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全球化语境中的毛泽东文艺思想
肖锋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化日益成为一个不可避免的现实，从跨国公司、互联网、麦当劳、可口可乐、好莱坞、格莱美，再到世界杯、NBA，这些异域文化现象以不可抵挡之势席卷世界各地的文化，打破和冲击着各种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面对新形势的挑战，如何做出有效的调整与应对成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必须面对的现实。江泽民早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就指出：“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创作出更多思想性和艺术性统一的艺术作品。”这就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基本课题和任务。新的社会和文化转型，给作为中国社会主义文艺指导思想的毛泽东文艺思想带来了巨大的挑战，研究毛泽东文艺思想在全球化语境中的地位和作用，显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学术价值。
关于全球化，刘康认为：“我所说的全球化，是指冷战结束以后，跨国资本建立的所谓世界‘新秩序’或‘世界系统’，同时也指通讯技术革命以及‘信息高速公路’所带来的文化全球化传播的情形。全球化过程最重要的特点之一，是文化生产与商品生产的关系日益密切，在大众文化和日常生活、意识形态与学术思潮等各个领域中，文化与商品的紧密结合，渐渐形成了充满内在矛盾与悖论的‘全球化想象’。”所谓“全球化”，“首先是出现在发达国家的经济领域和金融界的现象”。
“全球化语境下产生的后现代性的条件至少包括这样三个：资本的全球化运作，信息时代的来临和其他高科技的冲击以及后现代社会的消费文化。在这三者中，资本的全球性运作无疑居首位。”全球化的出现是从世界范围来讲一种历史选择和科技进步的结果，其基本特征在于：经济资本全球化，信息技术的传播化，与市场结合的消费文化。其中，经济资本的全球化以及信息技术的传播化成为全球化出现的必然物质条件。由于资本与信息技术的全球化传播和运作，从而造成了全球化时代独特的文化景观。毛泽东说：“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反映，也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呈现出以下几个明显的特征：开放性、商业性、信息性、多元性等。开放性是指全球时代的文化并不以一种“保守”的立场来对待另一种文化；商业性是指全球时代的文化与市场相结合，把文化造就成一种可以创造经济效益的文化；信息性是指文化的迅速传送，比如在中国的某一地方通过信息技术可以收听收看到诸如格莱美颁奖典礼、NBA、世界杯等体育赛事直播，以及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实况现状；多元性即指多样文化的共同存在。
新世纪以来，随着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国家与国家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经济、政治、文化、观念、资讯等交流已成为一种普遍的趋势。面对全球化时代经济与文化交流及融合的趋势，不少学者对此忧心忡忡。
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体系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文艺与革命；文艺与人民；从生活到艺术；文艺遗产的批判继承；文艺批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毫无疑问，毛泽东文艺思想经过发展，已经成为我们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精髓就在于以人为本位的思想，其基本特征就在于开放性与实践性、多元性与民族性兼容并蓄，在全球化语境的历史条件下这种开放与实践、多元与民族的精神就与全球化时代的文化特征有了共通之处。一个不应当回避的现实是：所谓“全球化”在价值诉求上集中体现为对不同国别、不同民族、不同地域文化形态之间差异化的有意或无意的忽视。在世界文化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国别与国别、民族与民族、地域与地域之间的文化总是相互依存并不断融合的。在“全球化”的进程中，越是“全球化”，与之对抗的民族性、地方性、人民性等声音就越凸显出来，这亦是“全球化”无法回避的悖论。
毛泽东文艺思想始终贯穿着毛泽东思想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三个方面“活的灵魂”。以全球化的眼光去观照毛泽东文艺思想，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它可以一方面促进毛泽东文艺思想本身研究的发展，可以促进研究方法的更新；另一方面通过研究毛泽东文艺思想本身的当代形态，可以推动毛泽东文艺思想走向世界。
一、文艺的人民性与全球化
“全球化”时代，经济的全球化必然会造成全球文化相互交融、交互错动的新局面。全球化的出现并非一种偶然，“全球化过程并不是资本主义历史上的一次根本割裂，而恰恰是资本主义惯常关怀的一种发展，是与不同程度和不同种类的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完全不可分割的一个观念。换言之，全球化过程不是什么全新的现象，而是历史上可以解释的现象，其独特的形式取决于资本主义在不断革新生产手段的过程中在自身之内并为自身生发的一系列特定危机。可以说，每一种危机的不同之处或有待于重新组织的地方，正是资本与劳动的内部关系，以及资本与国家的外部关系。”在全球化时代，资本的输入必然造成劳动力资本的重新分配，这涉及对国际剥削和被剥削关系的重新认识，同时它还推动国际规则制度的变迁，造成新的不平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全球化的过程不过就是一种平衡与不平衡进行协调的过程。同样，对于全球化时代的文化亦应当保持清醒的认识，考察全球化语境中的毛泽东文艺思想，需要注意其核心就在于以人民为本位的方针不可更改，不应也不可能忽视文艺发展的根本方向是为人民群众服务。毛泽东说：“我们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不解决这两个问题，或这两个问题解决得不适当，就会使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和自己的环境、人物不协调，就使得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从外部到内部碰到一连串的问题。”毛泽东在1956年与音乐工作者谈话时也指出：“艺术离不了人民的习惯、感情以至语言，离不了民族的历史发展。”邓小平也同样指出：“我们的文艺属于人民。”“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自觉地在人民的生活中汲取题材、主题、情节、语言、诗情和画意，用人民创造历史的奋发精神来哺育自己，这就是我们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兴旺发达的根本道路。”在全球化时代，强势文化以不可阻挡的优势侵入一些本土文化的领域之中，似乎在文化要走向一体的过程中，就可以忽视文艺本身的意识形态，这样的观点是不可取的。
