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生活，还是艺术，大体上都可以被划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古典的朴素的，一类是现代的浮华的，或者用黑格尔的概念来说，一种是诗性的，一种是散文的。
散文化的生活和艺术讲求速度，讲求刺激和冲击力，是喧嚣和浮华的，也是枯燥和乏味的，充满骚动和纷扰；感官的刺激和欲望的满足，成为人们追求的目标；人与自然的关系处于一种隔绝、对抗、冲突的异化状态。
诗性的生活和艺术则迥然不同。它舒缓、从容，追求内在心灵体验的丰富、细腻和充实，人与自然处于一种“我看青山多妩媚，料青山看我应如是”的亲和状态。宁静是诗性生活及艺术的基本性质。真正美好的生活和艺术，都具有宁静的性质。
是的，宁静，它像日神阿波罗散播的阳光，既是普通人进入真正的精神生活的一种必需，也是艺术家进入创作状态的一种内在能量。有些作家，写了许多的东西，甚至也声名远扬，但他们的作品，既缺乏闲和严静的妙相，也没有真力弥满的风骨。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他们的生活和创作都没有宁静的性质。宁静，乃是精神生长的根须，没有它，艺术之树就无法牢牢地据守在大地上，没法枝叶繁茂地成长起来。
于是，我想起了陈忠实，想起了创作《白鹿原》时的陈忠实。
那时的他，几乎就是宁静的化身。
他像湍流中的巨石一样宁静，像深潭中的止水一样宁静。
不，这两个比喻，也许还不够恰当：前者过于冷峻，后者过于凄寒。
他的宁静，具有充实、通脱和让人舒悦的性质，更像秋天庄稼成熟以后等待收获的田野。
可以肯定地说，正是这种成熟而饱满的宁静心态，拯救了陈忠实，让他忍耐住了青灯黄卷萤窗雪案式的孤独和寂寞，完成了《白鹿原》的写作。
换句话说，没有这份在1989年的那个酷夏依然能让人镇定和清醒的宁静，就不会有《白鹿原》，就不会有这部沉郁高华的当代长篇巨著的诞生。
陈忠实的宁静，来源于他的失败。他的相当长时期的创作，都是在一种同时代“生活”一起喧响的浮躁心态中进行的。
没有适当的距离意识，没有冷静的沉思，没有从容的积淀，没有批判性的反思，没有艺术上的细致打磨。“时代”的微笑，就是他的欢乐，“时代”的眼泪，就是他的忧伤。
那是一个苍白而乏味的时代，一个处于频繁的“运动”和令人瞠目的变化中的时代，一个在慌乱中东奔西突的时代，一个在精神上进退失据的时代，一个让陈忠实处于对现实生活的盲目而心神不宁的随顺状态中的时代。
他的创作制造出的声音，在时代生活的嘈杂而宏放的声浪中，显得畏葸而含混。他自己对此有痛苦的反省。他说：“回想起来，那几年我似乎忙于写现实生活正在发生的变化，诸如农村改革所带来的变化，直到80年代中期，首先是我对此前的创作甚为不满意，这种自我否定的前提是我已经开始重新思索这块土地的昨天和今天，这种思索越深入，我便对以往的创作否定得愈彻底，而这种思索的结果便是一种强烈的实现新的创造理想和创造目的的形成。”[6]他清楚地知道，如果再像这样子写下去，他将什么也留不下。这让他深感焦虑和不安。
