买者所付出的通常是每斤十六两，可得到的却只有十二两。所有的地方都公开去这样做，而且双方的交易者也认同这样的做法。那并不能说是一种欺骗，因为人们会把这种方法当成是一种盐业买卖中的“老习惯”。同样的情况还存在于土地丈量中。许多地方在丈量土地的时候是以“一亩”为计量单位的，而到了另外一个地区则变成了“半亩”。那些恰好居住在两区相邻地方的人就不得不准备两种不同的丈量工具了，因为只有这样做才能计算出不同的“亩”数。
一些去往中国的旅行者往往会凭借经验断定每斤粮棉的价格。其实，这样的做法是非常不保险的，因为你必须了解清楚现在的“斤”是如何定量之后，才能去计算。同样的道理，有些人在统计每亩粮食的产量时也往往会忽视一个至关重要的事实，那就是每“亩”的面积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对于距离的测量，每个到中国旅行的外国人也都深有体会。在中国的陆地上旅行的时候，假如你用“里”来计算路程，那么，你就有必要首先弄清楚在你印象中的这个“里”是否被“扩大化”了。中国人估算距离的方法是有一定根据的，我们却并不能认同这种测距方式的准确性和同一性。我们了解到中国人走上帝国大道的普遍感觉，那就是“里”似乎变长了很多。同样的一个人，在大道上一天可以走一百二十里，而到了农村的土路上，他就只能走一百里了，如果换成山区，就只剩下可怜的八十里了。另外，计算的方法也存在着差异，因为它往往不是依据绝对距离来计量的，甚至也不是按照中国人独有的方式来计算，而是由在路上行走的困难程度而决定的。这样一来，如果说距离山顶的路程有“九十里”，那么，实际的里数可能还不足一半，但是，中国人会固执地坚持着这个数字，因为爬到山顶的困难程度与在平地上走“九十里”是大致相同的。此外，在计算长度的时候还存在着另外一种奇怪的情况，比如，从A点到B点的距离并不一定等于从B点到A点的距离。根据欧几里得的假定，等量之间是彼此相等的。然而，引证这样假定在中国是毫无意义的，因此必须要插入适当的否定词加以修改。在这里，我们完全可以举出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点，这是一个有关中国交通要道的例子，那条要道从北到南的长度有一百八十三里，可从南到北却有一百九十里长，即使是听起来也足够使人感到惊奇了。然而，不管你在那条大道上行走过多少次，也不管你如何仔细地去注意路标，事实就是这样的。同时，还有另外一种知识上的现象也类似于这种情况，“全体等于各部分相加之和”的公式在中国也是无法成立的。假如你正在河道中航行，有人告诉你距离前方的某个地点还有四十里，这时你就要仔细地分析了，因为这里的“四十”可能是由两个“十八”所组成的。除此之外，还有很多使你目瞪口呆的计算方法，比如“四个九等于四十”，还有“三个十八”等于“六十”，以此类推。另外，我们还听说过这样的事情：某个邮差在规定的时间里没有跑完相应的路程，他自我辩解道：“我所跑的‘六十里’是扩大之后的。”这种辩解是极为正当的，因此，长官就下令重新测量路程，结果发现实际距离有“八十三里”，于是，这样的计算在此之后就会被延续下去了。
下面的这种情况我们经常能够看到，某座城市周围的几个村落与城市的距离并不完全相同，有一里的，也有六里的，然而每个村子都叫“三里屯”。假如某段路有一里长，而在路边有一所房子，这条路便会被说成是五里，村子里的人还会一本正经地担保说这便是马路的实际长度。
当你发现标准的建立完全是在各行其是的基础之上时，你也就见怪不怪了。沿街叫卖的造秤者会依照顾客的喜好雕刻点数（称为“星”）。每位顾客至少都有两种秤，一种是用来买东西的，而另一种是用来卖东西的。“星”只能根据每个购买者的要求固定一次，现实中的刻星标准又是在不断变化的，所以，没有人会去购买一杆现成的秤。
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可以反映出中国人的民族特性，那就是对年龄的计算。他们会根据某个人出生年的动物属相来确定他的实际年龄。只要他说出了自己的属相，也就代表着他说出了与自己最接近的年岁，这个方法在中国是最普通不过的了。比如说某位老人有“七八十岁”，其实，他去年才刚满七十，于是，在中国，很多刚过七十岁的人就已经是“八十”岁的人了。假如你想要把中国人的年龄弄清楚，那你就必须要了解这个“平均年龄”的含义。即便一个中国人想告诉你他准确的年龄，你往往也会发现他告诉你的是他在下一个春节（春节是中国的新年）之后的岁数，也就是中国人常说的“虚岁”。在中国人的思维中，用“十”来计算岁数的习惯已经根深蒂固了，因此，人们的年龄总是被搞得非常模糊。我们经常会听到某个人“一二十岁”、“没几十岁”或者是“好几十岁”。严格而准确地去计算某个人的年龄在中国是极为罕见的。另外，同样的模糊性也会扩展到“百岁”、“千岁”乃至“万岁”，当然存在着比这种笼统的表达方式更为准确的计算方法，可中国人却对此漠不关心。
笔者的一位熟人说有两个人花了“二百吊钱”去看了一场戏，过了不久他又补充道：“是一百七十三吊，不过，这不跟二百吊一样嘛。”
