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金州：我们的知识体系对北师大他们来说特别重要。所以，北师大很想出这套书。就这样，北师大出版社以优惠的条件、职业的态度，接手出版了这套教材。
叶凤英老师认真总结自己多年教学积累的理论，并将这总结收纳于此书之中。1997年，这本《电视采访学》一经出版，立即大卖；而生动形象的图例为李兴国的《摄影构图艺术》打开了市场销量……一本接着一本，这套教材陆续出版，直到2003年，任金州的《电视新闻摄影》出版后，此套书系才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任金州：97年以后电视媒体发展变化很大，新的节目形态、新的表现样式不断涌现，令人目不暇接。我总希望能将这些新案例收进《电视新闻摄影》一书中，结果一直拖到2001年美国“9·11”事件发生，我将电视媒体对“9·11”的各种直播报道放进了书里，那时已经是2002年了。
就是通过这17本书，中国电视行业有了自身理论的发展方向；也是通过这17本书，北京广播学院造就了一支强大的教师队伍。先后有14位教师以此套教材为基础评聘为教授或副教授。也是这支队伍，培养着一代又一代未来的电视人。
2006年，中国电视业在自下而上的创新突破和自上而下的规范调整中博弈。娱乐选秀带动了创新浪潮，电视剧独播引发了资源竞争……新的节目形态、新的编播策略、新的评估体系、新的营销方法和新的运营机制，无不体现着中国电视业在面临日渐焦灼的本土竞争和迅速开放的市场环境时“不破不立”的勇气和果决。但同时，电视行业仍然需要领先创新的理论基础先行于实践，为电视业的健康有序发展提供原动力。面对如此焦灼的社会背景，任金州与钟大年再次达成默契，开始着手重新修订“电视学系列教程”。
任金州：“电视学系列教程”可以说是20世纪的研究成果。进入21世纪后，我们发现这刚刚出齐的17本书在飞奔的社会面前又显得落后了。我们在17本书的基础上，将业界反映好、市场销售量大的10本书选出来，重新做修订版，全部运用新的语态，构建新的语境，选用2000年之后媒体发展的新案例。为区分新修订版10本书与前17本书的不同，将全部书名进行了更新。
这套书中，钟大年采用一种全新的话语方式诠释了纪录片，这在以前不可想象，最后的书名定为《纪录片：影像的意义系统》。后面的9本书均按钟大年的书名格式来命名。除了沿袭此种写作思路外，整套书中还添加了数字化的知识背景。
2000年以后的中国电视最为重要的一个现象是电视制作、传输、接收的全面数字化，数字化全新平台的出现带动了电视新闻节目组织方式和传播方式的革命性变革。如何使电视的专业教学与时俱进，甚至先行于时代？如何使电视专业的教材能够既有严谨的学科体系，又与鲜活的社会实践紧密联系？是任金州和钟大年在教材编写过程中经常讨论的问题。
77摄影班的班长与副班长，在各自忙碌的岗位上一边做事一边研究着自己的电视理论。
钟大年：我和金州先后组织了三套有关电视方面的书，“中国应用电视学”（1992年）、“电视学系列教程”（1998年）和“电视学系列教程修订版”（2006年）。
就这样，作为电视教育工作者，他们与电视系的教师一起，站在前辈们的肩膀上，用了二十多年时间，建构起了中国电视专业的教学系统和理论体系。
给电视一个支点
虽然中国电视早已经飞入寻常百姓家，但是在业界，电视的地位仍然比较尴尬，尤其是当电视遇到自诩是精英的群体时。一方面，一些所谓的精英们的最高级别的文化颁奖、艺术盛会，甚至是最权威的年度精英评定，总是要争着抢着与电视联姻，电视会慷慨地将这些精英们的盛会扩大为全民的盛宴；可是另外一方面呢，精英们又会以最粗俗的表达方式将电视排斥于千里之外，称电视是“弱智的中国电视”（《弱智的中国电视》）；称看电视的人是“长在沙发上的土豆”（《三联生活周刊》）。电视虽然得到了“第九艺术”的虚名，却不被精英文化所接纳。拥有“第一媒介”一呼百应的大众影响力，却又被大众文化批评家视为害群之马。中国电视，在繁花似锦的喧嚣外表下，只能是艰难跋涉。
这时的电视，真的需要重新认真地审视自己，研究自己，好好地“策划”一下了。
任金州：电视从技术为王，变成编导为王，从编导为王又变成管理为王，管理出效益，管理产生电视最重要的内容。管理出效益，管理出好节目。当下的电视从管理为王，到真正核心的东西是创意，又面临一个创意为王的时代，实际上电视生产是一个策划的过程。
北京广播学院从1998年起开设“电视节目策划”这门课程。开设初衷，也仅仅是因为任金州的热情和他对于这项工作重要性的先见。
在我国，影响电视节目水准的核心力量已经形成了自身独特的位移轨迹：30年前的中国电视是“技术工程师的时代”，一旦拥有了先进的电子摄录设备和制作设备，就等同于拥有了节目的质量；20年前的中国电视是“电视编导的时代”，一位编导的个人素质与他制作节目的能力决定了一个节目的质量；15年前的中国电视是“制片人的时代”，那时候，一位制片人的素质、协调能力以及运作资金的能力关系到了一个节目的成败。
然而进入21世纪后，中国的电视业却是“策划人的时代”，那些具有丰富而专业的知识建构的外脑们，可以调动各种社会资源，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将节目做得越来越好看，而且有深度，这些策划才是提高节目质量的重要因素。2002年，任金州以其独到的眼光、敏锐的捕捉力，出版了这本《电视节目策划研究》。
