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后现代语境中的文学理论
“后现代”是于20世纪60年代在西方发生发展起来的，按照利奥塔的描述，“后现代”是不同于现实主义、现代主义的一个历史时期，其特点为消解、去中心、非同一性、多元论、解元话语、解元叙事；不满现状，不屈服于权威和专制，不对既定制度发出赞叹，不对已有成规加以沿袭；睥睨权威，蔑视限制，冲破旧范式，不断创新等。后现代主义在我国出现，“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政治的民主化、文化的国际化和消费化、技术的中心化以及全球化的世界趋势和全社会的从政治心态到商业心态密切相关”，佛克马（W.D.Fokkema）与伯顿斯（H.Bertens）合编的论文集Approaching Postmodernism于20世纪90年代被冠以“走向后现代主义”之名译介到了我国，这一译法虽然在当时的学术界引起了困惑和质疑，但传达出我国部分学者的先锋文化价值取向，并出现了“后新时期”、“后工业时代”、“后情感”、“后情感主义”等不同的概念术语。
“后情感”和“后情感主义”两个概念来自英国社会学家梅斯特罗维奇1997年的著作《后情感社会》，他认为当代西方社会生活的一切都被文化产业操纵了，“不仅认知内容被操纵了，而且情感也被文化产业操纵，并且由此转换成为后情感”。由于物质的极大丰富、优裕的生活条件及文化产品的大批量生产与复制，个体的价值、意义和性格特征被冲淡了，以物欲、快感为代表的享乐主义操纵了人们的情感，很难再有时间或精力去进行传统的文学阅读、品味与思索等活动。特别是随着大众消费文化对“眼球经济”的关注，“已经令源远流长的书籍文化失去了昔日的文坛霸主地位。电视文化君临文坛，其覆盖面之广、影响力之大、渗透性之强，已远非别的文化形式所能企及”。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文学理论向度走出文学之外成为大势所趋。
如前所述，文学的意义产生于读者与文本的交流过程中，作者不可能完全穷尽作品的意义和价值，文本“召唤”着读者与其对话并对文本的“空白”进行填充。读者通过阅读，一方面唤起过去的“阅读经验”，实现其“期待视野”；另一方面又不断充实、扩大自己的“期待视野”，这无疑对大众文化的消费趋势产生了影响。当然，理论的提倡只是一个方面，实际上，以读者向度为特征的大众文化取代以载体向度为特征的精英文化，不仅需要合适的文学氛围，而且需要特定的文化环境，是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发展到特定阶段的产物。
首先，从接受主体方面说，社会对个体价值的认可造就了文化消费的氛围，社会政治与经济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使包括文学消费在内的文化消费活动带上了商品消费的特征，实现了文化消费的大众化。读者向度的文学理论认为读者的消费是文学生产的推动力量，它在解决了作者“为谁写作”的问题之后，必然规定着作者为读者生产“什么样”产品的问题，而产品价值的实现同样要最终依赖于读者的阅读。具体到文学阅读活动，读者可以如同选择商品一样根据自身的喜好选择文学作品进行阅读，并结合自己的切身体验对作品进行个性化的理解与阐释。
其次，在作者与读者的关系方面，读者向度的文学理论敦促作者关注接受者的接受特点，重视读者对作品价值实现的决定作用，认为作品的意义将由读者做出最终的评判，并在此基础上对艺术生产提供借鉴意义，以使大众对文化的消费得以实现，进而实现文学的社会价值。这就使得传统的作者—作品—读者的顺向信息传递改变了方向，成为读者—作品—作者的逆向信息传递：过去是作者权威地通过其作品决定着读者的阅读，到了读者向度的文学理论，则是读者通过对作品的选择向作者言说他们的需要，进而影响作者的创作。作家创作的作品到达读者的手中，才能使其劳动得到承认，而文学作品的消费特性又决定了读者对作品的自由选择，那么作者就不得不把读者的需求考虑在内。
