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连受到发表阵地的失守和尖锐的言辞攻击，鸳蝴派作家当然不甘示弱。茅盾首先感受到了来自对方阵营的强大压力，他在1921年8月写给周作人的信里谈到：“上海谩骂之报纸太多，《晶报》常与《小说月报》开玩笑，我们要他办事，更成功少而笑骂多；且上海同人太少，力量亦不及。”所谓“玩笑”是茅盾化重若轻的说法，实际事态要严重得多。比如，《晶报》上的一篇指名写给“莺雪老弟”（暗指雁冰）的文章就很富代表性。他先是褒扬革新前的《小说月报》，然后讽刺革新后的《小说月报》：“越看越弄不明白……不但弄不明白，连字句都看不断了……仿佛在云里雾里、简直是莫名其妙”。并说拿这样的刊物去包酱鸭也嫌臭。
对于鸳蝴派这种夹杂人身攻击的尖刻反击，文学研究会的反应极有章法。
首先是近半年的时间没有正面反击。因为在这一时期，面对鸳蝴派没有明确针对对象及观点，只是近似人身攻击、市井谩骂的反击，一时还难以确定自己的具体进攻策略。而相比于鸳蝴派经营多年的势力影响，文学研究会的主要刊物也还没有完全胜出的把握。更关键的原因在于，文学研究会还没有真正确立起支撑自己的完整、统一而有力的理论体系。尽管文学研究会将自己的成立宗旨规定为“研究介绍世界文学，整理中国旧文学，创造新文学”，但是如此宏大的使命在当时的中国文坛如何实施？具体的标准与规范是什么？应该说在很长时间里，至少在1922年之前都相当模糊，新文学群体内部对此分歧重重。茅盾后来进行过这样的分析：“关于建设新文化，……—没有人的提案能得普遍一致的拥护……参加‘反封建’运动的人们并不是属于同一社会阶层，因而到了问题是‘将来如何’的时候，意见就很分歧了。”
在社团初创并面临外界挑战时，这种众说纷纭的局面导致无法用一种统一的口径一致对外，更无力构建起本社团的整体面貌。因此，“一次论战的到来，某种意义上，可以为社团内部统一思想，确立社团内部的主流意见提供一种难得的契机。对于文学研究会来说，的确就是在应对鸳蝴派这样的挑战时，获得了一次酝酿、协调、整合社团文学观念，确立一套既能反映大多数成员文学立场，又能行之有效地回击其他社团论争的基本文学创作规范的良好机会，而且通过论战，还能切实地检验一下自己提出来的文学观念是否真的能够贯通文学与现实，是否真能实现他们所设想的那种结果。”因此，文学研究会不急于争夺一时之间的气焰高低，在经过充分酝酿协调整合之后，才选择全力出击。
1922年，经过充分准备，文学研究会正式回击鸳蝴派。这次无论是观念还是立场，都已经因为趋于统一而显得明朗了许多。
首先进行回击的是郑振铎。他推出《悲观》、《“文娼”》等文章，对鸳蝴派创作行为进行定位，将其命名为“文丐”、“文娼”。批评他们为迎合社会心理，向空虚构招徕读者，互使暗计争夺市场，从根本上否定了文学的商业化倾向。他还注意到改变读者阅读趣味的重要性：“如果这个社会里一般读者的眼光不变换过，他们这班‘卖文为活’的人，是绝对扫除不掉的。即使他们知道忏悔，竟而改过了，仍旧会有一班后起者来填补他们的缺的。”他还进一步将“游戏消遣”与“文以载道”的文学观都归于传统谬误的观念，认为要改变文学现状，只有建立新的文学观念：
我们要想改造中国的旧文学，要想建设中国的新文学，却不能不把这两种传统的文学观尽力的廓清，尽力的打破，同时即去建设我们的新文学观，就是：
文学是人生的自然的呼声。人类情绪的流泄于文字中的，不是以传道为目的，更不是以娱乐为目的，而是以真挚的情感来引起读者的同情的。
类似的观念在文学研究会其他作家文章中也有深入阐释，如李之常就在《支配社会底文学论》中，列举了以鸳蝴派为代表的旧小说带给社会的负面影响，并且指出：
今日底文学底功用是什么呢？是为人生的，为民众的，使人哭和怒的，支配社会的，决不是供少数人赏玩的，娱乐的。
为了追求文学社会文化功能的实现，他明确提出了以“自然主义”作为当前文学基本规范的理由与必要性：
中国的黑暗的现状，亟待谋经济组织底变更，非用科学的精密观察描写中国多方面的病的现象之真况，以培养国人革命底感情不可，非采用自然主义作今日底文学主义不可。中国文学采用自然主义是适应环境。
