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对于文学研究会而言，在夺取新文学话语领导权，建立新文学规范的过程中，既需要新文学内部的主流之争（如与创造社的论争），更需要旧文学的对比，在这种对比中凸现新文学的自我命名行动，这对于真正扩大新文学的影响，立稳脚跟并且真正击败旧文学，至为关键。因此，在旧文学中选取最适宜的论争对手，选取最适宜的论争角度，并且以最充分的技术支持（期刊的版面支持、栏目设计、发表阵地的保证等）展开这种新文学自我命名的论争，就显得更为重要。因此，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的论争虽然激烈，但究其根本，仍属新文学内部之争，虽然客观上有助于宣扬新文学的各种观念，有利于引起人们的关注，扩大新文学的影响，但是对于刚刚诞生不久、羽翼未丰的新文学而言，这种同室操戈未免有些两败俱伤。尤其在论争中，部分文章火药味十足，甚至近乎人身攻击与漫骂，揪住对方一些小的瑕疵咬住不放，不仅没有彰显新文学应有的生机、活力与积极，反倒会让读者心生反感，甚至令旧文学阵营拍手称快，有机可乘，对新文学的发展极为不利：“夹进了太多意气和成见，以至成了一场护自己之短，揭他人之疮，讽刺、挖苦乃至骂人的混战，徒伤了感情。”
（三）主动退出
尽管创造社咄咄逼人，似乎在论争中为自己谋得了一定的话语权，似乎也已夺得了与文学研究会共同统领文坛的地位，但实质上，他们无法从根本上动摇文学研究会源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正统地位。显然，文学研究会自身对这一点认识得更为清楚，因此，在权衡利弊之后，他们果断地退出这次论争。
我们谈到论争的人为设计及操控性，不仅表现在对论争的主动发起、运作上，同样体现在对论争的主动放弃上。对于不再符合自身期待视野的论争，果断予以终结，不纠缠于一时的意气之争，同样显示出论争体制的鲜明特色。
反顾这场论争不难发现，对于创造社的举动，文学研究会虽然据理力争，但是始终保持着较为理性、客观的心态。如沈雁冰在针对郭沫若火药味十足且带有人身攻击性质的文章作出应答的《“半斤”VS“八两”》一文中，还是坚持阐明自己的《〈创造〉给我的印象》一文是由于郭“党同伐异”而“激”出来的，“并非轻看《创造》，和《晨报副刊》的《估〈学衡〉》是不同的”。这表明，文学研究会一直将创造社作家视为新文学阵营内部成员，因此，他们的批评态度始终较为理性。而郑振铎则干脆发表致郭沫若的信，对他批评《意门湖》表示感谢，并对误译原因予以解释。而对于成仿吾的意气之举，文学研究会干脆不予回应——“本刊同人与笔墨周旋，素限于学理范围之内；凡涉于事实方面的，同人皆不愿置辩，待第三者自取证于事实，所以成仿吾屡次因辩论学理而大骂文学研究会排斥异己，广招党羽，我们都置之而不辩，因为我们知道与成君辩论是极没有意味的事。”
值得注意的是，在与创造社的论争中，文学研究会曾经两次有意和解：第一次，郁达夫于1922年8月2日在《时事新报·学灯》上发表《〈女神〉之生日》，一方面认为“中国自从新文化运动开始以后，个人都岌岌于自己的地位与利益，只知党同伐异，不知开诚布公，到了目下终至演出甲派乙派争辩，A团与B团谩骂的一种怪现象来”。继而表示“想请目下散在的研究文学的人，大家聚拢来谈一谈，好把微细的感情问题，偏于一党一派的私见，融合融合，立个将来的百年大计”。为此，他倡议于8月5日晚上举行《女神》生日纪念会，以便“我们研究文学的人大家聚集一次，开诚布公的谈谈我们胸中所蕴积的语言，同心协力的想个以后可以巩固我们新文学的方略”。并对郑振铎发出邀请，请他和文学研究会其他作家参加纪念会，郑振铎欣然应允，表示要多邀文学研究会同人参加，借此机会组织作家协会。纪念会如期举行，与会的除了创造社作家外，还有文学研究会的沈雁冰、郑振铎、谢六逸、庐隐等，会后还拍照留念。发起邀请的虽是郁达夫，但郑等人的积极应和也非常关键。尤其是提出组织作家协会，更体现出想以和解方式结束论战的诚意，但事与愿违，不仅协会未能组织成功，二者思想认识上的分歧与隔阂，反而日见尖锐了。
