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明确的是：在一般管理思想中，管理可以被区分为服务性质的和统治（或管制）性质的，这种区分方式的标准在于管理的价值取向：如果管理是为了满足被管理者的需要进行的，即可被认为是服务性质的管理；如果管理是为了满足管理者的需要进行的，就被认为是统治性质的管理或管制性质的管理。但这一区分方式不改变服务作为管理手段或管理目的的作用。
因此，无论是从服务作为手段方面来看，还是从服务作为目的方面来看，服务都是管理的一项基本特性，或者可以认为服务是管理的一项职能。如有学者指出：“所谓管理职能，既包括计划、指挥、激励、调节、监督等‘硬’职能，也包括文化、教育、疏导、服务等‘软’职能”。
四、服务型领导思想的特征是强调管理的服务特性
在对服务型领导（更多的是指当代服务型领导思想）进行细致的研究之前，我们需要对这一思想进行明确的界定。从以上讨论我们已经知道，服务是管理的一项基本特性。因此，可以把凡是强调管理的服务职能的思想界定为服务型领导（管理）思想。但是在这里，我们需要把这一定义放到自我管理和组织管理两种管理形态中分别进行讨论。正如前文所说，自我管理的过程就是自我服务的过程，这一过程相对简单；而组织管理所涉及的人、物及活动等对象都要复杂得多，更重要的是，当代管理思想对于自我管理的重视是把它放到组织管理的环境中才合理，因此，在不抛弃自我管理作为管理的重要形态的前提下，可以把服务型领导思想定义为在组织管理中，强调满足被管理者的需要而进行管理的思想。
需要补充说明两点：第一，本书虽然重视自我管理的重要性，由于上述同样的原因，本书仍然沿用主流管理范式的习惯把组织管理简称为管理，这也是本书的核心内容。第二，本书使用“服务型领导”这一名称而不使用“服务型管理”，一方面是为了沿用当代服务型领导思想的惯例，另一方面（当然是和前面所指的惯例密切相关的），是为了突出当代管理的前瞻性、变动性和创新性，因为当代管理的主流观点认为，管理与领导的区别在于：管理着重维护组织既有的规则，着重从事事务性工作，而领导着重使组织适应环境的变动，着重从事战略性工作。本书认为，以上意义上的管理与领导只是（根本意义上）管理的两个层次，而在高度变动的组织环境下，更多地需要强调领导的价值，这也是在当今管理中强调领导作用的原因。
但在一般情况下，本书中使用“服务型领导”也包含服务型管理的意义，二者不做严格区分。
早期服务型领导思想
我们已经定义，凡是强调管理的服务特性的思想都可称之为服务型领导思想，只要稍微考察一下历史上的管理思想，我们就可以知道，并不是进入现代社会后才出现服务型领导思想的。正如有的学者指出：“服务型领导在很多本土文化中有很深的底蕴”。例如公元4世纪，古印度思想家考底利耶（Kautilya）在《政事论》（Arthashastra）中就已经提出：英明的君王以臣民之乐为乐。
正如有学者在考察人类管理思想史时指出：“这些先哲们的思想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然而有些思想在当时并不占有主导地位，占主导地位的是有技术的人、发明家亦即企业创始人，而这些人的成败主要取决于其个人的因素，因此管理思想及管理技术的应用并不起主要作用。然而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他们所提出的管理思想逐渐闪烁出应有的光芒”。在我们对当代服务型领导思想进行研究之前，对于历史上的服务型领导思想的考察尤为必要，又由于西方传统思想、中国传统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思想对当今中国管理思想影响最为巨大，所以本书选取以上思想中有代表性的思想进行考察。
一、西方传统文化中的服务型领导思想
柏拉图：为那些被统治的人的利益而进行统治
柏拉图最具管理意义的思想是他的分工理论。柏拉图首先对建立组织（城邦）的必要性予以说明：“在我看来，之所以要建立一个城邦，是因为我们每个人不能单靠自己达到自足——我们邀集许多人住在一起，作为伙伴和助手，这个公共住宅区，我们叫它为城邦。”
随后柏拉图论述了分工的意义：“那么是一个人干几种手艺好呢，还是单搞一种手艺好呢？”回答是“一个人单搞一种手艺好”“只要每个人在恰当的时候干适应他性格的工作，放弃其他的事情，专搞一行，这样就会每种东西生产得又多又好。”
