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孙中山：为众人服务
孙中山经常将民权作为民主的代名词，主张人民应行使直接民权。这是他对西方代议政治弊端的认识结果，他多次强调不能照搬欧美的代议政治，如“照现在世界上民权顶发达的国家讲，人民在政治上是占什么地位呢？得到了多少民权呢？就最近一百多年来所得的结果，不过是一种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人民被选成议员之后，在议会中可以管国事。凡是国家的大事，都要由议会通过，才能执行；如果在议会没有通过，便不能行。这种政体叫做‘代议政体’，所谓‘议会政治’。但是成立了这种代议政体以后，民权是否算得充分发达呢？在代议政体没有成立之先，欧美人民争民权，以为得到了代议政体便算是无上的民权。好像中国革命党希望中国革命以后，能够学到日本或者学到欧美，便以为大功告成一样。如果真是学到了像日本、欧美一样，可不可以算是止境，还要听下文分解。欧美人民从前以为争到了代议政体，便算是心满意足。我们中国革命以后，是不是达到了代议政体呢？所得民权的利益究竟是怎么样呢？大家都知道，现在的代议士都变成了‘猪仔议员’，有钱就卖身，分赃贪利，为全国人民所不齿。各国实行这种代议政体都免不了流弊，不过传到中国，流弊更是不堪问罢了。大家对于这种政体如果不去闻问，不想挽救，把国事都托付到一般猪仔议员，让他们去乱作乱为，国家前途是很危险的。所以外国人所希望的代议政体，以为就是人类和国家的长治久安之计，那是不足信的。”
在批判代议制的基础上，孙中山认为：“代议制不是真正民权，直接民权才是真正民权。”于是，在由孙中山起草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规定：“国民党之民权主义，于间接民权之外，复行直接民权，即为国民者不但有选举权，且兼有创制、复决、罢官诸权也。民权运动之方式，规定于宪法，以孙先生所创之五权分立为原则，即立法、司法、行政、考试、监察五权分立是已。因此，既以济代议政治之穷，亦以矫选举制度之弊。”
在直接民权思想的基础上，孙中山认为官员要“为众人服务”的公仆思想。
孙中山认为要做到“天下为公”，必须确立为民服务的思想。他在岭南大学黄花岗纪念会的演说中说到，“现在文明进化人类，觉悟起来，发生一种新道德。这种新道德，就是有聪明能力的人，应该要替众人服务。这种替众人服务的新道德，就是世界上道德的新潮流”。他进一步提出公仆思想，“上而总统，下而巡差，皆人民之公仆也。”在1912年1月《复直豫咨议局电》中，孙中山指出：“临时政府唯一目的在速定共和，本总统受职誓言，即以专制倾覆，民国成立为解职之条件，所以示为民服务之本心也。”
孙中山的公仆思想为后来的管理者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财富，成为现代中国服务型领导思想最直接来源。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服务型领导思想
历史唯物主义在最基本的层面为服务型领导提供了理论依据，因此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都对服务型领导思想有所涉及，但由于他们不是专门的管理思想家，因此这些思想都是融合在他们对于政治等对象的观点中，需要我们加以整理和总结。
一、马克思、恩格斯：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
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这是马克思主义管理哲学的逻辑起点，而他们的服务型领导思想集中体现在他们的公仆思想之中，如他们明确定义：“党内官吏——自己的仆人”。
马克思、恩格斯在总结巴黎公社经验时指明了公仆的产生机制和职责：“公社必须由各区全民投票选出的城市代表组成。这些城市代表对选民负责，随时可以撤换，其中大多数自然会是工人，或是公认的工人阶级的代表，它应当是议会式的，而应当同时兼管行政和立法的工作机关，普察不再是中央政府的工具，而应成为公社的勤务员，像所有其他行政部门的公职人员一样，都只应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薪金，法官也应由选举产生，随时可以撤换，并对选民负责，一切有关社会生活事务的创议都留给公社。总之，一切社会公职，甚至原属于中央政府的为数不多的几项职能，都要公社的官吏执行。从而处于公社的监督之下。”
在公仆思想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强调了管理中民主的重要性。为了防止党内出现个人专断，他们认为从基层到中央的各级领导机构都必须由民主选举产生，并随时可以撤换。每一个会员有参加选举全协会代表大会的代表和被选为代表的权利，每个代表在大会上只有一票的表决权。恩格斯在回忆共产主义同盟时提出：“组织本身是完全民主的，它的各委员会由选举产生并随时可以罢免，仅这一点就已堵塞了任何要求独裁的密谋狂的道路”。并且提出了实行民主的进一步制度措施：首先，党要定期召开代表大会，并成为年会制，“对有关原则问题的一切决议，均须举行无记名投票，以利于代表大会实施正常的监督职能。”第二，要限制总委员会的权限，总委员会必须听取属于联合会委员会权限以内的意见；他们的决定只是“暂时的”，必须“听候应届代表大会裁决”；各支部、小组对总委员会的决定，有权向代表大会提出申诉，而“应届代表大会的决定才是最后的决定”，“总委员会必须执行代表大会的决议。”第三，建议取消共产国际早期设置的主席职位，实行集体领导以便实行有效的监督，防止党内出现独裁。
二、列宁：反对官僚主义
列宁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公仆观点，对官僚主义进行了分析和批判：“我们所有经济机关的一切工作中最大的毛病就是官僚主义，共产党员成了官僚主义者，如果说有什么东西全把我们毁掉的话，那就是这个。”随后，他又告诫全党：“我们内部最可恶的敌人就是官僚主义者，我们通过所有觉悟的工人农民，一定能征服这种敌人。……在这方面不能有任何动摇。”
为了防止和惩治官僚主义和特权思想，列宁进一步指出：“全体工作人员都知道，以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态度对待工作……都将受到严厉的制裁，直到枪决。”
三、毛泽东：为人民服务
毛泽东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公仆理论，指出公仆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唯一宗旨。