再次，从接受的对象即“文学”来说，电子文化、图像技能、视听艺术等的大量涌现，使文化欣赏成为文化消费的典型代表，传统意义上的文学“阅读”方式发生了改变，以文字形态存在的纸质文学文本受到了影视、网络等的极大挑战。仅从与大众文化消费密切相关的、以电子技术为核心的狭义大众传播媒介来说，电子文化可以通过电影、电视、电脑、网络等得以直观呈现，其最大的特点是图像、声音等非文字传播手段与文字共同发生作用，这就使接受理论所涉及的文本范围从供阅读的文学作品延伸到了供视听的电子文化产品。影视产品的图像、声音等功能相对于传统文学作品以文字（语言）为媒介的接受方式，更加有利于大众对文化的消费，使文化消费更为便利、更为直接、更为快速。
以电影为例，自张艺谋、陈凯歌为代表的“第五代”导演开始，尤其是在如今的所谓“大片”中，过去电影偏重于叙事的特点被改变了，电影的视觉化效果越来越明显，人们对纯文字剧本关注、对电影内容的关注远远低于对荧屏的关注，创作者关心的是接受者的眼球如何被吸引、收视率如何得到提高等问题。因此，影像作品的视觉刺激、美术设计与音响效果等成了影视生产的重点，文字剧本作为生产的“中间物”，其重要性常常被人忽略。正因为内容的贫乏与思想格调的滑坡，致使电影逐渐失去了观众。仲呈祥先生在评价所谓的“国产大片”时指出：“从《英雄》到《夜宴》，全是讲虚幻的关系和夸张的人物，徒有视听奇观。”他说，当年《芙蓉镇》、《牧马人》上映时，每年观看电影的人数达293亿人次，按照当时中国12亿人口计算，平均每人每年要看22～25场电影！可在2005年，我们平均每年每人才看0.2场电影，但美国现在的平均数为每年每人5.6场。仲先生认为，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有多种，主要是因为目前出品的一批所谓国产大片，如《英雄》、《夜宴》等，既没有反映时代特征，也没有反映时代心声，使观众对电影的兴趣越来越小。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对利润的追求而造成了艺术性、思想性的下降。
也就是说，读者向度的文学理论之所以重视读者的中心地位，实质上重视的是读者作为消费者对文化产品的选择，亦即大众的消费取向和消费能力，因此，“大众文化”一词在更广泛的领域内与“消费文化”、“文化产业”等相互混用，文学理论走向文学之外成为大势所趋。特别是“后现代”、“文学理论文化化”等概念提出以后，人们或者把各种各样的社会文化问题都纳入到文学理论研究的视野之内，或者把文学理论拼接在诸种文化范畴之中，“全球化”、“祛魅”、“返魅”、“话语霸权”等成了时髦，各种文学理论在众声喧哗之中生生灭灭，用尼采的“诸神不和”一词来形容实不为过。研究者要么转向社会学或政治学，要么转向文化学或宗教学，甚至开始从“消费社会”、“媒体信息”、“公共表演”等现象中寻找“文学性”，并分别将其作为文学理论研究的选题，在文学理论的“人文性”得到极度张扬的同时，基本理论问题却被忽略或被“悬置”，“孜孜不倦地推进文学理论学科建设”的研究者越来越少，致使近年的文学理论研究呈现出两个互相派生又互相矛盾的现象，一方面是因文学理论研究领域的扩大造成了理论话语的“膨胀”与“扩容”，另一方面是因文学理论研究对象的“越界”导致理论向度的迷失。
自此，中国文论界形成了比较一致的看法：中国特色的“后现代”于20世纪90年代开始了它的历史进程，使中国文论发生了新的变化，其特征是文学理论不再以传统的文本形态的文学作品为研究对象，而是对文化研究、网络写作、影像文化等表现出极大的兴趣。详述如下：
1.转向文化研究
一般认为，文化研究的起点是1964年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在英国伯明翰大学的成立，但也有学者从该研究机构的创始人霍加特（Richard Hoggart）和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于1958年先后出版《识字的用途》及《文化与社会》这一事实出发，认为英国文化研究的发端应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
雷蒙德.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和《漫长的革命》、E.P.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理查.霍加特的《识字的用途》等是英国文化研究的奠基之作，它们为早期的文化研究提供了思想资源和批评范例。
