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三次重逢。
滋味百般，感慨莫名。
18.翻滚吧，50后
一个人的命运永远逃脱不了历史浪潮。
有位学者这样说过：除了无法超越的局限性以及与运气有关的不幸，人类的痛苦主要来自错误的政治。政治决定人的命运，或者说，政治就是命运。
人生没有所谓的对错是非，人生没有所谓的穷富好坏，人生无非是顺着历史潮流，沿着生命轨迹，浮浮沉沉。
仅此而已。
关于50后
伴随着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新中国诞生了新的一代人。这代人遭遇“文革”，经历改革开放，跨越新世纪。
他们的童年时代，中国正在掀起社会主义建设高潮，人们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他们高唱着《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一天天长大，度过了幸福快乐的童年。
他们的少年时代，中国正处于动荡时期。三年自然灾害的突然袭击，让人们的精神之弦时刻紧绷，生活更是窘迫不堪。但是，从旧社会走过来的人们，不但不去抱怨，反而无怨无恨。那时的他们，还不理解人生，只知道“从小努力学习，长大报效祖国”。一路上，他们唱着《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度过了“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少年时代。
他们的青年时代，不偏不倚正好赶上“文化大革命”和“上山下乡”运动。因为国家需要，因为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于是，花样年华里，他们写大字报，开批斗会，搞大串联。还没消停下来，紧接着就下到广阔天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本该叫做“学生”的他们，连称呼也是一改再改：从“学生”改为“红卫兵”，再改为“知识青年”。知青的生活虽叫人苦不堪言，可即便是在那样艰苦的环境里，他们依然唱着《敬爱的毛主席》和革命样板戏度过了难关。
1977年，高考如幸运之神一般降临，这一年，也许只有他们自己印象深刻。积压十年的570万考生，4.7％的录取比例，最终仅有27万人能够跨过这道门槛。每一个“成功者”背后，都意味着20人的落选。也许现在看来，考不上大学不要紧，条条大路通罗马，只要努力，照样可以天地辽阔、大有作为。这可是站着说话不腰疼的说法。事实证明，随着国家政策的急转弯，那些没能通过各种考试转换身份的老知青们，很轻易地就被甩出了高速运行的“时代列车”，成为改革开放的第一批“牺牲品”。对于他们来说，“1977”所代表的，很可能是“永远的痛”。只有那些佼佼者们，才能通过高考，一路高唱《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进入自己期盼了十年的大学。
王桂华：我们这一代人是很幸运的，无论是恢复高考，还是改革开发，我们都是同行者和受益人。尤其是作为电视人，我们见证和记录了国家和人民的成长、变化。所学专业铺开的一条路让我的事业和生活充实而有意义。
他们执著于正义，执著于理想，执著于情感。对祖国，他们也许会说：时刻准备着；对理想，他们也许会说：要靠努力改变一切；对自己，他们也许会说：这一生我无怨无悔。
他们，就是“50后”。
当50后遭遇八九十年代
50后这代人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是共和国的第一代公民，他们从小在家庭、学校、社会受到的教育都比较单一，他们有着一种近乎天生的理想主义情怀。这种情怀是毛泽东缔造的共产主义红色理想，更是时代的产物。
南唐词人冯延巳在《谒金门》中有这样的描述：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这句话正好是80年代中国最好的写照。80年代带有新中国成立后所有新中国人的共同特征，这一年代不仅仅是80后的，也是60后、70后的，更是属于50后的。进入80年代，50后们心潮澎湃，高唱着《光荣属于80年代的新一辈》，似乎世界又是他们的了。他们有如摇滚歌手一般，带着一种愤世嫉俗的节奏、一种无法用歌声传达的纠结却又显而易见的优越感，引领着80年代。
