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苏联时代的车臣政策
从1917年“二月革命”到1920年国内战争结束，整个北高加索地区都处于新旧交替时期的无政府状态。当时斗争非常复杂，民族、宗教、经济等因素都在其中发挥着作用。在白色与红色政权的争夺中，一些民族精英分子进行了建立独立政权的尝试。他们先后建立了“北高加索和达吉斯坦山民联合同盟”（1917—1918）、山地共和国（1918—1920）等政权，但随着布尔什维克的胜利，最终都归于失败。
国内战争结束以后，北高加索建立了几个民族自治州。但各个民族自治单位相互间为争夺土地而冲突不断，经常发生针对苏维埃政权的暴动，1925年民族首领戈钦斯基的暴乱队伍甚至达到1万多人。20年代末开始的强制集体化更加激起当地人民的反抗，尤以车臣为甚。据解密档案记载，1929—1935年，车臣发生了300多起暴动，其中1929年12月、1930年3月和1932年3月的3次暴动规模较大，最后苏联政府出动军队才镇压下去，大量居民被流放。1934年，车臣自治州和印古什自治州被合并成为车臣-印古什自治州。1936年，该自治州升格为车臣-印古什自治共和国。在此期间，北高加索建立了阿迪格、卡拉恰伊-切尔克斯、卡尔巴达-巴尔卡尔、北奥塞梯-阿兰、达吉斯坦等一批民族自治共和国，西端被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和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划去一部分。于是，北高加索成了国内一级行政区最多、民族矛盾最突出的地方。
卫国战争时期，德国入侵高加索，对当地的穆斯林采取了拉拢的政策，以战后允许车臣独立为诱饵，诱使车臣人与其合作。由此，不满苏维埃政权的车臣民族主义者成立了一些地下组织，其中“高加索兄弟特别党”规模和影响最大。他们与德军合作，在后方从事收集情报、爆炸桥梁、破坏供应、剿杀抗德游击队等活动。1943年初，红军彻底肃清了高加索的德军，但车臣-印古什的地下反苏活动并未停息。据有关资料统计，到1945年1月，红军在当地共消灭了230余个团伙以及1 800多个单个匪徒，共计3 100多人。
苏联政府对车臣人在战前和战争期间的反抗行为采取了种族灭绝式的惩罚——全族流放。1944年1月31日，苏联国防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将车臣人、印古什人迁移到哈萨克和吉尔吉斯共和国的决议》。2月21日，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根据这项决议发布了《关于迁移车臣人、印古什人的命令》。两份文件以车臣“通敌”、“叛国”为由，决定将车臣人赶出世代居住的北高加索，流放到中亚和西伯利亚一些荒凉的地方去。当时被流放的还有鞑靼人、卡尔梅克人、巴尔卡尔人、卡拉洽耶夫人、麦斯赫特土耳其人、德意志人和朝鲜人，理由是这些民族也有人通敌。《车臣人和印古什人迁移办法实施细则》规定：“车臣-印古什共和国所有车臣族和印古什的居民都应迁移”，包括领导干部和共产党员；已经出嫁其他民族的车臣和印古什妇女不必迁移，但嫁给车臣和印古什男子的其他民族妇女则必须跟着丈夫迁移，除非离婚；连那些在军队中服役和在各地劳改营服刑的车臣人和印古什人也在被流放之列。从红军中清理出车臣、印古什等民族的军人约157 000人，其中军官约6 000人。
迁移命令于1944年2月21日下达，23日就开始行动。执行任务的是隶属于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人民安全部、军事反间谍机关“锄奸部”的部队和工作人员1.9万人，内务部队10万人。被流放的家庭只被允许携带100公斤行李，在天寒地冻中被赶上火车。到2月底，有478 000多人登上了177列火车。其中，印古什人91 000多人，其余都是车臣人。只有6 000人因大雪封山未能赶到，另有2 000余人因拒绝离开被捕或被“镇压”，300余人因违反规定擅自离开铁路5米之外而被打死。有一些人继续留在山中打游击，抵抗活动持续了数十年，直到1974年最后一个游击队员被捕。
上了火车的人经过一个多月的颠簸才到达目的地，在路上因缺吃少穿、缺医少药而暴尸荒野的不计其数。按照特殊移民流刑犯管理部门的统计，1943—1949年，安置车臣、印古什以及其他民族特殊移民共计60余万人，因为各种原因减员18万余人。1944年3月17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决定，撤销车臣-印古什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这一行政区划，成立格罗兹尼州。政府甚至将所有居民点更名，以抹去一切关于车臣人的记忆，还从邻近各州和共和国迁入大量人口。流放行动一直秘而不宣，直到1946年6月26日的《消息报》才公布了关于因为车臣、印古什和克里木鞑靼人等民族的集体叛变行为而将其流放的命令。
