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友军
中国现代文学史关于“左联”的不断“发现”和“重写”无疑推进了文学史的研究，可以说，多数“发现”和“重写”都旨在接近历史的真实和艺术的真实。20世纪30年代成立的“左联”，作为一个进步作家会聚的文学团体，不乏文学大师和巨匠的光辉照耀，然而一些湮没在大师巨匠光环下的普通作家的艺术创作价值依然需要文学研究者做细致的史料挖掘和甄别工作。宣侠父，这位1938年被蒋介石密令暗杀于西安的先烈、“身份特殊”的“左联”作家便是其中之一。
宣侠父（1899～1938年）1922年加入S.Y（社会主义青年小组），不久转为共产党员，是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一位秘密盟员。他与左权、陈赓等同为黄埔第一期学员，是最早以左派国民党员身份进入冯玉祥西北军中的共产党员之一，在“左联”最艰苦时期做出过重要贡献。但为了掩护其高层潜伏身份，“左联”成立及其后，在成员构成中并未提及宣侠父，因而少为人知。20世纪80年代初，阳翰笙和丁玲有专门文章回忆宣侠父；近两年来，《中国左翼文学史》略有论述，《新文学史料》2009年第3期金戈的《未能亮相的左联作家宣侠父》一文对宣侠父做了专门介绍。本文主要以宣侠父写作出版的《西北远征记》为研究对象，初步分析这部作品的文史价值。
宣侠父是带着两部作品加入“左联”的，这两本书即《西北远征记》和《入伍前后》。《入伍前后》因为革命的赤色痕迹过于浓重，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难以公开发行，湖风书局印制的二百多本书如今已经无法见到；《西北远征记》描写的是国民革命联军远征西北和参加北伐的历史而得以流传。《西北远征记》原定书名为《灰梦》，完稿后送给复旦大学任教的陈望道，由陈望道推荐并更名为《西北远征记》于北新书局1930年出版，“文革”后从上海图书馆保存的柳亚子先生藏书中获得（参见金戈《未能亮相的左联作家宣侠父》），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2月印行了单行本，茅盾为封面题字；后收录于《宣侠父诗文集》。
一
《西北远征记》是一部亲历者的纪实性文学作品。从中国现代报告文学史的角度来看，此前表现同类题材的纪实性作品有谢冰莹的《从军日记》（1927年）；同一时期发表的报告文学作品中有“左联”五烈士之一的女作家冯铿的《红的日记》（载1931年4月25日《前哨》一卷一期）。与其他描写革命的作家不同的是，宣侠父个人长期从事西北军中革命的兵运工作，这种经历使得他对中国革命有着清醒和独特的体验，正如他在《西北远征记》的“自序”中所言：“重新来翻翻旧日的账簿，看到许多自诩聪明的地方，使我自己也感觉肉麻。当然的，不只我一个人，以为这样是推动历史的工作！这是当时瘟疫样的成见，支配着中国革命初期革命者的行动，现在大约都在打自己的嘴巴了。”这种以自身经历为依凭，深刻反省那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以及大革命失败的原因的纪实性作品，为中国现代文学增添了新的一页。当时，“左联”高扬的是普罗文学的大纛，理论的“左翼”曾影响并吸引了一批作家在创作上的共鸣与追崇，但是执著于现实深层思考的作家并不都凭借“左联”的招牌进行创作。宣侠父的《西北远征记》作为一部纪实性作品，与同时代的其他纪实性作品相比，并无“革命”加“恋爱”的模式化痕迹，其历史价值和美学价值值得重视。
这部纪实作品用十分简省的笔墨多处描绘了冯玉祥的形象。1924年9月，原属直系的冯玉祥部发动北京政变，推翻了曹锟、吴佩孚政权。冯玉祥在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徐谦等人影响下，将部队改称国民军，初步接受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李大钊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北方区委，也派干部帮助冯玉祥改造军队。