进一步，柏拉图认为，正确和适当的分工就是符合正义：“木匠做木匠的事，鞋匠做鞋匠的事，其他的人也都这样，各起各的天然作用，不起别种人的作用，这种正确的分工乃是正义的影子——这也的确是它所以可用的原因所在。”
柏拉图指出了分工与利益之间的关系，“每种技艺都有自己的利益”，同时“每一种技艺的天然目的就在于寻求和提供这种利益”。分工与利益与正义问题密切相关，“正义是为强者的利益服务的，而不正义对一个人自己有好处、有利益。”
最终，柏拉图主张由品德、智慧及才能方面都很完善的“哲学王”当统治者。柏拉图把社会成员划分为供养者、卫国者、治国者（统治者），各自具备不同的道德品质。“供养者应有节制之德，卫国者应有勇武之德，统治者应有智慧之德”，并认为这是由于神的安排导致的，“在农民和其他技工身上加的是铁和铜”，“在辅助者（军人）身上加入了白银”，“在有些人的身上加入了黄金，这些人因而是最可宝贵的，是统治者。”
特别值得重视的是，柏拉图认为这种阶级的区分并只是为了统治者的利益，而是为了整体的正义，即统治者在实行统治的时候也需要为被统治者的利益考虑，这可认为是服务型领导的早期观点。正如拉里·C·斯皮尔斯所指出的，柏拉图的管理思想认为“我们（哲学王）为那些被统治的人的利益而进行统治”。
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服务型领导思想
中国传统文化中含有大量的管理哲学思想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管理哲学界不争的事实，但关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服务型领导思想，还没有前人进行专门的梳理，下面我们选取一些有代表性的观点做一个简要的考察。
（一）儒家：民贵君轻
儒家强调集体的地位，认为集体的价值是高于个人价值的，但同时又强调集体的基础是个人，并在二者之间寻求平衡与和谐。儒家经典的成圣路径是“修身、养性、齐家、治国、平天下”和社会角色观点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很好地表明了儒家这种组织观念。这种观念为维护社会整体利益起到非常巨大的作用，也成为儒家服务型领导思想的基础。
任何个人，包括皇帝在内，都不能违背集体的利益。即使是皇帝，若是严重违背集体的利益，也就被排除在集体之外成为“独夫”，人人可诛之。例如孟子认为周伐商杀了商封王，只是“闻诛一夫封矣，未闻弑君也”。荀子也认为：“诛暴国之君，若诛独夫”。
而儒家学说的核心概念“仁”也是与这种观念密不可分的。“仁”的含义按《说文》的解释是“仁，亲也，从人从二”，孔子和孟子都认为“仁者，爱人”，这都是在阐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孔子对“仁”的另一个解说则将这种沟通集体与个人的观念表述得更直接，即“克己复礼为仁”，也就是个人要符合在组织中的规范（“礼”）才能实现自我的价值。
正是这种兼顾个人的集体主义，使儒家思想呈现出明显的人本主义特征，其管理哲学也不例外。儒家主张“天生万物，维人为贵”，首先从世界观的角度树立了人的崇高地位，然后在国家管理当中强调“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著名思想，用“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黄金法则”指导管理者的具体管理实践，这种“民贵君轻”的思想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服务型领导思想的集中体现。
如果说“民贵君轻”体现了服务的目的性，那么“君者，舟也；庶人，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则表明了儒家对于服务大众作为管理手段的清醒的认识。百姓有力量拥护君主，也有力量推翻君主，因此君主唯有为百姓的利益着想，才能维护自己的地位。
（二）道家：以百姓心为心
与儒家强调人在宇宙中的崇高价值相似，老子认为：“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老子把“人”与“道”“天”“地”摆在同等的地位，着重强调“人亦大”，这是道家人本主义的逻辑起点。而要做到以人为本，老子说：“圣人常无心，以百姓心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这种“以百姓心为心”的思想可以认为是道家服务型领导思想的核心。
