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的土地——携手发展中的加拿大文学
1973年，42岁的门罗回到了安大略。这时候的她已经在加拿大文坛崭露头角，是两部短篇小说集的作者，并且拥有一个加拿大总督文学奖，而作品的美国版也即将出版。尽管如此，门罗尚不能确定，自己能否以职业作家的身份独立生活，因为当时加拿大文学产业整体尚不发达。同时，门罗也是三个孩子的母亲。当时雪拉和詹妮分别为19岁与16岁，而最小的安德莉亚刚刚满7岁。如何最小限度地减少父母分居对于孩子们的伤害，尤其是年幼的安德莉亚，这个难题始终困扰着渴望起航的门罗。作为过渡，在1971年暑假，门罗曾带着女儿们回到安大略的故乡暂住。1972年的7—8月间，门罗再一次单独带了安德莉亚回到多伦多。从多伦多返回维多利亚后，门罗先是在家附近租了一个小公寓，每天待安德莉亚上学后去小公寓里写作，然后在下午回到自家的大宅子打扫卫生并准备晚饭。最终，门罗觉得自己在心理上准备好了：她将彻底离开丈夫和维多利亚的家。
这一时期，门罗和加拿大的另一位作家约翰·麦特卡夫交往十分密切。麦特卡夫出生于英国，比门罗年轻6岁。他在24岁的时候移民加拿大，主要居住在蒙特利尔，在康卡迪亚大学执教。早在1968年的时候，麦特卡夫听到加拿大广播电台里播出门罗的作品，就感到非常喜欢，于是辗转获得了门罗的通讯地址，两人也因此开始了友谊。麦特卡夫成名比门罗稍早，当时不仅写作短篇小说与长篇小说，还编辑出版文选集。他在自己的文选集中收录了好几个门罗的短篇作品。后期的麦特卡夫则成为了加拿大重要的文学评论家。在门罗婚姻动荡的那段时期，麦特卡夫成为门罗文学生涯中最重要的联系人之一，对于门罗的帮助和影响正如之前加拿大广播电台的罗伯特·韦弗。也恰恰在同一时期，麦特卡夫自己的婚姻也破裂了，他的妻子离开了他，同时带走了他两岁的女儿。心有戚戚的门罗和麦卡特夫在这种状态下相互同情，关系很快就更近了一步。
离婚后的麦特卡夫很快获得了纽伯伦瑞克大学为期一年的驻校作家邀请，他也尝试帮助门罗申请同样的岗位，但没有成功。门罗本人亦再次向加拿大艺术委员会申请写作项目经费。1973年，门罗的第三次申请最终成功，获得了7500加元的项目资助，这笔钱成为了门罗独立的重要启动资金。但是，门罗依然需要持续不断地卖出自己的短篇作品以维持生活。同在这一时期，加拿大作家职业化运动刚刚开始萌芽，活跃的麦特卡夫很快成为了加拿大作家协会的主要发起人之一，而与麦特卡夫联系紧密的门罗也第一次积极地参与其中。门罗先后参加了1972年12月的第一次筹备会议，1973年6月的第二次筹备会议，并最终在1973年11月在渥太华出席了加拿大作家协会成立大会，成为了大会委员会的8位创始委员之一。她不仅帮助审核申请入会的作家资格，同时也积极推荐新作家入会，尤其是英属哥伦比亚地区的作家。门罗尤其强调要鼓励年轻作家，并倡议将作家协会的会员资格尽可能地放开，以便团结更多的人。她提议只要出版过一本书的作家都可以申请入会。不过在当时，相对于门罗的激进，麦特卡夫和其他的委员显然要保守得多。他们还是秉持着“精英主义”的思想，希望将高雅文学与通俗作品分开。
同在1973年，门罗获得了一份暑期教职。那是一个规模很小的学校，坐落于英属哥伦比亚省奈森市的圣母大学，提供的工作是为期一个月的创意写作课程，每天两小时，报酬是425加元，附加免费公寓和70加元的交通补贴。虽然待遇不高，但是当时门罗对于大学工作毫无概念，并且迫切需要经济独立，因此她不假思索地就接受了，心中还暗自感激。很快，门罗带着三个女儿搬到了奈森市，可困难也接踵而至。这是门罗第一次担任教职，她没有任何教学经验，同时门罗天生羞涩，并不善于和学生沟通。更主要的是，门罗打心底里对于创意写作的课程是不认同的，她认为作品是写出来的，而不是教出来的。站在讲台上，门罗总是会情不自禁地觉得自己是一个虚伪的冒名顶替者，这让她备受煎熬。门罗第一次的教学经历确实很不成功，她也没有得到奈森大学的续聘。