查建英曾在《八十年代访谈录》中这样概括80年代：激情，贫乏，热诚，反叛，浪漫，理想主义，知识，断层，土傻，牛，肤浅，疯狂，历史，文化，天真，简单，沙漠，启蒙，真理，膨胀，思想，权力，常识，使命感，集体，社会主义，精英，人文，饥渴，火辣辣，友情，争论，知青，迟到的青春。
80年代属于50后，当然，80年代也属于77摄影班的同学。
任金州：由于当时对进入电视新闻摄影专业的人还有政审要求，77摄影班的同学都有着良好的家庭背景和教育背景，能够经得起各种各样的诱惑。
70年代末期至80年代初期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渡时代，人与人的差距非常小，唯一有差距的就是领导与百姓的差距，但现在看来那简直就不值一提。那时候人和人之间讲求平等，人的心态没有失衡，没有变态。加上良好的家庭背景，29名男生与2名女生走到一起，他们热爱集体，珍惜知识，注重友情，畅谈理想，追求真理。直到毕业后，他们依旧对生活充满着激情，认真而简单地生活着。
许纪霖先生说过：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的大学有一种特殊的氛围。要了解这代知识分子，就要从了解当时的大学氛围开始。当时校园政治非常活跃，思想解放运动的各个波段，在大学里面都有直接的反映，大家都非常关心国家大事，谁谈个人前途谁庸俗。我们这代人很讲政治，无论做什么，政治敏锐性都很强，这个特点一直保持到今天。
被许纪霖先生言中，77摄影班的同学们身上一直留有80年代这个烙印。毕业后的十年，他们经历着和学校生活完全不同的世界，体验着艰辛，也品尝着一个个生命中的惊喜。伴随着时代的进步，他们在成长。和今天的很多年轻人比起来，他们能够体会到更多的“第一次”，在成长的历程中能够留下更多的“第一名”。但他们心里十分清楚：这不是因为他们更加优秀，而是因为时代给了他们这种可能，让他们有更多的机会不重复上一辈人走过的路。他们是疯狂年代造就的理想主义者，他们生来就带着一种使命感。他们的使命感伴随着中国的发展，也相伴着中国电视三十年。
余义宁：我们担负了更多的使命，划开了当年广播电视专业领域尚属混沌的天地。我的这十年经历，也是中国广播电视界电视领域从80年代初开始的十年缩影，我很幸运，能够亲历并记录。
查建英同样是在《八十年代访谈录》里概括了属于90年代的关键词：现实，利益，金钱，市场，信息，新空间，明白，世故，时尚，个人，权力，体制，整容，调整，精明，焦虑，商业，喧嚣，大众，愤青，资本主义，身体，书斋，学术，经济，边缘，失落，接轨，国际，多元，可能性。
岁月无情，50年代出生的这代人，长到40多岁时，进入了90年代。90年代的十年，是翻云覆雨、大起大落的十年。90年代的中国，市场以商品经济的形式出现，整个社会世俗化倾向十分严重。50后们一直秉承并坚持的革命主义理想在改革的大浪潮中面临着挑战，也在这个年代遭遇了毁灭性的打击。相当一部分人在理想破灭后绝望不已，选择听从命运的摆布。然而，一些人毅然决然地为了理想坚挺地支撑着，这种理想是他们生命之所在，是支撑他们奋斗的核心因素。他们是那个时代的中流砥柱，是单位的骨干，是家庭的顶梁柱。经过多年不懈的努力，他们终于有了业绩。他们仍旧想说自己宝刀不老，可是，却偏偏快要到了该退休的年龄……
77摄影班的同学们，就属于这一部分：
毕业后的他们走上了各自的工作岗位，就像列车离开了始发站，去向不同，一路上的境况也会不尽相同，而结果也往往各不一样。职场如战场，何况他们身处的又是传媒界这样一个“名利场”，同时又从事着新闻这种需要服从、需要严谨、需要时效甚至需要凌厉的职业。那时候，作为恢复高考之后的第一届大学生，他们在社会上多少会显得有些另类。
黄著诚：工作二十多年，相信我们每个人都有许多只言片语无法说尽的故事，所以说到职场经历往往就让人万分纠结，不知从何说起。要说很辛苦吧，肯定比不上在土地上辛勤耕作的农民辛苦；可要说很风光吧，也不真实，因为风光背后总是被很多事情推着走，从没好好休闲过，更没有机会好好地研究自己喜欢的专业。这么多年的职业生涯，只能用酸甜苦辣五味杂陈来形容了。
回归宿命