茅盾在长篇论文《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中，抨击鸳蝴派创作是“记帐式的报告”，不懂描写，更不懂客观观察：“作者自己既没有确定的人生观，又没有观察人生的一副深炯眼光和冷静头脑”，“简直是中了‘拜金主义’的毒，是真艺术的仇敌”。
并将其最大的错误归结为“游戏的消遣的金钱主义的文学观念”。总之，他从思想和艺术两方面全然否定了鸳蝴派小说的存在价值，认为只有自然主义才能弥补上述缺陷，是中国现代文学最切实的发展方向。他不仅在该文中以“自然主义”为核心，将文学立场、创作方法、批判角度等有机地连接在一起，系统地阐释了文学研究会的“现代”立场；在随后发表的《写实主义之流弊？》、《真有代表旧文化旧文艺的作品么？》、《反动？》等一系列文章中，更采用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充分展现了自然主义参与文学与社会的现代性建构的种种优越性。
沈雁冰的阐释极有章法，将对自然主义的介绍推广与当前社会语境有机融合，既稳稳立足于现实土壤，又避免了过分的自我封闭。可以说，“通过与鸳蝴派的论争，‘自然主义’由于有现实需要作为有力支撑，不仅在文学研究会内部取得了主流地位，完成了文学研究会思想观念的一次整合，使文学研究会表示自己现代立场的最显著印记最终能够浮现出来；而且，从整个社会来看，它也籍论争之力，借助鸳蝴派已有的市场影响，完成了文学研究会‘现代’面目的一次成功的塑造和传播。”
由上可见，二者论争的意义超出了论争本身，成为一个社团整理、建构乃至表现其现代性理想的必要途径。“所有的一切都指向文学研究会对自身存在的深入命名与阐释，指向了自身现实影响的传播与扩展，尤其是鸳蝴派是如此适合的对手——只有孱弱的理论根基，质低而量少的论争文章与无可置疑的文学商品化立场。”
值得注意的是，与面对创造社的被动应战、主动调和不同，文学研究会在与鸳蝴派的论战中不仅主动出击，而且非常坚决地拒绝从中调和的可能。在论争中，黄厚生曾先后撰文《调和新旧文学谈》、《调和新旧文学进一解》，主张二者握手言和，但遭到了文学研究会诸君斩钉截铁的拒绝：“无论什么东西，如果极端相反的就没有调和的余地”，“我们所能做的只是一方面极力攻击，免得后来的纯洁的人也沾污泥；一方面灌输文学知识，愿良心未尽死，热血未尽冷的人见了，知道文学的真义，能立刻弃旧屋而就新途。”这种坚决的态度显然与同创造社论战的态度形成鲜明对比，态度、立场的反差来自于对论争对象定位的差异，定位不同，因此论争的具体策略也存在很大差别。
（三）刊物对论争具体实施的保障
文学研究会非常注重为论争的具体实施提供充分保障，这不仅在文学研究会刊物的编辑方针、栏目设置中有着鲜明体现，而且反映在积极的版面支持方面。
作为影响深远的知名刊物，《小说月报》成为参与论争的重要载体和焦点之一，对于自然主义介绍与推广最为有力的文章，都刊载在《小说月报》上，它奠定了文学研究会为人生文学观的基本理论基础，而且通过论战，《小说月报》的影响不再仅仅局限于文学与文化领域，而是延伸到了社会的方方面面。
由于《小说月报》的刊物定位（综合性文艺刊物，理论、批评只是众多功能之一）及发行周期（月刊）的限制，不能满足论争的需要，因此，短小精悍、快速犀利的《文学旬刊》的问世成为众望所归。文学研究会明确表示：《文学旬刊》的编辑宗旨重点在于论争和批评，以弥补《小说月报》出刊周期长，此类文章版面有限的不足。
郑振铎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导言中对此有过这样的评价：“《文学旬刊》，文学研究会的一个机关刊物，也附在《时事新报》里开始发行。在第二期的新文学运动里尽了很大的力”，并且公开承认“《文学旬刊》对于他们也曾以全力对付过。几乎大部分的文字都是针对了他们而发的。却都是以严正的理论来对付不大上正流的污蔑的话。”的确，从1921年5月份《文学旬刊》创刊后，几乎每期上都有针对鸳蝴派的批评文章，而且往往都刊登在非常瞩目的位置，作为重点推出。如郑振铎《文学的定义》刊发于《文学旬刊》1921年第1号，《新旧文学的调和》刊发于第4号，《文学的使命》刊发于第5号，《新旧文学果可调和吗？》刊发于第6号……充分发挥了《文学旬刊》出版周期短，反应迅速，版面支持充分的优势，为论争的展开提供了最充分的阵地保障。这样不仅充分弥补了《小说月报》周期长，相应版面不足的缺憾，而且使这一初建的机关刊物迅速找准了自己的文化定位，不仅很快就在文坛上立稳脚跟，而且迅速发挥出自身优势，为文学研究会群体的文化启蒙理想推波助澜。