1925年春，宣侠父等人经李大钊等向冯玉祥推荐，受上海的党中央派遣，以左派国民党员的公开身份到国民军中工作，《西北远征记》便是从宣侠父到张家口见冯玉祥写起。当时，宣侠父已经很清楚地洞见到冯玉祥这个全球驰名、中国独步的基督将军接受三民主义的试验对于革命的摇摆态度：“他只是在基督教义的菜羹上，想撒上一点三民主义的‘味之素’罢了。”这也是冯玉祥后来在大革命失败后右转的原因，但宣侠父在表现冯玉祥“扭扭捏捏的政治态度”时，并没有简单地将冯玉祥写成割据一方的军阀，作者通过一些生动的日常细节表现了冯玉祥爱护士兵，严于律己、以身作则的军人品格和他受人爱戴的人格魅力，称赞他是一个“伟大的牧羊者”。如描写冯氏挥兵北伐解除西安之围后从西安到潼关去视察前方防务的一段：“过午，黄尘滚滚地先来了一辆压道车，接着，冯氏的汽车，停止在欢迎的军队前面。他伛偻地走出了汽车，虬髯在脸上，蜻张着，穿着一身破旧的军服，用傲视群伦的态度和军官们一一握手。”再如，关于冯玉祥教育子女的描写：“我听说有一次冯氏给鸿国（冯玉祥之子———笔者注）一张火车的三等免票，教他去南苑。在车站上，头等车内，有许多高级军官，见了鸿国就招呼他上车。那知车尚未开，冯氏已命人将鸿国唤回去，愤怒地说：‘难道你就不能坐三等车吗？’说着，举起木棍两三下，就将鸿国打得昏晕过去。”这些生动的细节为历史地了解冯玉祥留下了十分珍贵的感性材料。此外，《西北远征记》还涉及诸多重要历史人物的行踪，如描写张家口赐儿山碰见李大钊的一幕：“忽然看到大门口一位肥硕而有微须的人，喘吁地进来，为山路的崎岖，额角涔涔流汗，我们一看，却是李守常先生。”当时于右任、吴稚晖、张继等视为领袖及北方革命运动实际的指挥者，都联袂集中于张家口，时局的变化与发展已见端倪。《西北远征记》作为纪实性的作品，除了大量客观的纪实外，作者亦不拘泥于事件的陈述，而是常有冷静和独到的分析，这种分析往往使得读者对所陈述历史事件的要义豁然开朗，从字里行间让读者领略一个革命家的睿智，为纪实体文学写作提供了良好的镜鉴。
二
《西北远征记》还涉及大革命时期诸多思想领域的交锋。作者花较大的篇幅描写了大革命理论与当时主导冯玉祥军队的基督思想的对垒。在冯玉祥接受三民主义之前，基督思想是其部队的主要信仰之一，牧师徐香圃对宣侠父等人传播三民主义心怀不满，而冯玉祥也有熔化基督教义和三民主义于一炉的用意，思想的交锋和改造往往要复杂得多，经过多次较量，最终在这支部队中清除了基督思想的消极影响。正如作品所及：“革命的理论，当然不是用天堂地狱之说来安慰人类，去投降现状，而在激起人类的勇气，并指出其出路，去与现状奋斗。”在当时有如此清醒的认识，的确振聋发聩。
值得一提的还有体现在宣侠父身上的对待少数民族的真诚和平等的态度。曾任甘肃省副省长、省政协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的黄正清在回忆宣侠父时说到他第一次从宣侠父那里听到了“民族平等”。在作品中，宣侠父在1926年处理甘南藏民与当地军阀之间的矛盾时，认真执行中共北方区执行委员会关于民族工作的政策和策略，平等对待少数民族，为新中国的民族政策提供了一个成功的典型范例。
当时，甘边宁海镇守使马麒派兵进犯甘南藏民聚居的夏河地区，征粮派款，抢夺牛羊，焚烧寺院，无恶不作，藏民对其恨之入骨。国民军冯部第二师师长刘郁芬主政甘肃，但不敢得罪马家势力，长期搁置此事。宣侠父十分同情藏民的苦难，他驱马甘南，扶助藏民，为赶走马麒做出了大量艰苦的工作，1927年4月马麒被迫下令将军队撤出甘南，接着，成立拉卜楞设置局；6月，嘉木样活佛回归拉卜楞寺。藏民感激宣侠父，给他取了藏族名字，叫札喜才仁，意思是吉祥长寿。甘南人民始终没有忘记自己敬佩的朋友札喜才仁———宣侠父的革命功绩，他的照片和手迹一直被黄正清秘密保存到全国解放。
《西北远征记》还写了宣侠父对地方哥老会的争取，与地方旧绅士为代表的封建思想的斗争；描述了宣侠父整顿国民党省党部使国民党走向公开的经过，以及与国民党右翼田昆山们的斗争。每一次斗争都不轻松，加上这种斗争与具体的历史事件密切相关，历史与现实杂沓纠葛，处理起来十分棘手，却表现出作者本人和钱清泉等共产党人的大智大勇。作品在表现这种种错综复杂的思想斗争时，没有丝毫形而上的虚浮，作者用练达的文笔，把这种斗争写得剑拔弩张，惊心动魄，留给读者深刻的印象。如1926年“双十节”后，兰州教育界的人物，由互相呼应的关系，而进入有组织的结合，渐渐向市党部进攻。他们的政治背景，并非简单的教师，大都是甘肃的小绅士等封建余孽。这些人，在社会上都有相当的权力，是一群政治商场中的市侩，他们高呼着“甘人治甘”的口号，还假借着教育界的名义，为图谋恢复失去的地位，时时刻刻存在着蠢蠢欲动的念头。《西北远征记》展示了与这群保守势力不妥协的斗争，开除了主要人物沙月坡的国民党党籍，使其震栗而退缩。
