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10月，《木星的月亮》出版。这时候作为作家的门罗已经拥有了事业的黄金合作伙伴：代理商巴伯处理她所有的商业事务，《纽约客》的编辑麦克格拉斯负责其在《纽约客》的发表，麦克米兰出版公司的吉布森则打理加拿大境内的所有出版事宜，同时美国科诺夫出版公司的克洛斯对接美国境内的出版。为了配合《木星的月亮》的销售，门罗开始第一次加拿大全国宣传。她从安大略出发，一路经过温莎、伦敦、滑铁卢、贵湖、温尼伯、埃德蒙顿、温哥华、维多利亚、卡尔加里、再回到伯灵顿、多伦多、金斯顿、渥太华和哈里费克斯等重要站点。同在这一年，《乞女》的挪威语译本出版，门罗因此出访了挪威、丹麦与瑞典。这两次旅行确立了门罗在加拿大国内与世界文坛的地位，评论家不断地将门罗与短篇小说大师契诃夫相提并论。1982年，滑铁卢大学召开了第一次门罗研讨会，并出版了会议论文集《艾丽丝·门罗的艺术：言说所不能言的》。这次会议的召开标志着门罗经典地位的确立。
1986年，加拿大和美国第一次几乎是同时同步地出版了门罗的新作《爱的进程》。加拿大的麦克米兰出版公司和美国的科诺夫出版公司都为该书的宣传重点部署、不遗余力，门罗也很快开始了自己第二次加拿大全国宣传以及美国宣传活动。这一次她的路线是从多伦多至蒙特利尔、渥太华、维多利亚、温哥华、埃德蒙顿、卡尔加里、温莎，最后至哈伯弗朗特，在那里成为玛丽安·恩格尔文学奖的首位获奖者，奖金一万加元。随后的美国行程则是包括纽约、华盛顿。这一连串的宣传活动一直持续了整整两个月，门罗在各地都受到了热烈欢迎，文学声誉高涨。尽管如此，门罗本人对这种高强度的公众曝光充满了疲倦，她一心只想快点回到安大略的安静小镇，回到熟悉的写作生活中去。不过《爱的进程》最后获得的成功是里程碑式的，除了评论界的一致欢呼，销量也是惊人：初版很快一售而空，仅一个春天销量就突破了5万册。《爱的进程》最后获当年的加拿大总督文学奖，这也是门罗的第三个总督文学奖。
1990年，《我年轻时候的朋友》出版。这一次门罗宣布从此不再参加宣传旅行。不过出版公司最终说服作家参加了几次读书与访谈活动。尽管这一次的宣传活动规模缩减了很多，《我年轻时候的朋友》的销量却完全没有受影响，其美国版和加拿大版出版时间分别是3月和4月，其中仅至6月加拿大境内就销售了近3万本。《我年轻时候的朋友》最后获得当年的崔林文学奖，获得了4万加元的奖金。创立于1987年的崔林文学奖是安大略地区最高等级的文学奖项，受到安大略政府资助，旨在鼓励与资助弘扬安大略文化与传统的优秀文学作品。1990年，门罗还获得了加拿大教育委员会的莫尔森奖章，奖金五万加元，获奖理由是“对于加拿大文化与知识生活所作出的杰出的终身成就”，同年门罗还获得了“加勒比海与加拿大地区”英联邦作家奖。这个从安大略小镇走出来的作家，终于以自己的写作写活了安大略的生活与精神。随着加拿大民族主义运动的蓬勃发展，加拿大文学不断从边缘向中心运动，门罗也最终确立了自己作为“加拿大作家”在世界文坛上的地位。
短篇小说欣赏《钱德利家族和弗莱明家族》
《钱德利家族和弗莱明家族》（Chand-deleysandFlemings）为短篇集《木星的月亮》（TheMoonsofJupiter，1982）的开篇故事，由《关系》（Connection）和《地里的石头》（TheStoneintheField）两个短篇组成，分别记述了“城市拜访——回访”与“乡村拜访——回访”两组故事，结构精妙平衡，构成了完美的并置对位关系。
