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生于何年，新、旧《唐书》本传皆不记。二书虽皆记其死年，但其说不一。《旧唐书》谓其卒于代宗永泰二年，《新唐书》谓其卒于大历中，不详大历何年。但均谓其享年五十九岁。
杜甫究竟死于何年，我们可以从他自己的作品中考察出来。杜甫到了湖南以后，曾有《追酬故高蜀州（适）人日见寄》一诗，其序言中有云：“大历五年正月二十一日，却追酬高公此作，因寄王及敬弟。”他就在是年秋死在湖南，所以我们知道他是死在大历五年。由大历五年上推五十九年，便是他的生年，则其生年当为睿宗先天元年（公元712年，即开元元年之先一年）。由此，因知杜甫所处的时代是从睿宗先天元年到代宗大历五年（公元712年至770年）间之五十九年。
在杜甫生存之五十九年间，唐朝的政权，有着很大的变化。这个变化是以天宝之乱为转捩点。在天宝之乱以前，特别是开元年间，可以说是大唐帝国全盛时代的顶点。当此之时，帝国的声威远播异域，正如杜甫《赠哥舒翰》诗所云：“先锋百胜在，略地两隅空，青海无传箭，天山早挂弓。”又如他《赠田九判官梁邱诗》所云：“崆峒使节上青霄，河陇降王款圣朝。”同时，国内人民虽在大远征中遭受了灾难，但封建秩序还是井然。像这样的景象，在中国史上，总算是头等的太平盛世。即因如此，所以当时诗人辈出，歌颂升平，文彩风流，英华竞吐，形成了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黄金时代。据杜甫《饮中八仙歌》所述，当时的诗人，真是自由而又快乐，他们或“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或“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或“道逢曲车口流涎，恨不移封向酒泉”，或“举觞白眼望青天，皎如玉树临风前”……像这样“痛饮狂歌空度日”的诗酒之会，杜甫也曾参加过。
全盛的时代，并不长久。不久，唐朝的统治者就在丰富的赋税和贡纳中腐化了。玄宗晚年，以为天下无复可忧，遂深居禁中，昏倒在杨贵妃的怀抱之中，吃广东进贡的荔枝，一切政事，都委之于李林甫。李林甫是一个大大的奸臣，他勾结皇帝的左右，专门逢迎皇帝，蒙蔽皇帝，排除异己，树党营私，妄兴冤狱，诛逐大臣，并且私通胡人，以张其声势，而这就埋下了后来安史之乱的祸根。
李林甫在相位十九年，天下侧目，而玄宗假装不知道。当李林甫为相时，把持朝政的都是一群毫无知识的混蛋；那些天真烂漫的诗人们，当然不能进身。杜甫《赠鲜于仲通诗》中有云：“王国称多士，贤良复几人。”又《天育骠骑歌》云：“呜呼！健步无由骋，如今岂无騕褭与骅骝，时无王良伯乐死即休。”像这样的感慨，不只是杜甫一人的感慨，而是当时一般才智之士共同的感慨。
李林甫死，继任首相的是杨贵妃之兄杨国忠。他恃有椒房贴肉之亲，专断独行，颐指气使，公卿以下，莫不震惕。他之所以敢于横行，就因为他除杨贵妃以外尚有妹三人，皆封国夫人，并承恩泽，出入宫廷，四条裙带，当然不会同时断绝。据《杨贵妃传》云：“（杨氏）姊妹昆仲五家，甲第洞开，僭拟宫掖；车马仆御，照耀京华，递相奢尚，每构一堂，费逾千万计……土木之工，不舍昼夜。玄宗颁赐及四方献遗，五家如一，中使不绝。开元以来，豪贵雄盛，无如杨氏之比也。”这诚如当时诗人白居易所云：“姊妹兄弟皆列土，可怜光彩生门户。致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
当这些外戚和贵妇们穷奢极欲的时候，而杜甫却发出了“有儒愁饿死，早晚报平津”的呼号。（按汉武帝丞相公孙弘曾封平津侯，此指杨国忠也。）“愁饿死”的，当然也不只杜甫一人，而是当时一般智识分子的境遇。所以杜甫又说：“纨袴不饿死，儒冠总误 身。”
腐化的局面，也不允许长久的，在天宝十四年（755年）冬，招来了安禄山之乱。大河南北，顿时成为蛮骑驰逐之场，洛阳、长安，先后沦陷。当此之时，玄宗皇帝不得不从芙蓉帐里翻身起来，带着他宠爱的妃子和信任的国舅，仓惶逃遁。不幸逃到马嵬，御林军叛变了，他们杀了杨国忠和韩国、虢国二夫人，并且逼着杨贵妃也自杀了。这真如当代诗人白居易所云：“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娥眉马前死……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
皇帝和许多达官贵人都望风而逃，到了成都，长安变成了蛮族的兵营，文化之宫倒塌了，黄金时代变成了黑灰。当此之时，那些穷困旅邸的诗人当然也东逃西散，杜甫就是其中的一个，他并且曾经被蛮族所俘虏。
不久，肃宗即位于灵武，新的抗战政府在西北出现，这才收回首都，扭转危局。但天宝之乱，自安禄山、安庆绪以至史思明、史朝义继起为祸，其间经过七年之久。在这七年中，河、朔、关、陕化为丘墟，世变之剧实无其比。如果不是回纥帮忙，也许大唐的天下就此断送了。
接着安史之乱以后，又有仆固怀恩之叛和回纥、吐蕃的屡次入寇。同时，自关以东，藩镇割据，朝廷的命令已不能出国门一步。这一幕一幕的悲剧，杜甫都亲自经历过，亲眼看见过。他怎能望着千军万马在他面前咆哮而过而自己却高卧在象牙之塔？
政治的变局必然要影响到文学的作风。天宝之乱以前太平盛世之静止的文学，到天宝之乱以后，自然而然就会一变而为波澜壮阔之动的文学了。杜甫正是这个变局时代的诗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