特殊移民到达目的地后的生活十分艰辛，而且政治上受歧视，无权擅自离开移民区。在流放地，背负着叛卖国家的恶名，车臣人只能作出顺从的姿态，进行艰苦的改造。但他们继续自己的生活方式，并且保持了自己原有的社会组织、习俗和传统。他们住着低矮的小房子，不置任何家产，鄙视受教育，不考虑长远，得过且过，依旧进行偷窃甚至抢掠，而且还盛行血亲复仇。苏联法律对他们不能进行有效的约束，因而其他民族对车臣人也感到某种畏惧。对于哈萨克当地居民来说，移民跟他们争夺资源，在经济上带来威胁，而政治上又是二等公民，因此对他们采取歧视态度。民族之间的矛盾与纠纷接连不断。其中，车臣人与其他民族的骚乱与冲突最多。但客观上说，被流放民族和当地居民一起，都为边疆地区的经济建设作出了贡献。
斯大林死后，苏联政府谨慎地开始了对特殊移民的平反工作。从1954年开始，苏联政府就陆续取消对所有日耳曼人、克里木鞑靼人、卡尔梅克人、巴尔卡尔人的特别流刑登记，但是对于车臣人、印古什人、卡拉恰依人的监视仍然持续。1954年，取消了对16岁以下的车臣青少年的某些行政限制。1955年，车臣人、印古什人和卡拉恰依人得到身份证。随后，苏联又取消了对上述民族中的“苏共”党员的限制。1956年7月，“苏共”二十大之后，撤销了对他们的限制和行政监视，但不能返回迁出地，没收的财产也不予归还。但是人们的思乡之情是不可遏制的，苏联政府也不能再像斯大林时期那样强制阻拦他们返乡。在这种情况下，1957年1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不得不发布命令，允许车臣人和印古什人还乡，并恢复民族自治。
命令甫一发布，车臣人和印古什人立即掀起了返乡的高潮。他们毅然决然地变卖了家产，抛弃了工作，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回归故里的旅途。但回乡之路也并非一帆风顺，一路上时常遭到内务部警察的盘查。许多人由于没有返乡通行证被查扣并遣返原迁居地。一些人拒绝下火车，被强行拉下来，还有一些被遣返的人干脆呆在车站里，要求准许他们马上回到北高加索。人们的返乡热情和通行证制度为负责返乡事宜的官员创造了大发横财的机会。据说，一个返乡通行证平均要卖到2 000卢布。对于一些车臣人和印古什人来说，这笔数目甚至比他们被强制迁出时受到的物质损失还大。尽管苏联政府采取措施，制订具体的返乡计划，给予那些按规定返乡的人以种种优惠，如发放安家费等，避免返乡浪潮引发的各种问题，但是收效甚微，局势已经无法控制，因为人们已经不信任政府。例如，按照1957年的计划，应该回迁17 000个家庭，但在1957年之前，就已经有34 000多个家庭自发返乡。
而对于返乡的车臣人来说，迎接他们的也并不是魂牵梦萦的故乡的温暖，而是大批的军警，以及占据他们祖产的外来移民。他们的法律地位仍然受歧视，当地政府对返乡的车臣居民实行专门身份证制度。车臣人不能回到原先生活的村庄，在他们世代居住的达吉斯坦哈萨维尤特区，车臣人反倒成为少数民族或者外来者。在此后苏联的学术著作或者工具书里，关于达吉斯坦原住民的介绍中，车臣人在其中所占的比例极小，而且是作为原住民以外的“其他民族”提及的。返乡的进程一直持续到1959年春，除了少数人选择留在迁居地外，大部分人都选择了回到北高加索。那些留下来的人就成为了后来在哈萨克斯坦发生的反印古什人暴行和骚乱的牺牲品。
车臣人返乡后，北高加索地区局势又陷入紧张。他们坚决要求回到祖祖辈辈居住过的村庄甚至是自己的房子里，但那些村庄和房屋已经被外来人所占据，矛盾和冲突就不可避免了。1958年，格罗兹尼爆发了大规模的暴乱和骚动，这是50年代苏联社会爆发的大规模骚乱之一。但是，车臣人在民族争端中表现出来的高度组织性和坚强意志使外来移民感到惧怕。他们采取逐步排挤的办法，使得外来者无法安居乐业，最后不得不迁走。这种矛盾与冲突直到20世纪90年代都一直存在。
集体化、大清洗、流放、返乡安排，苏联政府的错误政策给车臣民族带来了无尽的苦难，加深了其对苏联政府及俄罗斯民族的仇恨，削弱了国家的凝聚力。据统计，至苏联解体前，车臣发生骚乱200余起，为20世纪90年代的车臣战争埋下了伏笔。苏联解体距离1944年民族流放不到半个世纪，许多经历过流放的人还健在，在流放地出生的一代正值壮年，如20世纪90年代车臣的叛乱首领杜达耶夫、马斯哈多夫、扬达尔比耶夫等人都属于这一代，他们成为推动车臣“独立”的中坚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