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俄罗斯对车臣的征服和治理
车臣民族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沙皇俄国扩张的结果。沙俄的威胁加快了北高加索各个部落走向联合和统一的趋势，在部落基础上萌发了民族意识，并逐渐形成民族。
18世纪，沙俄为夺取黑海出海口，与土耳其长期征战不已，车臣处于两大国之间，成为兵家必争之地。沙俄在车臣境内的重要通道处建立要塞，而桀骜不逊的车臣人则经常袭击和打劫沙俄军队。沙俄软硬兼施，一边采取军事高压手段，同时依靠拉拢、扶持本地上层人物，以达到控制该地区的目的。但这时沙俄的主要对手是土耳其和波斯，车臣并不是它的征服对象，因此，当时沙俄与车臣的冲突还不属于殖民征服与反征服。但是，随着沙俄在高加索的军事和政治存在的加深，冲突的性质便逐渐发生了变化。沙俄在军事上从防御为主转向了主动进攻，把山民们从平原排挤到山区，占据他们的土地，因而山民们的反抗行动就具有了反殖民征服的性质。在这种背景下，1785—1791年，北高加索地区终于爆发了“先知”曼素【1】领导的起义。借助宗教的感召力，曼素尔号召人民进行针对异教徒的“圣战”，得到北高加索各部落的支持。起义虽然很快就被镇压下去，但是它首次提出了北高加索人们联合的问题。这样，在反对沙俄的斗争中，在从阿拉伯世界传入的伊斯兰教的影响之下，车臣人逐渐萌生了民族意识，并且出现了车臣语言，逐渐形成了车臣民族。
沙俄对北高加索的征服用了约一个世纪的时间。1830—1864年“高加索战争”期间，才将包括车臣在内的整个北高加索主要地区占领。车臣人以及整个北高加索地区，由于内部的社会经济形势的发展，以及来自沙俄的威胁，各个民族在反抗沙俄入侵的基础上联合起来的条件逐渐成熟。在这种形势下，出现了一位宗教和政治领袖沙米尔。沙米尔在北高加索东部地区建立了历史上第一个国家“伊玛玛特”，这是一个军政合一、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国家。他将阿拉伯语作为“伊玛玛特”的官方语言，还按照车臣语的发音，用阿拉伯字体创造出独特的车臣文字。沙米尔号召对沙俄异教徒发动“圣战”，在他统治时期，北高加索各民族在反对沙俄殖民征服的基础上空前地团结起来。
沙俄政府除了军事征服以外，还采取了怀柔的政策，同沙米尔发展商业关系，分化北高加索各民族，拉拢沙米尔的将领，甚至把扣为人质的沙米尔的儿子送去接受俄罗斯贵族教育以扶植亲俄的领导人等。这些政策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例如，大文豪托尔斯泰的小说《哈吉穆拉特》就是以叛逃俄罗斯的沙米尔的将领哈吉穆拉特为原型；接受俄式教育的沙米尔的儿子也果真被同化了。1856年克里米亚战争结束以后，沙俄腾出手来对付沙米尔，加大了军事打击力度。1858年，“伊玛玛特”的主要部分车臣投降；1859年，沙米尔被俘，“伊玛玛特”解体。到1864年，俄罗斯征服了北高加索西部地区，“高加索战争”最终结束，还有一些零星的抵抗断断续续地持续了几十年。从此以后，车臣并入俄罗斯帝国的版图，成为帝国的一部分。
俄罗斯能够最终征服北高加索，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高明的外交手段。武力征服并不能够征服山民的意志，而只会激起更激烈的反抗。因此，俄罗斯帝国中有远见的人士认识到，必须和山民们实现妥协。在“高加索战争”结束之后，俄国政府对车臣山民仍旧采取了怀柔政策，保证了沙俄政府在北高加索的统治。
在征服和加强对北高加索的统治过程中，沙俄的军事家和政治家巴里亚京斯基起了主要作用。他在北高加索推行的政策后来成为边疆地区管理体制的基础。1860年，他发表了《致车臣人民的宣言》，以沙皇的名义宣布原谅车臣人民的一切敌对行动，车臣人与俄罗斯帝国的其他臣民拥有相同的权利。该宣言声称：保障山民的信仰自由，禁止强制征兵；车臣的平原和山区都永远属于车臣人；5年之内无须纳税，等等。《致车臣人民的宣言》除了宣布结束军事行动、号召和解妥协以外，也提出了战后重建、休养生息的政策。而关于车臣人的生活方式的声明，表明俄罗斯帝国认识到车臣社会的独特性，因而认为保持该社会稳定的途径就是不改变其生活方式。
一方面，俄罗斯的殖民政策对于北高加索地区的现代化具有进步意义。车臣及北高加索地区被纳入俄罗斯帝国的经济体系之后，沙俄政府在这里进行了经济建设，铺铁路、开油井、建厂矿，使该地区迅速发展起来。在原先的军事堡垒基础上，形成了第一批城市，格罗兹尼就是其中之一。1870年，格罗兹尼成为车臣地区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俄罗斯还在该地区开办了许多世俗学校，用俄语进行教育。随着俄罗斯工业的发展，许多山民到城市和工业区打工，开始接受现代文明。这些进程，对于车臣乃至北高加索山民古老的生活方式来说具有深刻的进步意义。车臣与北高加索其他民族一起，开始了一个相对平稳发展的时期，直到1917年革命。
但另一方面，殖民政策也带来了负面后果。在俄罗斯帝国对北高加索边疆地区的管理体系中，哥萨【2】是制约北高加索土著居民的重要工具。1862年，沙皇政府发布命令，拨出专款，通过对移民实施税收优惠等手段，有计划地将哥萨克大批迁入北高加索地区。这样，该地区短时间内外来移民剧增，土地出现稀缺，民族矛盾上升。尤其是亚历山大三世“反改革”时期，沙俄政府对北高加索边疆地区加强了控制，废除特殊的“管辖区”制度，将该地区变成一个普通的行政疆域单位；将俄罗斯内地的法律规则直接移植过来，建立起警察统治制度。沙皇政府还推行“俄罗斯化”的文化政策，灌输俄罗斯大民族主义思想，企图改变山民原来的生活方式。这些措施招致当地人民的激烈反抗，使北高加索地区积存了大量复杂的矛盾，既有本地民族与哥萨克和中央政府的矛盾，又有本地各民族之间的矛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