不过这次失败的经历并没有让门罗沮丧太久，很快她就获得了第二份教职邀请：安大略省约克大学的英语系同样提供了一门创意写作的课程。考虑到终于有机会可以重回安大略，同时二女儿詹妮也愿意陪着自己一同前往，门罗再一次接受了工作。出于经济的考量，这回门罗带着詹妮把家安在了伦敦（加拿大）。那里的房价比多伦多便宜，也离威汉姆镇更近。门罗在伦敦租了一间小公寓。每周都需要辛苦坐车到多伦多往返一次以便完成教学任务。教学对于门罗依然是一种煎熬，但至少在安大略，她有朋友和亲人在身边。当时加拿大著名作家玛格丽特·劳伦斯也恰好在西安大略大学做驻校作家，因此两位女作家常能见面。门罗还和当地其他的一些作家建立了文学友谊。1973年的圣诞节前夕，母校西安大略大学也向门罗发出了驻校作家的邀请，为期一整年。对于当时的门罗而言，这是最好不过的安排。
同时期门罗也在为第三部短篇小说集《我曾想对你说的事》做着紧张的准备。1973年秋天与赖森公司的出版合同显示门罗获得了5000加元的作品预付款，门罗个人的经济困难得以大大缓和。1974年1月，门罗带着詹妮搬到了一处位于公园附近的大公寓，她还成功地把小女儿安德莉亚也接到了伦敦同住。当最黑暗的日子过去，门罗的职业作家身份终于得以稳固。同年5月，《我曾想对你说的事》在加拿大出版，9月美国版出版。《我曾想对你说的事》中收录了《素材》、《冬季的风》、《渥太华山谷》等名篇，其中门罗所展现的叙述复杂性很快就得到了评论界的注意和肯定。这一时期在加拿大英语区，民族主义运动正如火如荼，加拿大文学也因此得到了极大鼓励，发展迅猛。同年8月，门罗接受了加拿大广播电台的一次深度专访，采访者为资深节目制作人哈利·保尔。这次访谈就门罗最新出版的作品《我曾想对你说的事》，讨论了“家”，即安大略的西南小镇对于门罗创作的影响，第一次将门罗的写作与加拿大的文化传统联系起来。在传记《艾丽丝·门罗：书写她的生活》中，罗伯特·撒克教授特别在全书开篇的导言中强调了1974年的访谈对于门罗的作家生涯而言是个关键点：那一刻她刚从英属哥伦比亚省返回安大略省，从此再没有离开过。其次，门罗昔日的西安大略大学的校友杰瑞德·弗兰姆林听到了这次访谈，获知门罗回到安大略后重新联系上了她，门罗因而离家更近了一步：回归休伦县。另外，门罗未来的出版总监道格拉斯·吉布森，也听到了访谈。就吉布森而言，他开始代表麦克米伦出版公司热忱地追随作家门罗，门罗下一阶段的文学生涯随之开花结果。最后，正因为门罗回归休伦县，她才发现自己想记录的历史和想象就在身边源源不绝。门罗由此开始创作《家乡的那些地儿》，日后还将大部分内容改写进了《你以为你是谁？》一书中。
整个1975年门罗都在创作《家乡的那些地儿》。门罗设想以片段性的描绘记录家乡的其人其事，同时辅以大量的照片，使之最终成为一本摄影叙述书。这本书最后并没有成功，不过门罗后来将已经写作的大部分内容都转移到了《你以为你是谁？》一书中。同在这一年，门罗与弗兰姆林的关系发展迅速，她最终做出了离开伦敦的决定，并搬至弗兰姆林所在的克林顿镇。克林顿镇与门罗的家乡威汉姆同属休伦县，两地甚至相距不到30公里。如此一来，门罗既可以与弗兰姆林共同照顾弗兰姆林年迈的母亲，又可以时时探望自己同样年迈的父亲。这次搬家也使门罗最终安定下来，她回到了自己最亲切的土地，重新得到了一个相爱的男人，更重要的是，这个人与她有着共同的成长记忆，相似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再次获得生活幸福的门罗开始以极大的热情创作《你以为你是谁？》。
1976年，纽约的弗吉尼亚·巴伯成为了艾丽丝·门罗的文学代理商，这在当时职业化程度不高的加拿大作家群中是很稀罕的事情。巴伯拥有杜克大学的文学博士，丈夫是一位出版编辑。巴伯敏锐地注意到新兴的加拿大文学市场，也注意到门罗作为加拿大新生代作家的才华与潜质，便主动给门罗写信。开始的时候，门罗并不确定自己是否需要一个代理商，因为她一直都是自己卖作品的。但是很快巴伯就展现了自己的能力，她成功地帮助门罗将作品卖给了《纽约客》杂志——那是门罗多年所梦想的。最后巴伯和门罗在加拿大作家协会组织的一次多伦多聚会中见面，由此开始了长期的合作与友谊。巴伯证明了自己是一位非常优秀的代理商，很快帮助门罗打开了美国市场，使得日后门罗的作品不断地发表在《纽约客》上。援引纽约客的编辑查尔斯·麦克格拉斯的话：“一位加拿大的作家会成为《纽约客》的主流确实有点古怪和讽刺。”而巴伯陆续代理的其他加拿大作家也包括玛瑞安·恩格尔，约翰·麦特卡夫，凯萝·薛尔兹等。同在这一年，艾丽丝和吉姆正式离婚，并与杰里·弗兰姆林结婚，吉姆·门罗同年再婚。但是艾丽丝保留了门罗的姓氏，对于她的读者，她依然是艾丽丝·门罗。