自此，“文学研究的中心有了一个重大转移，由文学的‘内在的’修辞学研究转向了文学‘外在的’关系研究并且开始研究文学在心理学、历史或社会学语境中的位置。换言之，这种转移从对‘阅读’的兴趣，即集中研究语言及其本质与能力，转向各种各样的阐释性的解说形式上去。”70年代以后，文化研究在英国内部扩散开来；80年代，文化研究扩散到了加拿大、澳洲及美国等地，成为具有全球性影响的学术取向；直到90年代，文化研究才在中国受到关注，一部分学者在另一部分学者的疑惑中开始了效仿，并出现了文化研究的“热潮”。
数十年来，“文化研究”的旋风从西方刮到东方，从一个国家刮到另一个国家，从地球的一端刮到另一端，虽然召集了许多会议，创办了若干杂志，建立了各种研究机构，甚至在大学里设置了相关学科专业并颁发了学位，但对于“什么是文化研究”却始终没有达成共识，学术界热衷于文化研究的社会历史批评、经济分析模式、意识形态的方法论与政治性旨向，但对基本概念、基本理论的研究却忽略了。
（1）“文化研究”研究什么？
关于文化研究，比较有代表性的看法认为它是一个跨学科、超学科甚而反学科的领域，运作在广义的即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研究和狭义人文文化研究之间，故此，它在方法上是典型的阐释型和评估型的，但是不同于传统的人文主义，它反对把文化和高雅文化划等号，而主张文化生产的所有形式都应当根据它们同其他文化实践的关系以及同社会和历史结构的关系加以研究。文化研究因此致力于研究一个社会的艺术、信仰、制度和交流实践等一切对象。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①政治介入
文化研究从最初就汲取了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罗兰.巴特、保罗.德曼（Paul De Man）等人的解构主义思想以及后现代主义“去中心”理论的精髓，密切关注文化与权力的关系在新的社会历史语境中的变化，力图颠覆以往文化具有审美自主性的学术神话，从而探索文化与政治密不可分的关系，强调文化研究是一个跨学科的领域，有助于学者们走出象牙塔，结束过去那种“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闭门造车式学术生活，而是鼓励文学工作者批判性地介入公共社会政治问题，目的是打破文学理论与社会公共领域之间的距离，使文学在社会上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这是使文学理论向度走出文学之外的一个重要标志。
有的研究者认为，通过文学进行文化研究，能够获得一种“解放的旨趣”，“把校园内的政治与校园外的政治、把学术政治与社会政治有机地结合起来”。这就使后现代文化研究视野中的文学与以往作为载体向度视野中的社会客体内容、作家主体情感之载体，作为本体向度视野中的独立存在之本体，作为读者向度视野中的第一文本、第二文本等都有所不同，以研究者的理论动机而言，可谓“功夫在诗外”了。
据称，文化研究涉及到的政治概念不仅是指传统意义上的宗派政治力量，而且对文化与权力的关系也给以极大的关注，并对不同语境中文化与权力的组合方式非常感兴趣。
因为它关系到每一个文化群体的自我定位、自我理解和自我主张。它敦促属于不同文化和“生活世界”的人迎接异族文化和世界文明的挑战，为捍卫和改造自己的文化或“生活形式”而斗争。它逼迫人无时无刻不去思考在一个日益缩小的地球和日益扩大的人类交往范围里的“同”与“异”、“分”与“和”、“存”与“亡”、“兴”与“衰”的问题。
可以说，文化研究中的政治是有关种族、阶级、性别、民族等种种复杂因素交织在一起的既斗争、又妥协的关系，它存在于整体社会结构中，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某种反映，并经常使经济、宗教、阶级、文化、审美等现代生活各个领域的实质性关系抽象出来，使政治显得无所不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