他想创作不朽的作品，要为自己死后写一部能当“枕头”的小说。他在写完《白鹿原》之后的一次访谈中说：“我的强大的压力发自生命本身。我在进入四十四岁这一年时很清晰地听到了生命的警钟。……我突然强烈地意识到五十岁这年龄大关的恐惧。如果我只能写写发发那时的那些中短篇，到死时肯定连一本可以当枕头的书也没有，五十岁以后的日子不敢想将怎样过。”[7]而要想写出像样的东西，他就必须从心理上调整自己，就必须改变过去的生活方式，以利于进入一种镇定、宁静的精神状态。
于是，他远离让人心浮气躁的都市，回到了安恬、宁静的乡村。他说：“写作《白鹿原》稿时，我觉得必须躲开现代文明和城市生活的喧嚣，需要这样一个寂寞乃至封闭的环境，才能沉心静气完成这个较大规模的工程。”[8]为了进入宁静的状态，他甚至改变了过去的“昼伏夜出”的写作习惯，他担心这个不好的习惯会造成自己“与日月和大自然气象处于一种阴阳颠倒的对抗状态，可能会造成身体的不适乃至灾变”[9]。
他想尽一切办法来控制活跃的艺术思维，以便自己在夜晚“尽快冷静下来”，得到休息，以免影响第二天的写作。他调整了过去的生活方式和写作习惯，进入了一种委运任化、道法自然的宁静状态。这从根本上拯救了他，使得他的“整个写作过程都很平静，都比较愉快”[10]。
他认为从事大部头的长篇写作对作家的心理、生理状况，都有很高的要求。首先是要“沉静”，“如果不能完全进入沉静，这个作品的试验便难以成功甚至会彻底砸锅”。而在一个粗鄙的时代，人的各种欲望，都被外在的诱惑，搅腾得如饿疯了的笼中兽，因此，要制伏这些精神内部的怪兽，是非常难的。
但是，陈忠实做到了。
他不再接受采访，不再在乎对自己的评论，不再参加各种应酬性的集会和活动。他用这三条“约律”排除了种种干扰，也排除了种种诱惑，“当我完成这部书稿后，便感佩当初的三条约律拯救了我的长篇，也拯救了我的灵魂。”[11]
其实，宁静绝不只对个别作家的创作有助益。庄子说：“万物职职，皆从无为殖。”[12]可以套用他的话说，“艺术创造，皆从宁静殖”。是的，宁静是一切艺术家进入积极的创作状态的一种必要的心态。
对于长篇小说的写作来讲，宁静有着尤为重要的意义。因为，长篇的写作一般需要较长的时间和更为稳静的心态，所以，只有不为外物所动的宁静心态，才能使作家像大美不言的自然界那样，从容不迫地在渐缓的季节变换中，孕育着成熟和丰收。
宁静不仅让人以沉稳的心态面对世界进入创作，而且，它还会让人的灵视更为深邃和远大，更深刻地洞察世界。苏洵在《辨奸论》一文中说：“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惟天下之静者，乃能见微而知著。”宁静确实能使人变得沉着、清醒、深至。
宁静使人的感觉精微而灵敏，使人的想象力活跃而生动。它是一种向内静观的心理状态，指向人的心灵的湛然深处，指向心灵的内在的不可见的领域，这个领域，恰如海德格尔所说的那样，“不仅比属于计算再现的内在性更加内在，也更加不可见，它也比仅仅可制造的对象的领域，伸延得更加深广。惟有在心灵的不可见的最内在性中，人才可能倾向于他所爱的东西：祖宗、死亡、童年，那些到来者”[13]。《大学》里说：“知止而后能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宋代画家米友仁说：“画之老境，于世海中一毛发事泊然无着染。每静室僧趺，忘怀万虑，与碧虚寥廓同其流。”两位先哲的话，其实阐宣的都是创作心理学上的一个规律性现象，即唯宁静，能使人靠近艺术的本在。这一规律，按照宗白华先生的说法，即是“艺术家凭借他深静的心襟，发现宇宙间深沉的境地”[14]。
