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生于何年,新、旧《唐书》本传皆不记。二书虽皆记其死年,但其说不一。《旧唐书》谓其卒于代宗永泰二年,《新唐书》谓其卒于大历中,不详大历何年。但均谓其享年五十九岁。
杜甫究竟死于何年,我们可以从他自己的作品中考察出来。杜甫到了湖南以后,曾有《追酬故高蜀州(适)人日见寄》一诗,其序言中有云:“大历五年正月二十一日,却追酬高公此作,因寄王及敬弟。”他就在是年秋死在湖南,所以我们知道他是死在大历五年。由大历五年上推五十九年,便是他的生年,则其生年当为睿宗先天元年(公元712年,即开元元年之先一年)。由此,因知杜甫所处的时代是从睿宗先天元年到代宗大历五年(公元712年至770年)间之五十九年。
在杜甫生存之五十九年间,唐朝的政权,有着很大的变化。这个变化是以天宝之乱为转捩点。在天宝之乱以前,特别是开元年间,可以说是大唐帝国全盛时代的顶点。当此之时,帝国的声威远播异域,正如杜甫《赠哥舒翰》诗所云:“先锋百胜在,略地两隅空,青海无传箭,天山早挂弓。”又如他《赠田九判官梁邱诗》所云:“崆峒使节上青霄,河陇降王款圣朝。”同时,国内人民虽在大远征中遭受了灾难,但封建秩序还是井然。像这样的景象,在中国史上,总算是头等的太平盛世。即因如此,所以当时诗人辈出,歌颂升平,文彩风流,英华竞吐,形成了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黄金时代。据杜甫《饮中八仙歌》所述,当时的诗人,真是自由而又快乐,他们或“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或“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或“道逢曲车口流涎,恨不移封向酒泉”,或“举觞白眼望青天,皎如玉树临风前”……像这样“痛饮狂歌空度日”的诗酒之会,杜甫也曾参加过。
全盛的时代,并不长久。不久,唐朝的统治者就在丰富的赋税和贡纳中腐化了。玄宗晚年,以为天下无复可忧,遂深居禁中,昏倒在杨贵妃的怀抱之中,吃广东进贡的荔枝,一切政事,都委之于李林甫。李林甫是一个大大的奸臣,他勾结皇帝的左右,专门逢迎皇帝,蒙蔽皇帝,排除异己,树党营私,妄兴冤狱,诛逐大臣,并且私通胡人,以张其声势,而这就埋下了后来安史之乱的祸根。
李林甫在相位十九年,天下侧目,而玄宗假装不知道。当李林甫为相时,把持朝政的都是一群毫无知识的混蛋;那些天真烂漫的诗人们,当然不能进身。杜甫《赠鲜于仲通诗》中有云:“王国称多士,贤良复几人。”又《天育骠骑歌》云:“呜呼!健步无由骋,如今岂无騕褭与骅骝,时无王良伯乐死即休。”像这样的感慨,不只是杜甫一人的感慨,而是当时一般才智之士共同的感慨。
李林甫死,继任首相的是杨贵妃之兄杨国忠。他恃有椒房贴肉之亲,专断独行,颐指气使,公卿以下,莫不震惕。他之所以敢于横行,就因为他除杨贵妃以外尚有妹三人,皆封国夫人,并承恩泽,出入宫廷,四条裙带,当然不会同时断绝。据《杨贵妃传》云:“(杨氏)姊妹昆仲五家,甲第洞开,僭拟宫掖;车马仆御,照耀京华,递相奢尚,每构一堂,费逾千万计……土木之工,不舍昼夜。玄宗颁赐及四方献遗,五家如一,中使不绝。开元以来,豪贵雄盛,无如杨氏之比也。”这诚如当时诗人白居易所云:“姊妹兄弟皆列土,可怜光彩生门户。致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
当这些外戚和贵妇们穷奢极欲的时候,而杜甫却发出了“有儒愁饿死,早晚报平津”的呼号。(按汉武帝丞相公孙弘曾封平津侯,此指杨国忠也。)“愁饿死”的,当然也不只杜甫一人,而是当时一般智识分子的境遇。所以杜甫又说:“纨袴不饿死,儒冠总误 身。”
腐化的局面,也不允许长久的,在天宝十四年(755年)冬,招来了安禄山之乱。大河南北,顿时成为蛮骑驰逐之场,洛阳、长安,先后沦陷。当此之时,玄宗皇帝不得不从芙蓉帐里翻身起来,带着他宠爱的妃子和信任的国舅,仓惶逃遁。不幸逃到马嵬,御林军叛变了,他们杀了杨国忠和韩国、虢国二夫人,并且逼着杨贵妃也自杀了。这真如当代诗人白居易所云:“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娥眉马前死……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
皇帝和许多达官贵人都望风而逃,到了成都,长安变成了蛮族的兵营,文化之宫倒塌了,黄金时代变成了黑灰。当此之时,那些穷困旅邸的诗人当然也东逃西散,杜甫就是其中的一个,他并且曾经被蛮族所俘虏。
不久,肃宗即位于灵武,新的抗战政府在西北出现,这才收回首都,扭转危局。但天宝之乱,自安禄山、安庆绪以至史思明、史朝义继起为祸,其间经过七年之久。在这七年中,河、朔、关、陕化为丘墟,世变之剧实无其比。如果不是回纥帮忙,也许大唐的天下就此断送了。
接着安史之乱以后,又有仆固怀恩之叛和回纥、吐蕃的屡次入寇。同时,自关以东,藩镇割据,朝廷的命令已不能出国门一步。这一幕一幕的悲剧,杜甫都亲自经历过,亲眼看见过。他怎能望着千军万马在他面前咆哮而过而自己却高卧在象牙之塔?
政治的变局必然要影响到文学的作风。天宝之乱以前太平盛世之静止的文学,到天宝之乱以后,自然而然就会一变而为波澜壮阔之动的文学了。杜甫正是这个变局时代的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