《吕氏春秋》亦将“民”看得极为重要。其《顺民》篇说：“故凡举事，必先审民心然后可举”“先王先顺民心，故功名成”“民之所走不可不察。”审查民心、顺应民心才能得民心。另有一句“圣人南面而立，以爱利民为心，号令未出而天下皆延颈举踵矣，则精通乎民也。”这比儒家的“载舟覆舟”的比喻更能表明管理中服务百姓的重大作用。《老子河上公章句》第十章认为“治国者爱民则国安”，只有做到“爱民”才能实现“国安”的管理目的，充分表明了管理的服务取向。
（三）兵家：视卒如爱子
中国古代兵家为当代管理提供了大量的可供借鉴的思想，兵家思想在管理的战术层面和战略层面都值得现代管理者深思，而兵家的服务型领导思想也是非常明显的。
兵家特别强调战争的价值取向，以“民心”为其衡量标准。孙膑认为战争必须是合乎民心的战争，《六韬》也认为必须做到“师出有名”，以合“民心”。这一思想也为毛泽东制定抗日战争的持久战战略提供了思想启迪。
兵家对作为管理手段的服务有着清晰的认识，如《孙子兵法·地形》认为“视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溪；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就是说，如果把士兵当作婴儿般呵护，士兵就能为将领在极度危险的地方冲锋陷阵；如果把士兵当作自己的儿子一样疼爱，士兵就能为将领出生入死。“视卒如爱子”成为兵家服务型领导思想的经典名言，也为当代西方管理学家所津津乐道。
（四）墨家：兼爱
墨家学派实际上是一个组织严密、纪律严明的学术团体和武装团体，这与他们的高水平的管理思想是密不可分的。
“兼爱”是墨子思想的核心。墨子认为，“凡入国，必择务而从事焉。国家昏乱，则语之尚贤、尚同；国家贫，则语之节用、节葬；国家睤音湛湎，则语之非乐、非命；国家淫僻无礼，则语之尊天、事鬼；国家务夺侵凌，即语之兼爱、非攻。”（《墨子·鲁问》）在兼爱的基础上墨子认为应该以能力为标准进行人员任用，并对有能力的人予以相关奖励。墨子认为，“故古者圣王之为政，列德而尚贤，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财，任予以事，断予之令，曰：‘爵位不高，则民不敬；俸禄不厚，则民不信；政令不断，则民不畏’”（《墨子·尚贤上》）。意思是说：古代圣王进行管理时，使品德高尚的人得到应有的地位，使贤能的人得到尊重，即使是农民或工匠、商人，只要有才能的就提拔他们，并给他们以高爵，给他们以厚禄，把事务交给他们，把权力交给他们，因为如果爵位不高，百姓就不敬重；如果俸禄不厚，百姓就不信任；如果政令不断，百姓就不畏惧。
墨子进而提出合理分工的主张，如“凡天下群百工，轮车规龅，陶冶梓匠，使各出事其能”（《墨子·节用中》）、“譬若筑墙然，能筑者筑，能实壤者实壤，能欣者欣，然后墙成也。为义犹是也，能谈辩者谈辩，能说书者说书，能从事者从事，然后义事成也”。（《墨子·耕柱》）墨子认为在灾荒年，管理者应该自减俸禄，灾情越重，俸禄越少，例如“人君彻鼎食五分之三，大夫彻悬，士不入学，君朝衣不革制，诸侯之客，四邻之使，雍食而不盛，彻良马，涂不芸，马不食粟，婢妾不衣帛，此告不足之至也”。（《墨子·七患》）
在此基础上墨子认为要特别善待下属：“吏、卒、民死者，辄召其人，与次司空葬之，勿令得坐泣。伤甚者令归治病家善养，予医给药，日赐酒二升，肉二斤，令吏数行闾，视病有廖，辄造事上。诈为自贼伤以辟事者，族之。事已，守使吏身行死伤家，临户而哀之。”（《墨子·号令》）意指战士如有牺牲，应迅速安葬。在战争结束后，应亲自到死者家中哀掉；如果有伤员，应马上送回家医治并提供好的医生、药品和食物，还要经常派人去慰问，使其尽快恢复。在敌人退去后，举行仪式奖励所有有功之人，尤其对于伤亡战士及其家属要予以更多奖励，更加尊重和爱护他们，提高他们的地位，使他们在情感上得到补偿。
（五）杂家：顺民
《吕氏春秋》将“民”看得极为重要。其《顺民》篇说：“故凡举事，必先审民心然后可举”，“先王先顺民心，故功名成”，“民之所走不可不察。”审查民心、顺应民心才能得民心。另有一句“圣人南面而立，以爱利民为心，号令未出而天下皆延颈举踵矣，则精通乎民也。”（《吕氏春秋·季秋纪·精通》）这比儒家的“载舟覆舟”的比喻更能表明管理中服务百姓的重大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