任金州：创意策划决定了电视能否占有收视率，同样，电视的成长，电视节目能否被社会认同，都需要由创意策划来决定。所以，我发现创意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一个主要研究领域，于是就开始了电视节目策划的研究。
他带领研究生，一起研究，共同讨论，深入调查，虚心求教于有经验的老师以弥补知识的不足。
2002年，《快乐大本营》大行其道，掀起一股电视头脑风暴。
任金州：所以有人说电视不是做出来的，而是“玩”出来的。
然而，电视发展真的太快，电视技术日益更新，电视界的观念、体制、格局，每时每刻都在发生许多重大变化。过去这种“只有把电视玩好才会有收视率，有了收视率才会有钱，有了钱电视才能更好地发展”的想法也已经被“经营时代”理念所取代。电视节目制作将会以完整的商品产业链形式运作，策划仅仅是产业链的一个组成部分。策划“调动”资金，资金产生技术，再通过管理完成销售。策划要与市场紧密结合，叫好不叫座的策划称不上是好策划。
任金州：因此，这就对策划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个好的策划不能仅仅凭自己的主观意志和爱好去策划，那样策划出来的节目会是一个跟社会无关的东西，真正检验策划好坏的是社会。
若想追上电视临风飞翔的脚步，唯有依靠电视人智慧的头脑，让任何有创意的想象都能够插上翅膀，才能在社会自由的天空中展翅飞翔。正如他在该书绪论中说的那样：电视是生活之海——在波澜壮阔的海中，我们听惊涛拍岸，看潮起潮落；与苦难者风雨同舟，与无畏者击节而和；电视又是心灵之巅——在云蒸霞蔚的山上守候精神的田园，坐看云起，笑纳荣辱；与高洁者采菊东篱，与知己者对酒当歌。而电视策划是海之舟、山之径，引领我们的脚步跋山涉水来到心灵想要停泊的地方。
只有在经历与体味后才会有思考与成长。电视人正是在经历中试图为中国的电视寻找一种自内而外的助推动力，他们也努力尝试寻找一个巧妙灵活的支点撬动尘封已久的电视理念——这个支点就是电视策划。
今天电视人之所惑、所思、所痛、所感……所做的一切，都将像昨夜星辰一样闪烁在明天的天幕上。无论幼稚与否，所有的努力与探索，都将因为曾经在黑暗中发出过的光亮而变得有意义。任金州在绪论结尾处道出了这本《电视节目策划研究》的出版目的，也许，这也是任金州能够一直将电视理论进行到底的原因吧。
就在编写《电视策划研究》之时，任金州恰巧遇见程鹤麟和张绍刚，三人见面聊了许久之后才发现：原来三人都在研究电视节目策划！就是这样的机缘巧合，两位老同学和一个电视界的新生代，三人不谋而合，再写本电视节目策划。
程鹤麟、张绍刚：当任金州老师提起写这本书的时候，我们觉得是一个机会，可以把自己的一些经验和感受拿出来和大家交流。
程鹤麟虽年长于张绍刚，但二人却脾气相对、趣味相投，一位称之“张老师”，一位呼之“程兄”。二人对于电视策划的理解，自成一套体系，与任金州的理论比较起来，自然有些“格格不入”。
任金州：他们不愿意跟我们在一个体系，我说那你们俩单独一本。于是，他们哥俩就单独一本。
此二人讲求“感觉”：一种电视感觉。他们提出一种理念：就是在这种感觉的支配下完成电视策划。至于说针对策划的更强的操作性程序，他们自己真的也说不出来。还是那句话，先建立起电视感觉再说。同样，他们的这本书也是在这种感觉的支配之下完成的。
任金州虽挂着此书主编之名，但著作权却是属于程鹤麟和张绍刚。为了保持他们哥俩这本书的独立性，任金州没有对这本书做任何的改动，甚至前言都没有写。
任金州：我也不愿意改动它，影响它，加工它。我说你们写什么就是什么，拿来我一字不改。
任金州心里很清楚，这两个人都是个性人物，特别是自己的老同学，他太了解了。程鹤麟总是会有自己的一套想法，动他的想法不合适。正因为是同窗，是同寝室的好友，程鹤麟与任金州才有了一种默契，就好像任金州与钟大年一样，二人合作得很愉快。
任金州：在这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影响着程鹤麟，而程鹤麟带着张绍刚，而程鹤麟在这本书中发挥着比较重要的核心作用。我跟他的合作十分愉快，他把他的想法拿出来。事实上，他的这本书也是对我那本书的一个呼应。
对于张绍刚，任金州也看得很清楚。
任金州：张绍刚那时正在成长中，尽管对我很客气，但我清楚，张绍刚是一个很聪明、反应很快、很有想法的人，其内心有时是很孤傲和清高的。张绍刚与程鹤麟一样，都有自己独特的语言表达体系和讲述风格，说起事来天马行空、无拘无束，想到哪儿讲到哪儿，潇潇洒洒、随意且有时放纵，是一种特立独行的人。
任金州为二人创造了极为宽松的研究氛围，让程鹤麟与张绍刚能够畅所欲言地发表自己的观点，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最重要的是，可以把策划当做一个重要的内容来研究。正因为如此，这本书出版后受到了极大的欢迎和广泛的关注。
自然，哥俩也少不了感谢老同学、老领导，他俩在该书后记中说：
“这本书是在任金州老师不停地催促下才完工的，所以感谢任金州老师提供的机会和不断的鞭策。”
总结起来，可以说特立独行之人出版的书同样具有与众不同的气质：程鹤麟与张绍刚二位以艺术散文式的笔法，闲谈漫笔，或是给出理性策划的规范，或是洒几颗启人发思的金豆。对于所有电视从业者尤其电视策划人来说，寓教于乐，的确是不无裨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