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管理对象（社会组织）的复杂性。
现代系统理论认为：社会组织与其外部环境形成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整体，社会组织属于复杂系统，社会组织具有复杂性的特征。
作为复杂系统的社会组织的复杂性由以下几个方面构成：
一是多样性。复杂系统是由大量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组分相互作用构成的，组分的多样性以及组分之间广泛而大量联系是造成系统复杂性的根源，系统中每一个单元的变化都会受到其他单元的影响，同时也影响其他单元的变化。社会组织由人、物、财及信息等要素组成，而这些要素的组成方式千变万化，构成了社会组织的多样性。
二是动态性。复杂系统是动态的，处于不断的演化当中，具有自适应和进化能力。社会组织始终处在动态的发展变化之中，尤其是进入现代社会以来，社会组织的变动更加频繁。
三是开放性。复杂系统是开放的系统，它与环境不断地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环境的复杂性会造成系统复杂性。社会组织必然与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产生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尤其是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使各种社会组织受到来自全世界的影响更大。
四是非线性和突现。复杂系统内部组分的作用是非线形的，组分之间的非线性相互作用会使许多新的特性突现出来。社会组织的发展变化常常超出人们的预计，呈现出非线性的特征，而一些新的特征也是在低级的形态下所不具备的。
从以上四个方面我们可以对组织的复杂性进行较为全面的评价，而在管理水平与实际管理需要基本适应的状况下，我们可以认为社会组织的复杂性可以反映出管理的科学水平。
当然，仅仅靠这种方式评价管理的科学性是比较粗糙的，这只能是对人类管理史上产生巨大影响的管理方式进行评价，因为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来，从总体上说，人类实践方式与社会客观存在形式是基本适应的。我们可以认为，当我们从最基本的方式来划分人类管理实践类型的时候，是可以从这些管理实践所对应的社会组织形式的复杂性来反映管理实践的科学水平。
第三，管理工具的状况。
对于微观的具体的管理方式，是不能够用管理对象的复杂性予以评价的。为了弥补第二种方法存在的这一缺陷，我们可以从管理的实践方式本身来衡量其科学水平。马克思主义已经揭示了生产工具对于生产力状况的反映能力，我们在管理领域，可以用管理工具来反映管理的科学水平。
因此，对于管理效率的分析、对于社会组织复杂性的分析和对于管理工具的分析，就成为我们分析管理科学性的基本方法。
三、管理的人性化分析
对管理进行人性化分析之前，我们必须对于人性进行必要的界定和认识，然后才能采用相应的标准来对其进行合理的评价。
（一）人性是一个具体的历史的管理哲学范畴
1.西方管理哲学史上对于人性的探索
对于人性的探索是管理思想者们不懈的追求，早在两千年前，中国的思想家就“性善”与“性恶”的问题展开了深入的讨论，在西方，苏格拉底也开创了对人性的追求之路，这些思想都为后世的管理哲学提供了丰富的思想养分。但真正专门从管理哲学角度来研究人性，还是近现代才出现的。为了更好地认识管理中的人性问题，下面我们对近现代管理哲学史上关于人性的探索做一个简短的考察。
（1）“经济人”思想
“经济人”思想认为：人性是懒惰的、厌恶工作的，人受经济利益的刺激才会产生相应的行为，因此个人目标总是与组织目标发生冲突，管理的作用就是以外在的力量保证人为组织而工作。比如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罗（Frederick Winslow Taylor）认为，工人最关心的是货币收入，而雇主关心的是产出和效率，因此管理的目的应该是使雇主和工人实现最大限度的富裕。
泰勒的科学管理、亨利·法约尔（Henry Fayol）的一般管理理论、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行政管理理论都可视为在“经济人”人性思想上建立起来的。这些理论的重点在于“物”而不是“人”，强调管理过程的计划、组织、指导、协调和控制，强调生产过程的科学化、标准化、程序化，从而提高工作效率。这一思想至今仍然具有重要的管理实践价值。
但是，这种强调人性“恶”和管理的控制作用的模式，导致了对人地位和作用的贬低和忽视，也将管理者与被管理者对立起来，不利于管理的进一步发展。
（2）“社会人”思想
“社会人”思想在吸收“经济人”的教训的基础上认为：物质并不是刺激雇员生产积极性唯一的因素。人们的行为并不单纯出于追求金钱的动机，还有社会方面和心理方面的需求，即追求友情、安全感、归属感和受人尊敬等，而后者更为重要。
霍桑实验之后，乔治·梅奥（George Mayo）提出了“人际关系理论”的管理模式，认为管理者不应只关注管理秩序和生产任务，更应该关心人、满足人的需要，这可视为现代管理人性化的转折。
道格拉斯·麦格雷戈（Douglas McGregor）提出X理论和Y理论对“经济人”思想和“社会人”思想进行总结。X理论与“经济人”思想相对应，要求在管理中以物质利益为出发点，把物质激励作为管理的第一手段，严格制定规章制度来对员工的行为加以规范。Y理论则对应“社会人”思想，要求在管理中给予员工充分的信任，鼓励他们参与自己和企业目标的制定，把个人的需要与企业的目标有机地结合起来。
但“社会人”思想对于人性的揭示仍是不够全面和深入的，这也为之后的管理思想留下了发展的空间。
（3）“自我实现的人”思想
由亚伯拉罕·马斯洛（Abraham Maslow）提出的“自我实现人”思想认为，人的动机可归结为有多种动机组成的一个系统。从最基本动机出发，依次为基本生理需要、安全的需要、情感归属的需要、自我满足和受人尊敬的需要以及自我实现的需要等。需要具有一定的层次性，当低一级的需要得到满足时，才能进入更高一级的需要层次。个人总是主动地培养自己的专长和能力，追求工作的成就感。管理的任务就是给被管理者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以工作本身的挑战性来激发被管理者的潜力，使人们在完成组织目标的同时也能实现自己的目标。
（4）“复杂人”思想
“复杂人”思想认为，组织中每个人的需求都是多种多样的，不能把所有的人都简单化地归类为某一种特性之下。因此，管理应当具有权变的能力，即在保证管理者与被管理者平等的前提下，管理不应固定于某种固定的风格，要根据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措施。