某位绅士和夫人在中国居住了好多年，就在他们即将回国的时候，中国的友人送给他们两幅漂亮的卷轴，可这并不是送给他们本人的，而是送给他们母亲的，也就是他们唯一健在的亲人，这位中国朋友的母亲与夫妇二人母亲的年龄也恰好相同。其中的一个条幅上题字为“福如东海”，而另一个则是“寿比南山”。旁边还有一行小字暗示接受馈赠者已享“七十福寿”，另一幅卷轴也用同样的字体写着瑰丽多姿的词句，旁边也有一行小字赞美老人已获“六十荣光”。在对礼物进行了一番大大的赞扬之后，其中一个代母亲受赠的人斗胆去询问一位主要的馈赠者，为什么明明知道两位母亲是同龄人，可却要称一位七十岁而另一位六十岁。于是，他们得到了一个独具个性的回答：假如在每幅卷轴之上都题上相同的文辞，别人就一定会认为作者太缺乏创造性了。
我们只有认清了中国人的社会连带关系才能做到准确地去了解情况，这一点是极为关键的。一个要求诉讼咨询的人告诉笔者，他住在某个村子里，但你可以明显地从他的叙述中判断出他是住在城郊的。经过一番仔细地追问，他才承认自己并不是住在那个村子，通过进一步的调查，我们终于发现他家早在十九代之前就已经搬出那个村子了。如果你问他：“你难道不觉得自己现在是居住在城市里吗？”他一定会坦然地回答：“我们虽然现在住在城里，但是老根在那个村子里。”
另一个人要求笔者一定要关注村子里的一座古老庙宇，并且骄傲地炫耀说：“那座庙是我修建的。”经过仔细的研究之后，我才发现那座庙宇原来是明朝的一家皇室所建，距今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了，这个人在那时恐怕还在冥冥世界之中呢。
外国人在学习中文时所遇到的第一个障碍便是如何才能找到一个适当的措辞来表明自己的身份。对于中国人而言，他们整个思维方式都是建立在一系列与我们的习惯相违背的假定之上，因此，对于西方人那种渴望认清所有事实真相的热情，他们往往是无法理解的。中国人并不清楚自己生活的村子里到底有多少人家，并且根本不打算知道，他们会反问：“为什么所有的人都要了解这个数目呢？”因为有“几百家”、“好几百家”或“没几家”这几个词语就已经足够了，对他们而言，这将永远是一个难以解开的谜团——从来也没有出现过一个精确而固定的数字，并且将来也肯定不会有。
由此可见，中国人在数字上缺乏一种对精确性的追求，这也是中国人的普遍特性。这种特性在文字书写以及印刷上也同样有所反映。你无法在中国找到一本没有任何错字的廉价书。当然，中国文字的使用要远比其应有的效用复杂很多，但是，在用字时所出现的错误并不是由于想省力而造成的，而是因为人们对日常的精确性漠不关心。文字书写得不准确也同样大量地表现在常用字的使用中，我们时常会听到某个字被读成了另外的读音。其实，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错误，其中一半的原因是不认识，另一半的原因则是不仔细。
中国人对于日常的精确性是极为漠视的，这一点在书信的称谓上表现得最为淋漓尽致。中国人在给家人的信中通常会用醒目的字体写着以下这样的称呼：“父亲大人”、“慈母大人”、“叔祖大人”以及“贤弟大人”等。而“某某大人”的姓名通常是不会道出的。
中国人是一个非常讲求实际的民族，就像我们看到的那样，他们甚至连自己的名字也不要求准确，这真是一件令人惊异万分的事情。有些人的名字在有的时候写的是这个字，过不了多久又变成了另外一个字，甚至还有可能是其他的字，当我们看到这样的情况之后，一定会产生某种疑问，然而，这种情况却是我们经常能够发现的。同一人往往会有几个不同的名字，这才是最令人费解的呢。有些人有姓名，也有尊称，甚至还有一个完全不同的名字是专供科举考试注册时用的，这就不能不让我们感到奇怪了。这也正是那些外国人把某个中国人误认为两个人或三个人的原因了。某些村庄的名字也是完全不固定的，很多时候会有两个或三个截然不同的叫法，其中并没有哪个名字是比其他名字正确的。甚至一些名字完全是某种正确形式的误用，在现实中可以交替使用。要么是用于正规的官方文件，要么是用于日常的谈话，还有更加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有的名字被误用为形容词了，而且还同原先的名字组成了一个混合名字。
接受教育的中国学生普遍缺少化学分子式方面的学习，这是中国人面临的一件极为不幸的事情。化学分子式是需要绝对精密和准确的，因此，第一代中国化学家很有可能会把“一二十个微粒”与“好几十个微粒”相混淆，从而在数字上制造极大的混乱，结果必然会导致难以预料的灾祸。和其他所有的民族一样，中国人也拥有足够的能力把任何事情做到精确，不仅是可以做到，还会做得更好。其实中国人天生具有无限的耐心，然而，就其现在的性格构成而言，我们却不得不作出以下的评论：由于这个民族缺乏精确性的观念，所以他们并不知道精确性到底是什么东西。假如这个观点能够成立，我们也可以得出以下两点结论：首先，当我们审阅中国的历史案卷时，中国人那种忽视精确的特性必须要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中国的人口统计是极不准确的，一不小心就会使我们上当受骗，因为精确从来就不是他们关注的事情。其次，中国人往往会通过“人口调查”来抬高方方面面的尊严，对于这一点，我们必须要为其留下充足的余地。整体并不大于各部分之和，但是，在中国人的计数中，这一点却是截然不同的。假如你仔细地查阅一份中国“人口调查”的所有条目，那你就会自然而然地怀有这种想法。曾有一位才思敏捷的苏格兰人对美国的最高法院作出过如此深刻有力的评价：“法律那尊贵的不确定性”便是“案件的最终猜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