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赋予了人民群众崇高的历史地位，“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毛泽东在1965年12月21日杭州会议上的讲话进而指出，“什么是天赋人权？还不是人赋人权。我们这些人的权是天赋的吗？我们的权是老百姓赋予的，首先是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赋予的。”
对人民群众地位的正确认识直接产生了毛泽东思想的三大法宝之一的群众路线，即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路线。有了群众路线，就把“为人民服务”这样的抽象观念落实到具体的管理实践中去，这一思想也成为当代服务型领导思想（尤其是邓小平的服务型领导思想）打了坚实的基础。
当代服务型领导思想
当代服务型领导思想实际上可以包括很多管理思想家的主张，其中包括一些广为人知的管理类畅销书作家，如史帝芬·柯维（Stephen Covey）、彼得·圣吉（Peter Senge）、沃伦·本尼斯（Warren Bennis）等。但是，在现在社会的背景下，真正具有当代服务型领导思想首创意义的思想家只能是格林利夫和邓小平，因为他们分别在东西方的背景中独立地提出了具有现代意义的服务型领导思想，并对其后当代管理思想家们的思想起到启迪的作用，也是我们研究当代服务型领导思想的重点。
一、格林利夫：领导即服务
格林利夫由于第一个明确在当代西方管理界提出“服务型领导”概念而享有广泛声誉，但是由于其本人并不拥有引人注目的管理成就，其思想也没有庞大的理论体系作为支撑，因此直到现在，中国国内的读者对其还十分陌生，下面就对其及其思想做一个简短的介绍。
（一）格林利夫生平及“服务型领导”思想的提出
出生于美国印第安纳州的罗伯特·K.格林利夫（Robert K.Greenleaf）（1904-1990）在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工作了40年。1964年从管理研究总监职位上退休之后，格林利夫成立了“应用伦理学研究中心”（Center for Applied Ethics），此后做过作家、教师和顾问。
格林利夫在1970年出版的《领导即服务》（The Servant As Leader）一书中正式提出“服务型领导”（Servant Leader）的概念。格林利夫认为：服务型领导者首先是一名服务者。它始于人的乐于服务的天性，然后才是有意识地选择渴望领导他人。检验一个人是否是服务型领导者最好的办法是：在他的领导下，得到他的服务的人是否真正在进步？是否变得更健康、更自主、更自由、更聪明和自发性更强？自己是否有可能变成服务型领导者？社会中权力最小的人群受到怎样的影响？他们获得利益了吗（或者至少没有因此受到更大损失）？
此后，格林利夫又写了多篇关于“服务型领导”的著作和文章，目前能查阅到的有《服务型领导的内心世界》（The Servant-Leader Within）（2003年），《服务型领导》（Servant Leadership）（2002年，1977年），《服务型领导的力量》（The Power of Servant Leadership）（1998年），《论成为服务型领导者》（On becoming a Servant-Leader）（1996年）以及《追寻者和服务者》（Seeker and Servant）（1996年）等书，另外还有多篇独立发表的文章。格林利夫在学校等机构推广“服务型领导”的管理哲学思想，使这一思想逐步被主流思想界所接受。
（二）格林利夫“服务型领导”思想研究、传播和应用现状
“服务型领导”思想提出后在西方管理界引起了较好的反响。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服务型领导”思想已经成为西方管理学术界主流话语之一。
1.专门的“服务型领导”思想推广机构的成立和发展
在美国印第安纳州成立了专业的非赢利机构——“格林利夫服务型领导研究中心”（The Greenleaf Center for Servant Leader）。该中心源于1964年格林利夫创建的“应用伦理学研究中心”（Center for Applied Ethics），1985年改变为以格林利夫名字命名的服务型领导研究机构。该中心整理出版了大量的“服务型领导”著作，已经主办了16届“国际服务型领导年会”（International Servant Leadership Conference），在全球建立了11个国际研究中心，下属的10个教育领导研究所（Leadership Institutes for Education）与200多个教育机构建立了合作关系。该中心为“服务型领导”思想的发展和传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2.大量关于“服务型领导”思想的著作问世
从20世纪70年代起，全世界每年都有关于“服务型领导”的重要专著出版。以近几年为例，2003年出版了Robert K.Greenleaf的《服务型领导的转变之路》（The Servant-Leader Within：A Transformative Path）、2004年出版了James A.Autry的《服务型领导——怎样建立创造性团队、发展伟大的道德和改善底层表现》（The Servant Leader：How to Build a Creative Team，Develop Great Morale，and Improve Bottom-Line Performance）、2005年和2006年出版了Robert P.Neuschel的《服务型领导——有效释放员工能量》（The Servant Leader：Unleashing the Power of Your People）和《服务型领导》（Servant Leader）、2007年出版了Stephen Prosser的《成为服务型领导》（To Be a Servant-Leader）。
这些著作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向全世界传播“服务型领导”思想。其中，中国在2006年出版了拉里·C.斯皮尔斯、米歇尔·劳伦斯编著的《服务型领导——卓有成效的管理模式》、罗伯特·P.诺伊歇尔的《服务型领导——有效释放员工能量》、肯·詹宁斯、约翰·斯塔尔·沃特的《服务型领导——卓越的催化剂》等。
而关于“服务型领导”的论文更是难以统计，仅“格林利夫服务型领导研究中心”相关的论文就有200多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