以上论述的4种人性思想只是西方近现代管理思想中关于人性探索的几个代表性的片段，实际上，关于人性的探索是非常复杂的，但从以上几个代表性的思想的发展轨迹来看，我们可以看到：管理中的人性是随着管理、组织和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其发展的方向是越来越重视人在组织及其管理中的重要性，越来越倾向于让更多的人受到关注和尊重，越来越倾向于满足人的各种合理的需求，越来越倾向于提高人在组织中的价值实现水平。
但这些思想本身并没有很好地解决管理中人性思想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下面我们从马克思主义管理哲学角度对人性问题进行进一步讨论。
2.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人性本质的揭示
（1）人的本质是一个具体的历史的范畴
马克思从人的自然属性、类本质和社会现实属性三个角度对人的本质和人性进行研究。
第一，人的自然本质是不断发展变化的。
马克思把人看成自然界的特殊的存在物，其本质是由外在对象的性质所显示的“饥饿是我的身体对某一对象的公认的需要，这个对象存在于我的身体之外、是我的身体为了充实自己、表现自己的本质所不可缺少的”“只有凭借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才能表现自己的生命”。
马克思说：“人的感觉、激情等等不仅是在（狭隘）意义上的人类学规定，而且是真正本体论的本质（自然）肯定”。“对象性的本质在我身上的统治，我的本质活动的感性的爆发，在这里是一种成为我的本质的活动的激情。”
人的自然属性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以男女关系为例，“男女之间的关系是人和人之间最自然的关系”，这直接来源于动物界的两性间繁衍后代的关系，但这种关系逐步演化成人类的婚姻和爱情。因此，“从这种关系的性质就可以看出，人在何种程度上成为并把自己理解为类存在物、人”“从这种关系就可以判断人的整个教养程度”。
第二，人的类本质是不断发展变化的。
马克思明确提出“人是类存在物”。人从来都是以群体活动的形式而存在。人不仅把自然界作为自己的对象，而且还把人自身、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作为自己的对象，人的类属性是人类共同具有的人性，而自由的自觉的活动则是人的类属性。马克思说：“劳动这种生命活动、这种生产生活本身对人说来不过是满足它的需要即维持肉体生存的需要的手段，而生产生活本来就是类生活。这是产生生命的生活。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马克思进一步指出，“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的意志和意识的对象。他的生命活动是有意识的。这不是人与之直接融为一体的那种规定性。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正是由于这一点，人才是类存在物。或者说，正因为人是类存在物，他才是有意识的存在物，也就是说，他自己的生活对他是对象。仅仅由于这一点，他的活动才是自由的活动。”可见人的类属性也是不断发展变化的。
第三，人的现实社会属性是不断发展变化的。
马克思说：“建立在人们的现实差别基础上的人与人的统一，从抽象的天上下降到现实的地上的人类概念，如果不是社会的概念，那是什么呢！”人的生存必须依赖人类群体的力量，即社会的力量。“社会不是由个人构成，而是表示这些个人彼此发生的那些联系和关系的总和。”“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在一定社会形式下的社会关系（生产关系为主要内容）是人进行生产的必然形式。“这种生产方式不仅应当从它是个人肉体存在的再生产这方面来加以考察。它在更大程度上是这些个人的一定的活动方式，表现他们生活的一定形式，他们的一定的生活方式。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也就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
“不仅我的活动所需要的材料，甚至思想家用来进行活动的语言本身，都是作为社会的产品给予我的，而且我本身的存在就是社会的活动；因此，我从自身所做出的东西，是我从自身为社会做出的，并且意识到我自己是社会的存在物。”
总之，人的本质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人性是一个具体的历史的范畴。马克思对人的本质属性做了多层面的分析，每一个现实的人的生命过程，都是由他特有的本质结构所决定，即是由其自然属性、自由自觉的类本质和社会本质决定的，“这三个方面的规定都不是固定不变的常数，而是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的变数，共同组成了一个建立在一定历史基础上的函数公式”。
（2）人的需要规定着人性的内容
马克思认为“在现实世界中，个人有许多需要。他们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需要是指人作为一个动态有机系统，在维持其积极平衡或内部稳定状态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补充和更新某些要素，获取和占有某些条件的必要性。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谈到人的需要的发展时指出：“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
需要之所以规定人性是由需要在生产实践以至整个社会实践中的地位所决定的。需要本身就是生产活动的一个内在要素。就一个主体来说，生产和需要表现为一个行为的两个要素，一个过程的两个要素。就一个过程而言，需要又比生产具有更为始原的决定性的意义。马克思指出：“因为消费创造出新的生产的需要，因而创造出生产的观念的内在动机，后者是生产的前提。消费创造出生产的动力；它也创造出在生产中作为决定目的的东西而发生作用的对象。……消费在观念上提出生产的对象，把它作为内心的图像、作为需要、作为动力和目的提出来。”因此他特别强调，“没有需要，就没有生产”。在现实中，需要会受到生产限制和决定；但在观念或逻辑层面，需要又超出生产的限制，决定着生产。正如同人性与人的本质之间的关系，这就是需要和生产的辩证关系，也是需要同全部人类实践活动的辩证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