强调全球化语境下的毛泽东文艺思想中以人民为本位的思想，一方面恰恰在于突出中国文艺为人民服务的中国特色，另一方面又恰好与全球化的时代特征紧密相连，创造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具有当代思想性和艺术性的文艺形式。
对人民性的强调，正是对文艺本身是审美的意识形态反映的强调，这种文艺的审美意识形态性正好体现了中国当代文艺现状的民族性。“现实对意识形态的同化并没有预示‘意识形态的终结’。相反，在某个特定意义上，由于当今意识形态处于生产过程本身之中，发达工业社会比它的前身更意识形态化。”也就是说，全球化的进程不是一个意识形态统一的过程，相反还会造成意识形态的某种裂变，意识形态随着全球文化工业的生产反而会更加突显，这尤其表现在文化消费和本土民族文化立场的坚持上。全球化浪潮，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互联网和手机为代表的新媒介，对于中国人的审美娱乐观念及文化消费方式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在阶级斗争已经不成为主要矛盾的情况下，文艺的消费娱乐功能随着影视等媒体的强力介入，成为占主导的方面。信息的快速传递，亦给如何正确处理文艺的人民性与文艺的通俗性、高雅性关系带来了难题。全球化时代的信息技术可以为这种关系的正确处理提供一种物质技术条件，人们可以通过发达信息技术的运用，享受到高科技信息真正带给人们的娱乐和审美感受。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的指向与全球化时代文艺的通俗化、高雅性相结合实际上并不矛盾。它要求我们利用全球化所提供的一切物质技术条件去创造艺术，满足不同层次人民群众的精神意愿，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
二、文艺的开放性和民族性
毛泽东文艺思想中对文艺的开放性与民族性的强调看似互相矛盾，实际上却并不矛盾。文艺的开放性要求我们以一种广阔的胸襟去吸收和借鉴一些先进的文艺成果。这种开放与全球化的开放在精神实质上有共通之处，共同需要以一种海纳百川的精神去吸收外来文化。全球化的开放又由于其鲜明的时代特征，与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开放有所区别。这种区别在于全球化要求一种一体化和统一化的发展趋势，它本身承载着发达国家文化鲜明的意识形态性，由于经济上呈现的优势，这种全球文化不可避免地会打上后现代、后殖民的文化烙印。毛泽东指出：“我们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作为我们从此时此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作品时候的借鉴。有这个借鉴和没有这个借鉴是不同的，这里有文野之分、粗细之分、快慢之分。所以我们决不可能拒绝和借鉴古人和外国人，哪怕是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东西。”他同样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指出：“艺术上‘全盘西化’被接受的可能性很少，还是以中国艺术为基础，吸收一些外国的东西进行自己的创造为好。”这两句话可以看做是对毛泽东文艺思想中开放性与民族性的最好诠释。文艺的开放性要求我们继承、吸收一切先进的文艺成果，文艺的民族性要求我们对外来的文化保持一种谦虚、谨慎的态度。全球化时代的文化一方面由于经济的逐渐一体化，就自然会产生文化一体化的要求；另一方面正是由于这样的一体化要求，不同民族、国家和地区又体现出对于本民族、本地区文化的崇尚，这就造成了全球化的悖论。毛泽东文艺思想则为这样的悖论提供了很好的解决方式，它并不反对开放，而是强调批判地继承和借鉴。
在全球化时代，亦应理智地对待这种开放的精神，对文化的一体化趋势保持一种清醒的认识，采取一种批判的态度来对待文化的同一性。
毛泽东文艺思想认为借鉴和接受外来文化，会对本土文化有一个促进。毛泽东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指出：“我们接受外国的长处，会使我们自己的东西有一个跃进。”“应该越搞越中国化，而不是越搞越洋化，这样争论就可以统一了。要反对教条主义，反对保守主义，这两个东西对中国都是不利的。学外国不等于一切照搬。向古人学习是为了现在的活人，向外国人学习是为了今天的中国人。”面对全球化的一体化趋势，文化本身的独特性特点决定了在交流、对话的同时，也存在着对全球化的抵制。三好将夫认为：“鉴于金钱和产品流动只有利于享有特权的少数人，而其他人不可企及，那么，抵制不仅可能，而且完全不可避免。话语必然承认抵制和对抗的思想。”詹姆逊为晚期资本主义假定了一个第三世界作为激进的他者：“在全球规模重新启用激进的他性或第三世界主义的政治，从而在总体制度的空隙内建构抵制的飞地。”面对全球化，我们对毛泽东文艺思想中民族文化思想的强调，并不意味着我们高举民族文化的旗帜来对抗全球化，对民族文化的强调实质上是为了更好地与外来文化进行平等的交流和对话。对民族性的强调渗透着强烈的自省意识，在文化交流和流动的不平衡中，试图通过这样的一种话语权的争夺方式来取得平等对话的权利。这涉及到命名权、规则权、主讲权和划定范围权等话语权利方式的争夺。
这是面对全球化趋势毛泽东文艺思想所应采取的应对策略和力量，它可以突破全球化本身的悖论，跳出全球化的局限，从而赢得广阔的理论发展空间，塑造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新时代形象，推动毛泽东文艺思想走向世界。
当然，以全球化的视野来观照毛泽东文艺思想还涉及到毛泽东文艺思想在全球化潮流中的定位、毛泽东文艺思想与马列文艺思想之间的互动、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当代价值性等问题。面对新形势，作为中国特色文艺指导思想的毛泽东文艺思想显然不能故步自封，而需要对当代中国经济、社会转型的现实作出有力的回应，突破时代的局限，从而获得持续向前发展的动力。
（作者肖锋系中国传媒大学文学院讲师、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