77摄影班的同学们，年轻时，因为理想，因为抱负，他们奋力拼搏，展望着美好的未来。然而，30年的时光，足以让他们在滚滚红尘中体味人生百味。有的同学可能历经艰辛沉浮于宦海仕途，崭露头角，终于事业有成；有的同学可能淡薄名利，默默无闻，过着平平淡淡才是真的平静生活；有的同学可能随着社会改革的浪潮，投身商海，充当一回商海的弄潮儿，靠自己的勤奋、智慧发家致富。
余建成：人过50，回头望望，我休闲的日子比工作的日子要多得多，时时停下脚步，静心看风景，很知足，很为得意。人，生来就是为了过美好生活，而学习和工作只是为了过美好生活的一种手段，现在多少人，本末倒置，为官为财，整天、整年忙忙碌碌，更何况欲壑难填，不值啊。
不管他们做过什么，经历是坎坷还是平淡，他们毕竟走过了30年的风风雨雨，酷暑严寒，体味了生活所赋予的艰辛苦涩，幸福甘甜。30年的风霜雨雪，把这群曾经是十六七岁的风华少年演变成了两鬓染霜的成熟中年。岁月的沧桑，洗尽了他们青春的年华和天真浪漫，留下的却是他们对于人生最为准确的拿捏。没有任何的商议，没有任何的约定，他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同样一条自然生存法则：回归宿命。
黄著诚：有这么一种宿命的说法：每个人一辈子能承受的福分是一定的。比如说，能吃多少鱼肉，喝多少酒都是有定量的；一个人的气数也是有限的，过早透支就一定会得到报应。我们常常见到一些人，年轻的时候大吃大喝，往往过早就血压高、血脂高、血糖也高，后来只好日日喝粥吃素过日子。按照这个道理，每个人都不可能在江湖上混一辈子，也总会有淡出江湖的日子。
在他们之中，有这样一批人，他们因为中国首次恢复高考进入了大学，又得益于大学教育而成为电视界的骨干；而在经历过社会铅华，看透了社会百态后，他们又选择再次进入大学，为培养一代又一代的电视人，为着中国下一代的电视事业添砖加瓦。他们就是77摄影班的乔保平、田广、刘新荣、胡立德、段晓明和王政。
其中有两个同学的事业轨迹可一言以蔽之：乔保平、刘新荣。他们是77摄影唯一两个从台长到台长的同学。刘新荣在新疆电视台工作22年官至雪莲电视台台长之后，转去浙江传媒学院任教，当完系主任再当实验电视台台长。
而乔保平从甘肃电视台一个新闻记者成长为一名省级电视台的台长，走完了甘肃电视台的全部历程，现在他回到了母校，成为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台的台长。他这样评价自己的这种经历：学校现在有一句口号：今天你们以学校为傲，明天学校以你们为荣。我离开学校又回到了学校，是一个圆满的过程，这种圆满的过程又是满载而归，走的时候是一个毕业生，二十多年我们在我们的岗位上做出了业绩，作出了贡献，这是一个圆满，也是一个缘分使然。
77摄影班出了几个博士、学者，田广是其中唯一彻底改换领域的一位：从电视传播研究变成中国西部经济学，再变成社会人类学，再变成市场营销学。这样一路变下去，似乎他所在的地域、所做的学问离学校、离电视是越来越远，也在过去的20年里消失在了同学们的视线里。可是，终究要落叶归根，他回来了，回到了永远属于自己的土地。
田广：在2006—2007学年度，我得到了终身教授职位，这对在美国从事高等教育工作的我来说，无疑是得到了一个铁饭碗。拉姆斯特丹博士特意写信祝贺我，并问我是否有返回祖国效力的打算。后来，随着父母即将进入80岁高龄，我决定回国效力，母校自然成为我的首选。
在老班长任金州的帮助下，母校起初决定录用他，但后来因为他的美籍身份，田广未能如愿回到母校。如今，他已通过全球特聘人才项目来到了汕头，在汕头大学任教。
应本书编者的要求，程鹤麟用其独特的笔触对班级的每位同学进行了描述，其中，对于胡立德的回归，他是这样归纳的：
胡立德是77摄影最有才的一位——他被委以重任，出任黑龙江电视台俄语部负责人，负责筹备俄语节目。程鹤麟多年之后听说此事颇为诧异，问老胡：你懂俄语吗你就筹办俄语节目？胡立德答：我哪懂俄语，不懂。胡又说：我们领导不喜欢我，自己也懒得伺候，辞了俄语部，还是回头干记者去。2000年或2001年任金州去黑龙江开会，发现以胡的执著和轴劲，跟台领导完全不搭调，就鼓动胡去浙广。等到下次胡来电话了：
“班长，我到杭州了。”从寒风凛冽的冰城到了暖风醉人的温柔乡，老胡心情大好。
而段晓明和王政这两位同学的传奇经历，恰好印证了“走南闯北”这个成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