宁静的心态对于文学创作如此重要，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能自觉地调整自己的心态，都能做到忍情断念，摆脱名缰利锁的牵引，尤其是当金钱和权力成为时代的价值中心的时候，当虚荣和浮华成为普遍的时尚的时候，若要保持一己心境之宁静，更是戛戛乎其难哉！许多人最后往往是被一种否定性的外在力量，逼压到一种痛苦、孤寂、郁郁不可解的宁静之中的。这种宁静往往带有怨愤和郁悒的性质。
尽管如此，宁静依然是一种推促作家逼近艺术的本真和澄明之境的助力。钱钟书先生说：“苦痛比欢乐更能产生诗歌，好诗主要是不愉快、烦恼或‘穷愁’的表现和发泄。这个意见，在中国古代不但是诗文理论里的常谈，而且成为写作实践的套板。”[15]为什么痛苦更能产生诗呢？这是因为，痛苦让人趋向内敛和宁静，让人在孤寂中内观心境，更深入地谛视生活，更精微地体验生命。张煌言把这个道理说得很分明：“甚矣哉！‘欢愉之词难工，而愁苦之音易好也’！盖诗言志，欢愉则其情散越，散越则思致不能深入；愁苦则其情沉著，沉著则舒籁发声，动与天会。故曰：‘诗以穷而后工。’夫亦其境然也。”[16]陈兆仑则说得更简括：“‘欢愉之词难工，愁苦之词易好。’此语闻之熟矣，然莫识其所由然也。盖乐主散，一发而无余也；忧主留，辗转而不尽。意味之深浅别矣。”[17]
其实，张煌言所说的“沉著”，陈兆仑所说的“留”，都具有宁静的意思在焉，正是宁静让人把心神灌注在某一点上，深思细味，不离不弃，孜孜矻矻，终有所得。这样，对于一个作家来讲，如果不能自己“境由心造”地沉入宁静之中，那么，由外部的力量，把他置入挫折和逆境当中，对于他的创作来说，也许不失为一件幸事。
如果一个作家曾经让自己处于宁静的心态之中，并且因此获得了创作上的丰收，又因丰收而得到了掌声、奖赏与陶醉，却失掉了往日的宁静，甚至为体制所吸纳，那么，在他创作甫获丰收的时候，最有益于他的创作的遭遇，也许就是及时地罹受一些来自外部的压力甚至摧折。这可以让他与异化的力量疏离开来，重新退回到宁静之中，可以让他继续处于宁静而昂奋的创作状态之中。
作家的光荣，不在于领受本身就没有多少价值的奖赏，不在于出入觥筹交错的宴会，不在于享受评论家的广告词式的赞誉，他的光荣在于永远据守宁静，不断地创造，并通过他的创造，把读者也引入到宁静而美好的审美境界，与他一起走向生命的内在的不可见的领域，诗意地栖居在那里。
如果说创作上的失败让陈忠实把自己置入宁静之中，并因此而获得创作的丰收，那么，巨大的成功却剥夺了他的宁静。有位朋友说他写完《白鹿原》以后，过着“光荣而无聊”的日子。
这显然有些冤枉了他。
他的日子固然“光荣”，获了奖，当了“主席”，拥有了千百万的读者，但他并不“无聊”。他有很多创作以外的事要干。他当“主席”，却不愿做那种担风袖月的自了汉。这就苦了他。陕西作协的破败的房子，据说是排演“聊斋”的好场所，可见是破烂得上了级别了。
陈忠实喜欢读《聊斋》是肯定的，但他未必乐意枯坐在“聊斋”之中受惶，也肯定不忍心让他的下属们像蒲留仙那样惨兮兮的：“落落秋萤之火，魑魅争光；逐逐野马之尘，罔两见笑。”他说：“《白鹿原》之后我遇上省作协换届，我当选为陕西省作协主席，而我上任时，当时作协的状况不尽如人意，经济拮据，电费欠缺，汽车停顿，办公室墙壁下陷，塌顶等，我既然担任这个职务，就不能眼看着大家在这样的困境中生活。”[18]
