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内对于服务型领导思想的研究主要在对邓小平服务型领导思想的研究以及与之相关的对于马克思主义管理哲学研究上面。围绕邓小平的“领导就是服务”的论断，国内学者公开发表了不少的论文，这些论文对于马克思主义管理哲学的研究和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但国内对于西方服务型领导思想研究比较单薄，只在近年翻译出版了为数不多的几本著作，如高愉、孙道银翻译了拉里·C.斯皮尔斯、米歇尔·劳伦斯的《服务型领导——卓有成效的管理模式》（人民邮电出版社）、毕香玲翻译了罗伯特·P.诺伊歇尔的《服务型领导——有效释放员工能量》（中国铁道出版社）、温旻翻译了肯·詹宁斯、约翰·斯塔尔·沃特的《服务型领导——卓越的催化剂》（机械工业出版社）等，目前既没有出版系统介绍、总结西方“服务型领导”思想的著作或论文，也没有出版原创的关于“服务型领导”思想的著作或论文，更没有关于“服务型领导”的重大课题或重大成果的报道。更值得引起重视的是，国内关于服务型领导的研究主要还是停留在政治宣传层面，既没有对其进行全面的研究，也没有很好地解决“服务型领导”思想与管理实践的关系。
总之，本书已经有前人大量的研究成果，但还有许多方面需要改进，这也为本书的出现提供了机会。
三、本书的主要研究方法
为了更好地做好课题研究，本书采用了以下研究方法：
1.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
本课题最重要的出发点是研究知识社会对“服务型领导”思想和实践的决定性影响，这一研究方式是基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论断而展开的。本书的所有研究都是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之上。
2.比较研究的方法
尽管中国还没有系统的关于“服务型领导”学术著作，但中国悠久的文化历史中有大量关于“服务型领导”思想的言论，尤其在中国共产党登上历史舞台后，又出现了大量的关于“服务型领导”的论述（当然主要是在政治领域），这些都为我们对中西“服务型领导”的研究提供了条件，也为我们研究为什么在非知识社会条件下不可能使“服务型领导”成为普遍的必然提供了依据，因此本书对于“服务型领导”的研究采用了比较研究的方法。
3.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
笔者在本书研究的过程中，曾在中国粮食研究中心积极推行“服务型领导”理念和管理方式并得到有关领导和同事的大力支持，以管理实践来对“服务型领导”思想进行检验和提升。
四、本书的研究思路
本书共分五章。第一章对历史上主要的服务型领导思想做一个总结和评介，为服务型领导的研究提供思想基础；第二章从理论上对管理的类型进行了划分，并对既有的管理类型进行了简要的分析，为服务型领导的研究提供理论依据；第三章分析了知识社会的特点及其对管理发展提出的要求和提供的条件，为服务型领导成为主流管理方式的必要性和必然性进行系统的说明；第四章对服务型领导哲学的基本内容进行梳理，为当代管理哲学的发展提供新的视角；第五章确定服务型领导的实践内容并对企业、政府、非营利组织三类基本生活组织形式中的服务型领导实践方式进行讨论，为服务型领导的实践提供理论参考。
首先揭示了服务型领导思想并非是现代社会所特有的。在服务的本质定义为满足他人或社会的需要而进行的活动，管理是处于特定环境的组织或个人借助一定的方法实现其目标的过程的基础上，本书揭示了管理具有服务的特性。因此，本书把凡是强调管理服务特性的思想都称为服务型领导思想。这样，就需要根植于人类文明之中的服务型领导思想进行梳理。本书按照早期服务领导思想、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服务型领导思想和当代服务型领导思想的划分方式分别对柏拉图、耶稣、儒家、道家、兵家、墨家、杂家、孙中山、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格林利夫和邓小平的服务型领导思想进行了考察，尤其对格林利夫和邓小平为代表的当代服务型领导思想进行了对比、分析和总结，认为当代服务型领导思想是对当今社会在从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对管理在科学化和人性化两方面提出更高要求的呼应。
对马克思的管理二重性理论进行了分析并把它确定为进行管理分析和研究的基本理论工具，并把管理二重性理论深化为对管理进行科学化分析和人性化分析的理论视角。由此，本书进一步把管理科学化分析细化为管理的效率、组织的复杂性和管理工具的状况三个方面；而把管理人性化分析细化为管理人性化的面、管理人性化的量和管理人性化的质三个方面。本书通过以上两大方面的研究得出结论：社会经济形态是划分管理基本类型的依据。因此，本书把管理划分为农业社会的管理、工业社会的管理和知识社会的管理，又由于现实的社会主义社会具有特殊性，它的管理形态单独列出。总体而言，农业社会的管理在科学化和人性化两个方面都处于较低的水平；工业社会的管理则在这两个方面有非常大的进步但还有极大的发展空间；现实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管理则在科学化方面低于工业社会的管理而在人性化方面略高于工业社会的管理。工业社会的管理和现实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管理在科学化和人性化两方面都处于不断的发展过程中，最终走向知识社会的管理。
总结了丹尼尔·贝尔、约翰·奈斯比特、阿尔文·托夫勒和彼得·德鲁克等人对于知识社会的研究成果，认为知识社会在科学化和人性化两方面都对管理提出了明显高于以往任何社会的要求。在科学化方面，知识社会的社会生产效率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并对管理的效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知识社会中的组织在多样性、动态性、开放性、非线性和突现等方面都呈现出高度的复杂性；知识也取代暴力和资本成为管理最重要的工具；在人性化方面，知识社会以人性化对象范围的最大化为目标并要求实行全面的高水平的人性化管理。面对知识社会对于管理的要求，知识工作者即拥有较高科学文化知识和技术并将所掌握的科学文化知识和技术应用于生产的人的崛起使服务型领导方式成为必然。现代科技、教育和职业的发展使得知识工作者崛起并为具有高科学化水平和高人性化水平的服务型领导方式提供了充分的科学化条件和人性化条件，适应了知识社会对于管理的要求。
把适应知识社会要求的服务型领导哲学总结为三个基本内容：第一，管理的本质是服务。服务是管理的本质特性，管理是一个面向组织外部对象和组织内部成员的二级服务体系，而管理的发展过程是其服务性不断增强的过程。服务型领导方式作为至今为止最高级的管理形态具有最高水平的服务性，因此，服务型领导哲学明确把管理的本质规定为服务。第二，管理者与被管理者是主体间的关系。传统的主客体哲学存在种种局限，而主体哲学则用主体间性取代主客二分法、用交互原则取代主从原则，用直接的主体间性取代间接的主体间性，为当代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平等、互动和密切的关系予以准确的哲学阐释，也成为当代公仆思想的哲学基础。第三，管理的根本目标是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服务型领导以服务为核心的定位为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精神基础和物质基础，而服务型领导下的组织成员的充分的自我管理则使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成为现实。
把服务型领导实践的基本内容确定为建立愿景、建设发展型组织、授权与激励。建立愿景指形成关于组织价值取向和远期目标的综合观念并使之指导实践；建设发展型组织指在建设学习型组织的基础上更重视把学习的成果转化为组织的发展成果；授权指管理者将职权或职责授给被管理者负担，并责令其负责管理性或事务性工作；激励指通过高水平的努力实现组织目标的意愿，而这种努力以能够满足个体的某些需要为条件。建立愿景是标准的抽象服务，而激励是标准的具体服务，建设发展型组织和授权则是从抽象到具体的过渡性质的服务。围绕这些服务，本书对知识社会中企业、政府和非营利组织的管理方式进行了讨论，充分考虑不同类型组织的具体情况，努力实践服务型领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