第二次，就是1924年7月21日第131期《时事新报·文学》上发表《郭沫若致文学编辑信》，沈、郑同时公开表示：“郭君及成君等如有学理相质，我们自当执笔周旋，但若仍旧羌无左证谩骂快意，我们敬谢不敏，不再回答。”从此，果然对于创造社的骂战，不再回应，从而让这场历时三年的论争终于画上句号。
在1923年12月10日上海《文学》第100期纪念专号上，郑振铎还曾对文学研究会的态度立场进行过这样的阐释：
我们更希望国内从文艺的同志，都能向上努力，不可因故而相互倾轧。我们固不希望大家都走上一条路，但至少总愿意在各路上同向文艺的园林走去的人，不要中途打起架来，为亲者所痛而为仇者所快。至于我们自己呢，除了走自己的路以外，我们还愿意把本刊公开了，帮助一切为文艺而努力的人——只要他们是忠实的为文艺而努力的。我们认定一切忠实的向文艺的路走去的人为友人，——我们无论如何决不以敌视之——虽然有时我们也许要做一个诤友。
二、与鸳鸯蝴蝶派的论争
相较于与创造社论争的被动应战与同室操戈，与旧文学的论争更充分显示了文学研究会论争体制的逐步完善。
（一）论争对象的选择：人为操控性
作为最早出现的新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的基本宗旨之一就是致力于新文学的建设，这种建设实际凝聚着文学研究会群体的一种现代性想象，如何将这种想象落实到具体层面，体现在具体的文学理论与创作中？新文学的“新”到底体现在何处？这显然是文学研究会成立后所面对的非常迫切的问题。
不仅文学之“新”需要凸现，社团刚刚成立的“新”也急需文学研究会迅速扩大自身影响，立稳脚跟。在这种情形之下，最好的凸现自我的命名手段就是论争，而论争对象的选择，就显得极为重要。
破旧才能立新，对新的彰显需要对旧的批判才能更加鲜明。
因此，作为当时旧文学、复古派代表的鸳鸯蝴蝶派、学衡派就进入了论争对手的选择范畴。作为新文学自我命名行动的论争对手，二者显然是较为恰当的人选：鸳鸯蝴蝶派是典型的旧文学的代表，而学衡派虽然不反对新文化，但在激进的文学研究会群体看来太过保守，其复古思想更是贻害甚广。还有一点，二者在当时都拥有相当的影响力，与他们展开论战，无疑可以获取最佳论争成效。而“较之于标榜‘昌明国粹、融化新知’，致力于寻求中西合璧文化发展道路的学衡派，鸳鸯蝴蝶派作为完全本土化的、基本上以传统白话小说创作规范为依奉的文学流派，更适合充当文学研究会、《小说月报》‘现代性’诞生的有效铺垫”。而论争，无疑可以充当二者之间确立逻辑关系的中介及传播的途径。
鸳鸯蝴蝶派起源于清末民初，在五四前后达到高峰。创作以小说为主，内容可以分为社会、黑幕、娼门、哀情、言情、家庭、武侠、军事、侦探、滑稽、历史、宫闱、民间、反案等数十门类，主要代表作家有徐振亚、苏曼殊、陈蝶仙、包天笑、李涵秋、朱鸳雏、程小青、张恨水等，代表作有《玉梨魂》、《断鸿零雁记》、《广陵潮》、《九尾龟》、《歇浦潮》、《金粉世家》等，主要刊物有《礼拜六》、《小说新报》、《游戏杂志》、《红杂志》、《红玫瑰》等。它推崇消费文学观念，将文学当作一种可有可无的消闲品，《游戏杂志》编者曾云：不世之勋，一游戏之事也。万国来朝，一游戏之场也。号称霸王，一游戏之局也……祖德宗功，上下五千年，其肇始之初，不过游戏之偶而已。
鸳蝴派消闲的文学观念，哀怨感伤的悲剧故事，凄清的叙事情调都建立在这样的土壤上。显然，这些基本特点，都与当时文学研究会等倡导的文学为人生、关怀社会的要求相去甚远。在后者看来，前者以满足市民趣味为宗旨，重在文学消费功能，只是复制庸碌的市民，而不能创造具有现代意识的公民，这是将文学社会功能设定为启蒙大众的积极效应的文学研究会所无法容忍的。
更重要的是，这样一种消闲庸俗、无益于社会人生的文学流派竟然拥有极为庞大的读者群体，有着极其深远的社会影响。连茅盾也不得不承认“在当时的小市民阶层中有相当影响。”这就让立志于新文学建设，梦想实现对国民的文化思想启蒙的文学研究会如鲠在喉，不吐不快。因此，二者的冲突是在所难免的。