艾瑞斯姨妈来自费城。她是个护士。伊莎贝尔姨妈来自第蒙。她有个花店。弗洛拉姨妈来自温尼伯，是个老师；维尼弗莱德姨妈来自埃德蒙顿，是个会计师小姐。她们都被叫做未婚小姐。因为老姑娘这个词太纤弱了，罩不住她们。她们的胸很大，傲视群雄——未婚女性全副武装的双峰——但小腹圆润，臀部丰满，紧紧穿着塑身衣，则和其他的已婚妇女没什么两样。那时候的风尚便是如此：如果一个女人生活得不错，她的身体就应该是成熟丰满的，衣服尺寸得上20号；然后随着阶层升降、志气移向，她们或者变得松松垮垮，穿着浅色印花裙和湿答答的围裙像块乳蛋糕一样东倒西歪，或者就束身修体，坚挺的曲线和傲人的起伏全然无关性感，一切都是权利、权力。
我的母亲和她的表姐妹就属于第二种女人。她们的塑身衣一排有几十个钩眼，叉起腿时长筒丝袜嘶沙作响；下午穿丝毛料的裙子（母亲用表姐妹的二手衣），配粉底（奶油底色），腮红，古龙香水，头发里插玳瑁梳（或者是仿玳瑁梳）。没了这些装备她们简直不能想象，除非从脚到脖子都被带内衬的绸缎睡袍裹着。对母亲而言，跟风这种装扮可不容易；那需要创新力、执着度，以及大量的精力投入。谁会欣赏呢？母亲自个儿乐意。
一年夏天，姨妈们全都来了我家。她们来我家是因为母亲是她们中间唯一结婚的，房子够大，大家都住得下，而且也因为母亲最穷，没法去看她们。我们住在西安大略休伦县的达格莱墟镇。小镇边界有块牌子上标着小镇的人口：2000。“现在，这里有2004人了！”艾瑞斯姨妈边嚷嚷边从驾驶座探身下来。她开一辆1939年的“老移动”牌汽车。她首先开车去温尼伯接弗洛拉，然后与从埃德蒙顿坐火车赶来的维尼弗莱德碰头。最后她们一起在多伦多带上伊莎贝尔。
姨妈们的到来瞬间为生活在加拿大偏僻小镇的普通家庭点燃了嘉年华的欢乐。她们带来的各种稀罕的礼物，充满了异域奢华的味道。
现在是礼物时间了。听装的咖啡、点缀着坚果和枣肉的布丁、牡蛎，橄榄、给父亲的成品香烟。姨妈们都抽烟，除了弗洛拉，她是温尼伯的学校老师。抽烟的行为在当时的达格莱墟是见过世面的标志，还含着点放荡的意味。姨妈们把之看成是有身份的奢华。
长筒丝袜和披肩也拿出来了，母亲有薄纱裤子，妹妹和我人手一件白色硬纱马甲裙（时髦货，在美国的第蒙或者费城也许是这样，但在达格莱墟却是一个错误，弄得镇上的人老是问我们怎么不把厨房的围裙脱掉）。压轴出场的，是盒五磅重的巧克力。很久很久以后，当巧克力早已吃完，姨妈们全都散去，我们依然把巧克力盒子收在餐厅橱柜铺着亚麻布的抽屉里，等待下一场从未到来的盛典。盒子里满满的，全是空的深色巧克力皱纹纸托。寒冷的冬日，我有时候会到冰冷的餐厅嗅闻那些纸托，吸吮着它们精致奢华的气息；我会一遍遍地读着盒盖内页的原料表：榛仁、奶油果仁、土耳其欢乐果胶、金色太妃、薄荷乳……（3）姨妈们天马行空、无拘无束的性格对于生活在封闭小镇的“我”而言仿佛是来自另一个世界，同时姨妈们也觉得小镇生活并不是真实的存在。
姨妈们睡在楼下卧室以及前厅的沙发床上。如果夜里很热她们就会想着把床垫拖到门廊上，甚至到院子里。她们抽签轮流睡吊床。但没维尼弗莱德的份。即使夜很深了你还能听见她们的傻笑，相互的嘘声，喊叫声，“那是什么？”达格莱墟的路灯照不到我们家，夜晚的黑暗，漫天的星空都让她们惊讶不已。
又一次，她们心血来潮轮着唱歌。
划，划，划小船
轻轻地顺流而下
开开心心，开开心心，
人生不过一场梦
姨妈们不觉得达格莱墟是真实的存在。她们开车去上城区，对小店主的怪癖评头论足，模仿街边的只言片语。每天早晨她们带来的咖啡使整个房屋都弥漫着一股陌生的、美国的香味，她们便围坐着想今天有什么打发时光的好点子。点子之一是开车去乡下采浆果。结果是划伤了手脚晒晕了头，维尼弗莱德还一度完完全全地被带刺的树枝困得动弹不得，只有大声呼叫救援队，尽管如此，她们都说过得很开心。另一个点子是拿了我父亲的钓鱼竿去河边。结果带了石鲈鱼回家，这种鱼通常我们都是直接扔回河里的。她们还安排野餐，穿上旧衣，戴上旧草帽以及父亲的工作服，相互拍照取乐。她们还做千层蛋糕，以及雄伟的有着宝塔形状和宝石颜色的色拉盘。
一天下午，她们举办了一场音乐会。艾瑞斯是剧院歌手。她披着餐桌上的台布，还派我去捡些母鸡羽毛插在她的头发上。她唱了《印第安情歌》，还有《善变的女人》。维尼弗莱德是银行抢劫犯，拿着把在廉价店买的水枪。每个人都得做些什么。妹妹和我唱了两首歌：《得克萨斯州的黄玫瑰》，还有礼拜堂赞美诗。母亲，出乎所有人意料，穿了一条父亲的裤子然后做了一个倒立。