1978年，《你以为你是谁？》出版，这也是在道格拉斯·吉布森的推动下，门罗在新东家麦克米伦出版公司出版的第一本书。同时巴伯帮助门罗获得了非常优厚的合同待遇：预收款高达25000加元，此外销量的前5000本门罗能得到10%的版税，5000本以后销量的版税为12.5%。同时售出的还有该书的美国版。不过《你以为你是谁？》的出版并非一帆风顺。当时门罗本人比出版商更希望创作出一部长篇小说，因此作家和编辑都花了非常大的气力试图将故事素材作为小说章节处理，并使各部分逻辑联系更为紧密。书稿一改再改，但最终在已经确定排版的情况下，门罗还是对书稿不满意，并毅然决定将书稿撤回。《你以为你是谁？》最后出来的结果依然是“系列故事”的形式。这也是门罗最后一次尝试长篇小说的写作。待1979年美国版出版的时候，该书书名《你以为你是谁？》所带有的加拿大式反讽又一次让美国的编辑们头疼。最后，美国版的书名被改为《乞女》，这个新书名虽然同样来自该集子中的一个短篇，独立后却隐含了美国梦的乐观基调，即一个穷苦女孩幸运地摆脱了出身的局限而凭借自己的美德赢得了世界。这显然与作家的初衷相悖。这一插曲也凸显了美国与加拿大截然不同的民族文化心理。不过，无论在加拿大还是在美国，《你以为你是谁？》的市场反应都非常好，在加拿大初版的8500册很快就销售一空，美国版也登上了畅销榜。评论家的反应也非常积极，威廉·弗兰奇在《环球邮报》上称赞：“自50年代末以来的30年间，当代加拿大作家在表达安大略小镇的情感与结构方面，没有人做得比门罗更好。”《你以为你是谁？》最终为门罗赢得了第二个加拿大总督文学奖，当年的评委会主席是玛格丽特·劳伦斯；同时，该书还被选为当年的加拿大书商协会“年度作品”。英国版《乞女：弗洛和萝丝的故事》出版后，门罗进入了当年的布克奖决选名单。
如果说整个70年代，门罗逐渐成为了加拿大国内的领军作家，那么到了80年代，门罗则开始作为“加拿大代表作家”被世界文坛所认可。1981年的夏天，门罗等七位加拿大作家组成的代表团来中国访问，曾经受到了中国文联的热情接待，他们住在北京友谊宾馆，游览了长城，还南下去了广州，在那里，门罗恰巧度过了她的50岁生日。在给麦特卡夫的信中门罗将这次旅行总结为“天气很热，行程密集”，中国人“友好、彬彬有礼”，但是“缺乏对反讽的幽默感”。在后来的一次访谈中，门罗更为详细地描述了当时的心情：
开始的时候不是特别想去中国，但是这一类事情你又不能拒绝。我翻来覆去地想着去中国，那里全都是陌生的，无论如何我都想不出中国和我有什么关系……待我回来的时候，我最大的收获就是在那里所接触到的人。我总是忍不住想可能那里有很多人一辈子都没有单独在屋子里待过。中国的文化里没有“单独”这个词的。
门罗在中国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集体主义的文化，而她自己的50岁生日恰好为这种经历增添了特殊的意义：
在中国庆祝50岁生日？我觉得简直太棒了……50岁，对我而言，总是有一点灰暗的——生命开始枯萎什么的。然后我就在广州收到了一束超级美丽的捧花。然后我的生日又在香港庆祝了一遍，然后一路沿着太平洋，一直到我们回到温哥华才慢慢平息。这次的生日足足过了很多很多天……这是我平生最盛大的一次生日了。
其后的30多年，在门罗的众多作品中，遥远的中国都成为了这位加拿大作家异国想象中的重要元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