这位北伐时已领中将衔的国民革命军第三陆军政治部主任宣侠父，还在《西北远征记》中充分展示了其文学才华和文化底蕴，其犀利的笔锋对渗透社会肌体的古老腐朽剖析得入木三分，抨击嘲笑也淋漓尽致。不仅为读者提供了一幅幅北方中国恢弘的战争历史画卷，还以宽阔的胸襟，洗练精妙的文笔，敏锐的艺术感受力渲染出20年代从北京—张家口—宁夏—兰州—西安—郑州等北中国广阔城乡的风景画、民俗风情画，用简洁、生动略带辛辣甚至尖刻的笔触刻画出社会中上层党国要员、文官武将、官僚政客、宗教人员、帮会头目等不同信仰、不同派别、不同个性的人物，惟妙惟肖地表现了人物之间纷繁交错、明争暗斗的关系；也坦然展现了作者自我（共产党甘肃特支三建党人之一）的青春风采及心路历程。对于我们认识那个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时代，留下了一部生动的历史教科书，一部文笔精彩、可读性强、耐人咀嚼的文学佳作。
三
《西北远征记》的作者宣侠父与“左联”的关系也是值得追忆的文坛旧事。
1931年宣侠父潜伏于二十五路军并在南京政府军事参议院担任总参议，往来于沪宁一带。关于宣侠父与左联的关系，时任左联党团书记的阳翰笙在1982年写的回忆录《宣侠父与左联》一文中有详细记载，称“关于侠父参加左联，这当然是不成问题的。只是考虑到他的公开身份，公开加入左联可能对他的工作不利，便决定吸收他作为一个不公开的秘密左联盟员。这件事只有我们极少数几个同志知道”。上海七浦路上的湖风书局以及作为文化总同盟党团秘密机关刊物的《文学导报》（先为《前哨》）和丁玲主编的文学刊物《北斗》，在各文学史中论及的较多，但有关书局的成立背景和经过却较少提及。据阳翰笙回忆，在当时反革命围剿严酷的岁月中，左联处境困难，创造社、太阳社相继被查封，具有明显革命倾向的书籍出版困难。在宣侠父的建议下，他提出由其筹钱办书店并在左联党团会议上（冯雪峰、夏衍、阿英、田汉等左联的负责人都参加了会议）讨论通过，湖风书局得以开办。对此，丁玲在《回忆宣侠父烈士》一文中亦有提及：“1931年夏天的一天，朋友通知我，有一位国民党的军官想开书店，邀请我们左联的几个人到他住的旅馆去谈谈。我以一种最大的好奇心，去到一品香，很想见识一下我从来没有见过，也无从见识的什么国民党军队的军官。我一向对那些国民党的军官是陌生的，而且是仇视的。对这位军官，我只知道他想开书店，愿意和我们左翼文人合作，出版我们左翼的书，并且让我们主办杂志。我们筹议创办的左联机关刊物《北斗》杂志将可以在这个书店出版了。”
除了丁玲主编的《北斗》杂志，左联和文化总同盟的内部刊物《前哨》（后更名《文学导报》，由冯雪峰、楼适夷主编），也是在湖风书局创办的。《前哨》第一期是纪念左联五烈士的专号，登载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为国民党屠杀大批革命作家宣言》、《为国民党屠杀同志致全国革命文学和文化团体及一切为人类进步而工作的著作家思想家书》，还有鲁迅以L·S笔名写的《中国无产阶级文学和前驱的血》等进步文章，这些文章都是左联极富战斗力的檄文。丁玲的《水》、华汉的《地泉》以及钱杏邨（阿英）、沈端先（夏衍）、穆木天的著作和译作都是由湖风书局出版的。丁玲震动文学界的小说《水》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走向成熟的标志，最初也是连载于《北斗》第1卷第1至3期上。湖风书局从1931年创办，到1933年被查封，历时两年，是“左联在白色恐怖的年月里唯一的、自己的出版机构。它将载入30年代左翼文化运动的史册”（阳翰笙语）。
（作者陈友军系中国传媒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