来自大城市的姨妈们各个见多识广。在她们的故事里，她们不但拥有让人羡慕的权力，还恪守道德，风韵迷人。她们目光犀利，也看透了社会的喧嚣与疯狂。
戏剧已经够多了。
在外面的世界，故事在她们身上发生。意外，求婚，面对着神经病和敌人。艾瑞斯本来有可能发财的。一个亿万富翁的遗孀，发了疯的老女人，戴着顶干草堆似的假发，有一天被轮椅推进了医院，手里还紧紧拽着一个旅行袋。旅行袋里装的全是珠宝，真正的珠宝，祖母绿、钻石、珍珠，有鸽子蛋那么大。除了艾瑞斯，没人对付得了她。是艾瑞斯说服她最后把假发扔进垃圾箱（上面爬满了跳蚤），还说服她把珠宝锁进银行保险箱。老太太对艾瑞斯是那么依恋，以至于她都想修改遗嘱了，她想把她的珠宝、股票、钱、还有公寓房子全都留给艾瑞斯。艾瑞斯不让她那么做。职业道德不让她那么做。
“你的位置是受到信任的。护士的位置是受到信任的。”
然后她讲了自己如何被一个演员追求。那个人生活放荡，就快死了。她放任他豪饮李施德林漱口水，因为就他的情况，反正她觉得也没什么两样了。他是一个舞台演员，因此即便她告诉我们名字，我们也不可能听说。但她还是不肯告诉我们名字。
她还见过其他的大人物、名流，费城的整个上流社会。都是风光不再的时候。
维尼弗莱德说她也见过很多事。看一眼那些所谓的大亨名士的账簿，你就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真相了，真正可怕的真相。
姨妈的存在为“我”的一家提供了一种关系，一种与母国英格兰的历史联系，一种血统上的优越感。
我们住在达格莱墟镇西一条路的尽头。那条路经过一片灌木地，地里散落着一些小木头房子，还有鸡群和小孩。那条路到了我家正好体面地耸上了坡，过了我家又斜落到了一大片田地和草场里，那儿间歇还点缀着些榆树。路的尽头直落河湾。我家的房子也很体面，是一座相当规模的砖头房子，但它已经漏风了，格局也旧了很不方便，门板也需要重新油漆了。一旦我们有了钱，母亲就准备把它整饬一下，从里到外都好好弄弄。
母亲看不太起达格莱墟。她动不动就说起过去，说起福克磨坊镇的日子，福克磨坊在渥太华山谷，她和表姐妹们就在那里读的高中，那里也是她们的祖父从英格兰迁来定居的地方；她也怀念英格兰，当然她自己也从来没见过英格兰。她赞美福克磨坊的石头房子，那里气派严谨的公共建筑（母亲说那里的风格和休伦县的非常不同，相比之下，休伦县的房子也就是用砖头堆个丑陋的庞然大物，再在上头罩个塔顶），她赞美那里平整的街道，商店优良的服务，卖的东西质量更好，居民的阶层也更高。在达格莱墟自以为不错的人在福克磨坊上流家庭的眼中简直就是个笑话。但是如果福克磨坊的上流家庭遇上了英格兰的某些人家，就又得自惭形秽了。我的母亲就和那些英格兰的人家有关系。
关系。就是这个词。表姐妹们本身是一种展示，但同时她们也提供了某种关系。一种和真实世界、花花世界、危险世界的关系。她们知道怎样去利用那一点，她们会务必让人意识到那一点。她们能够掌控教室、产房、公众；她们知道如何和出租车司机、火车司机打交道。
她们提供的另一种关系，母亲同样也拥有，那便是和英格兰以及历史的联系。事实上，苏格兰裔的加拿大人——他们在休伦县被称做苏格兰佬——还有爱尔兰裔，会很直率地告诉你他们的祖先是在土豆大饥荒时期迁来的，穷得衣衫褴褛，或者会告诉你他们是羊倌、田里的帮工、没有土地的穷人。然而任何一个英格兰的后裔都会给你讲一个败家子或者小儿子的故事，什么家道中落了，被剥夺继承权了，门户不当私奔了。这里面或许有几分是真的。苏格兰和爱尔兰都太穷了，被迫大规模地移民，而选择背井离乡的英国人则往往出于更加丰富多彩的个人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