他的牺牲确乎具有悲壮而辛酸的意味。他是个自尊心极强的人，但却必须像杜少陵当年那样“朝扣富儿门，暮逐肥马尘”，用他的话说，就是“用老脸去换钱”。陕西的青年作家、评论家邢小利在《走近陈忠实》一文中记叙了陈忠实为给作协盖办公大楼，找省上领导要钱的屈辱遭遇：“一个省长约见他时，一句正事不谈，却大谈自己对某地区一个小戏的看法，从中午十一点半谈至一点，后来一看表，挥挥手说要吃饭休息。陈忠实出来后在省长大院冷笑几声，又仰天狂笑几声，对同来的同志说，这省长是个二球，白痴，旧时代的官僚尚且知道尊重文人，这人则连为官做人的起码常识都不懂，而且还敢在我们面前卖弄他那点可怜的见解！”[19]
陈忠实当了主席以后，没有了宁静的日子，活得也很无奈。你会时不时地看见他在电视摄像机前很别扭地坐着，旁边的人，有时是政府里的官僚，有时是发了财的款爷，有时是文艺界的闻人或名流。电视摄像机前，没有宁静，只有秀场。时间长了，次数多了，陈忠实感受到的恐怕就不是“光荣”，而是无奈、厌烦，甚至苦恼。李国平是与他接触较多的青年评论家，他说陈忠实“有大制作的构想，却苦恼于生命年轮的流失”[20]。陈忠实也曾不堪其苦地说：“我准备跑呀，等过些天把作协的事情摆顺手，我就躲到终南山里头读书写东西呀！杂七杂八的事情，能把人瞀乱死！整天搅到这窝窝里头，把正经事都耽搁了。”
但是，他“跑”不了。离了他，作协的楼盖不起来，只有他的“老脸”，才能换来钱。他顶多在外边躲上几天，写两篇小篇什，就得回来。他放心不下盖了半截的办公大楼。
托尔斯泰曾激烈反对艺术家的职业化、艺术评论和艺术学校，认为这三者是促使人“制造赝品”的有害因素：“艺术一旦成为职业，艺术的主要的和最宝贵的特性，它的真诚性，就大为减弱，而且部分地消失了。”[21]我不知道，在他的时代，俄国是否有作家协会，也不知道他对这样的组织和机构有着怎样的看法。但就中国的情况来看，所谓“作协”，乃是一个“职业化”作家聚集的地方，恐怕托翁不会把它当作产生真诚艺术的必要条件吧。如果他要知道这样的组织，会让像陈忠实这样的内在定性很好的作家，也失去创作所必需的宁静的心境，想来他对这种机构的批评会更加尖锐、更加不留情面吧。
海外学者梁亮在评论陈忠实的时候说：“能够在现代化进程中坚守自己的信仰与志趣，不为世俗红尘所引诱，这是不容易做到的。真正的文学大师，必须在媚俗的环境中恬然于自己的百年孤独。”[22]他认为陈忠实在创作《白鹿原》的时候，做到了“不容易做到的”事情：他坚守自己的信仰与志趣，恬然于自己的百年孤独。
但是，如果可以倒过来说成功是失败之母，成功意味着失去宁静，那么，陈忠实现在面临的挑战，就是如何以最大的勇气摆脱“世俗红尘”的引诱，重新返回到宁静之中。
尼采说：“一切伟大之物，总是远离了市场与荣誉才发生：新价值之发明者总是在（离）市场与荣誉很远的地方。”[23]在他看来，一个人只有断然地与浮华的名利保持距离，才能葆有“最丰裕的灵魂”，才能自信而骄傲地对整个世界说：“好像我张开了宁静的天在我的头上，并以我自己的羽翼飞向我自己的天空。”[24]
是的，惟有这样，他才能在宁静的秋夜，听着自己的成果，从树上坠落，他才能像天生的精神贵族一样，欣悦于自己的宁静的丰收。
但愿陈忠实再次远离尘嚣，返回秋夜一样的宁静之中。
祝愿他再次通过宁静，获得丰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