三、与学衡派的论争
“学衡派”是对围绕在《学衡》周围的作者的称呼，以吴宓、梅光迪、胡先骕等人为核心。学衡派与20世纪初出现的其他几大新文学“逆流”的区别很鲜明：他们在文化背景、政治背景方面差别很大，对于中国文学现状的估价、对未来的设想都各不相同，介入新文学运动的方式、态度及其运用语言也不一致。
“学衡派”的主要成员都接受过新学教育，拥有与20世纪更为接近的知识结构，他们没有强烈的政治欲望和色彩，关注重点在于对中西文化的梳理和总结。与倡导“文学革命”的“五四新文化派”一样，他们也在思考和探索现代中国文化和文学的发展道路。
学衡派以自己的声音参与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并不反对新文化，也不反对吸收外国文化，他们与新文化派的区别在于对新文化与外国文化的理解和侧重不同，主要体现在文化观念和方法论上的差异。新文化派是主流，而学衡派是有益的制衡与补充，这些已经成为学术界的共识。
（一）论争缘起：确保新文学的稳固与发展
虽然现在的学界更多认可学衡派理论观念中的合理成分，认为它在新文学发展史中享有自己特有的价值和意义，它对文学进化论的批评更是博得一片赞扬之声。但是在文化新旧更替的时期，“启蒙”和“救亡”成为当务之急的历史重任，文化激进主义成为不可逆转的潮流。在这样的特殊时期，中正平和是不可能完成历史赋予的重任的。相比之下，学衡派的“无偏无党、不激不随”无疑显得不合时宜，也就注定仅能成为新文化发展中的支流。只能“旁皇歧路，预思来日，忧思谁知。弥觉孤凄也已。”况且，学衡派也没有做到真正意义上的中正平和，他们立足于“一偏”却不自认，反而要竭力将这事实上的“一偏”说成是文化的全部或者精华，实际与它所追求的“客观”、“公正”自相矛盾——鲁迅的名篇《估〈学衡〉》正是一针见血地挑破了“学衡派”的这种无法自圆的尴尬。
当时的新文学尚属起步阶段，来自守旧一方的压力巨大，新文学阵营必须时时警惕、高度戒备，随时应对来自各方的反对声音。在这样的心态下，当时身属文化激进主义的文学研究会不可能对学衡派的主张持有包容理解的态度。当时的文学研究会非常清楚地意识到，新文化阵营并没有真正立稳脚跟，广大普通读者对新文学仍然感觉隔膜，而对旧文化的接受相对而言则在审美趣味、阅读习惯等方面更易接受。因此，新文学的道路还十分艰巨。在这样的责任和压力之下，文学研究会对待学衡派的态度也就可以非常容易理解了。
文学研究会多次强调学衡派的危害性在于对广大普通读者的强烈迷惑性，阻碍着普通读者正规文艺欣赏力的形成，因为“群众的正当的文艺欣赏力，至少要迟十年始得养成。”而读者对于中国新文学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文艺的发达，一要有作者，二要有读者；中国目下果然缺乏作者，而尤缺乏读者。
中国的作者界就是读者界。”对于当时新文学曲高和寡的状况，文学研究会也是承认的：“‘只不过他们自己做这些东西的，买几本看看’，这句虽是反动派讥笑的话，但是颇有几分近乎实情。”因此，对于学衡派为代表的保守派的负面影响，尤为深恶痛绝。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文学研究会为何要对学衡派展开论战，甚至始终坚持激进到不无偏激的态度。因为“中国今日一般民众，毫无文艺的鉴赏力，所以新文学尚没有广大的读者界；要养成一般群众的正则的欣赏力，本来不是一朝一夕所可成功，或者要比产生一个大作家还困难。而况还有反动派作退后的运动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