早在文学研究会成立之前的《小说月报》“半革新时期”，茅盾就已经将矛头指向了鸳蝴派。1919年底，他受邀编辑《小说月报》新辟栏目“小说新潮”，在《宣言》中提出文学应当“表现人生并指导人生”，“重思想内容，不重形式”，随后，在该栏目内陆续刊发自己宣传新思想的文章，并且在读者中引起了反响。如第十一卷第四期所登黄厚生的《读〈小说新潮栏宣言〉》，虽然茅盾也认为黄的观点不尽正确，但还是非常欣喜，因为“他反对以小说为消遣品，而认为‘小说是改良社会、振兴国家，在教育上所占的位置，在文学上所占的价值，均能算括括叫的第一等’，却针对‘礼拜六派’而发。”他还在该栏目刊发新诗及一些新人的译作，选取的多是与“礼拜六派”所偏爱的“奇情加苦情的消遣小说”迥异的现实主义作品。他的努力，终于打开了十年之久的一个顽固派堡垒的缺口。
回顾茅盾在《小说月报》半革新时期的努力，我们不难发现，对鸳蝴派的论争实际酝酿已久，只是因为当时新文学力量弱小，尚且无法与之直接抗衡，但冲突的种子早已开始萌芽并茁壮成长。文学研究会成立后，随着新文学力量的逐渐壮大，对鸳蝴派的论争终于可以全面施行了。
所以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郑振铎会将《文学旬刊》的办刊宗旨阐释为：
《文学旬刊》不得不尽力从攻击方面做去，《小说月报》出版太迟缓，不便多发表攻击的文章，而现在迷惑的人太多，又急需这种药品，所以我们都想把“旬刊”如此的做去。
而茅盾，则干脆将创办《文学旬刊》的目的解释为：“首先，我们对于鸳蝴派就可以正面攻击”。
显然，对这场论争的爆发，新文学一方实际是充满了期待的。
遗憾的是，我没能查找到文学研究会成员具体策划论争的直接材料，但是从郑振铎写给周作人的信中，将鸳蝴派作为论争对象的决心被反复提及：“我们要注全力来对付近来的反动——礼拜六一流人的反动”，“礼拜六派的势力，甚为盛大，差不多没有一个卖日报的人没有不带卖礼拜六等，其他火车轮船埠站，及各烟纸店，小书摊，亦有他们的踪迹……我们想在上海攻击一下。
先生在北京方面，也应该给他们些教训才好。”
综上可见，这种论争的发起带有强烈的预期性，符合文学研究会的期待视野，具有人为设计及操控性。
（二）论争过程：鲜明的策略性
茅盾接手《小说月报》，是两者矛盾全面展开的开始，他将王蕴章主编时期几乎成为鸳蝴派发表基地的《小说月报》改组为新式白话文创作的大本营，从作家群落、栏目设置到整体文学风貌进行了全方位的革新：作家群体中的林纾、周瘦鹃、程小青等纷纷退出，代之以文学研究会的成员；“弹词”、“文苑”、“杂载”等与鸳蝴派创作体裁相协调的栏目被取缔，新设的“海外文坛消息”、“社评”、“译论”、“读者文坛”等栏目都富有关怀现实、视阈开阔等特点；在创作风格上，为人生的写实主义取代专在“抒情”的鸳蝴派风格成为主流，这样的革新体现出编者已经在积极酝酿着二者全面性的交锋了。
文学研究会正式会刊《时事新报·文学旬刊》的出现，标志着这场论争大战正式拉开帷幕。在文学研究会一方，这场战争显然是有备而来，目的极为明确。
身为主编的郑振铎，撰写了一系列抨击鸳蝴派作品的随感，主要观点为：（一）抨击其消闲的文学观：“以游戏文章视文学，不惟侮辱了文学，并且也侮辱了自己”。（二）否定其存在的价值。
鸳蝴派尽管“时时冒充新式，做几首游戏的新诗；在陈陈相因的小说中，砌上几个‘解放’、‘家庭问题’的现成名词。同时却又大力提倡‘节’‘孝’”，因此，只能是被历史淘汰的旧文学，新旧文学调和的道路根本无法走通。
如果说茅盾是从发表园地的意义上阻断了鸳蝴派的生存途径的话，那么郑振铎则从理论上颠覆了其存在的合理性。他认为其游戏消闲的文学观念不仅完全无益于“血与泪”的现实，而且与新文学之间水火不相容，既缺乏存在的现实意义，也不具备现代转型的可能性。此外，叶圣陶等人也纷纷撰文加入对鸳蝴派的批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