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地图上看哈密，哈密像是片嫩叶，又像一颗种子，一颗被历史的本来局限包裹了近千年的种子。
在西部历史的荒原上，哈密落下的印迹是丝路古镇、贡瓜之乡，是游牧部族纷争追逐的草原，是中原汉文化进入西域后的第一块栖息地，但哈密在西部版图上裸露的始终是它的待开发性。
在现代商品经济穿过地理封闭不断加速向西部渗透的大背景下，今天的哈密已经可以集聚足够的能量为新疆经济增添更多的生机与活力——兰新铁路、312国道、亚欧光缆三线合一，横穿全境，正在把哈密牵进大经济的视野。能源工业、化学工业、建材工业等开拓上升为新疆的事业亮点，农业特色资源的开发渐入佳境。这风采初露的“哈密景观”已经汇入整个沿大陆桥经济带的春色之中。
贫困，是哈密率先发展的最大现实障碍。下辖不过两县一市，巴里坤是国家级贫困县，哈密市及伊吾县有8个乡被列为自治区扶持的贫困乡，占到全疆非贫困插花乡的42%。根据1995年“国定”动态温饱标准530元衡量，全地区有4267户、22041人在温饱线以下，分别占总农户和总人口的10.48%和12.38%，高于全国和自治区贫困人口比例，贫困人口中人均收入在300元以下的特困户占42%。贫困，绝不会跨世纪，这是哈密的公仆立誓要写进贫困农牧民心中的答卷。这份“答卷”为贫困农牧民奉献的是一条由智慧和责任筑就的“富路”，越来越多的贫困农牧民跨出苦熬守穷的“门槛”走上这条富路，越来越多的新村落出现在这条富路上。
一：直面贫困
横跨天山，风情粗犷。在这粗犷之中深深印刻着贫困特有的印迹。哈密地区有37个乡场，其中有22个乡场地处高寒山区，内有20个乡是贫困乡，因此98%的贫困人口都分布在戈壁石山深处。这里草木生长艰难而缓慢，长久以来，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播种的是希望，收获的却是贫穷，特困家庭全部家当加起来不足300元，所谓“富者”也不过百余只羊，几乎是整体的贫困。
山区的自然生态环境有着无法弥补的缺陷，人均有效资源非常稀缺，这是贫困的主要根源。
哈密市沿天山一线12个乡，耕地多在乱石之间，土层薄、土地块零碎，平均亩产量只有80—100公斤，人均占有粮食97公斤，如果所缺口粮和饲料都要由外边调进来，仅运费就得花几百万元。近年来，人地矛盾、畜草矛盾日趋突出，一方水土已经养活不了一方人。
巴里坤72%的贫困人口分布在萨克乔克、大红柳峡等5个牧区和奎苏乡北山一线。其中牧区28%的人口是贫困人口。这里畜牧业基础条件薄弱，仍然是“逐水草而居”“靠天养畜”，雪大成白灾，雪小成黑灾，而且草场退化严重，20年前可以养两只羊的草场现在一只羊都养不了。在奎苏乡贫困人口占全县的1/4。主要集中在北山4个村，其中有3个是无电村。北山一线因缺水有5万多亩耕地撂荒十几年。20世纪80年代中期这里尚有4000多人口。至今只剩2000多人。被“贫困洗劫”的村庄到处是残垣断壁，曾有50户人家的庙尔沟下村只剩孤零零的两户，一户不久也要搬走，望着横在眼前的大片荒地，何守生老人两眼迷茫，他说：“我现在一家子挑着种50户人家的地，年成好，可以赌一把，发笔小财，年成不好，连种子都收不回来。最近10年，几乎没有碰上什么好年成。”
伊吾县贫困人口的80%集中在前山、盐池两大牧业乡，这里灾害频繁，牲畜年均损失率在4%，最高的年份达到20%，1995年实施牧改后，牧场公有畜作价归户，人均不到10只，而且草场载畜量已到顶头。盐池乡党委书记齐小平算了一笔账：按现在的资源条件来看，人均收入最高只能达到900元。现在盐池有1300多个劳动力，占80%以上收入的牧业需要300多人就够了，如果不迅速转移2/3的劳动力，吃饭都将成问题。1995年盐池乡人均收入329元，前山乡仅261元，80%的人口陷入贫困沼泽不能自拔，部分贫困乡牧民已经将两年前牧改作价归户的羊吃光。
近十几年，哈密各平原乡活力迸发，山区却成了经济发展难以普及的死角，山区与平原人均收入差距在800至1200元之间。
多数贫困乡村是“三不通”之地。据统计，全地区201个行政村现没有通路的有36个村，没有通电的有69个村，没通邮的有45个村。每个数字都在诉说着封闭，诉说着原始的信息与交往环境。
外部交往的低层次、低频率使得山区的贫困农牧民始终固守着适应贫困的生活方式和心理状态。天山乡的多数人口常年在两个点上来回迁徙，春天种几亩青稞后就迁往夏草场，跟着请人代牧的羊群转，就为了喝奶茶、吃奶皮子，秋天再回到沟里，收拾庄稼，然后过冬，一年的生产时间不到两个月，消费时间却是整整12个月。
游牧部族的遗风犹存，一家拥有的牲畜就是自己的房子，遮蔽生活风雨的经济伞，并非作为按商品规律开发的经济资源；这里的流通只是农牧民伸手进去摸出柴米油盐的黑匣子，很少有人探头去看个究竟。在这里，人本身几乎就是全部的生产力。
近十几年来，人向自然显示力量的手段没有多少变化，生存强烈地依赖于自然的本来状态，这决定山区经济犹如包水的纸袋一样脆弱。而且长期以来，受自然经济和地理环境的束缚，区域农村经济恪守山区放牧、平原种植的格局，平原开发的潜力和开发效应很少会对山区产生影响。我们一面看到的是平原区待开发的水土资源，另一面看到的却是山区在人均有效资源稀缺的压力下苦熬。闲置的资源与闲置的劳力长期得不到有效的结合。很明显，这两种闲置都是一种浪费。比现时的贫困更令人担忧的是：如果山里山外年轻一代掌握的知识和技能比他们父辈之间的差距更大，那么贫困或许就不会仅仅发生在他们的父辈这一代人身上。哈密市天山乡1994年至今有500多名学生辍学，占适龄青少年的50%以上，其中，儿童入学率不到70%、初中辍学达50%左右。白杨沟村小学毕业的20个学生，只有6个上了中学。板房沟学校初三班只有两个学生，据介绍，初一时还有11个学生，初二剩了4个，现在只剩2个。贫穷是辍学的主要原因。
蒙昧拉断了山区与现代文明的脐带，山区人口始终是在缺乏文明营养的“贫困陷阱”里挣扎，而无法脱出。
到有地有水的地方去，到可以沐浴现代文明之光的地方去。历经十余年的探索，哈密地区为山区人口规划出一条走出贫困的富路。
二：扶贫攻坚倒计时
几十年来，党和政府一直关怀着这里的人们。1985年以前是纯粹的救济式扶贫，缺衣送衣，缺吃送吃，粮吃尽、衣穿烂，再接着送。救济式扶贫的效果早已是有目共睹，守穷的还在守穷，致穷的根子还在吞噬着人的精神。
哈密的扶贫开发开始于1985年。大体上可以划分为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就地定居开发，到20世纪90年代约有70%的山区牧业人口由游牧转向就地定居，由于自然生态环境先天不足，就地定居开发，并未能稳定地解决温饱来源。
在山区游牧人口几乎全部在温饱线以上，而定居人口80%则是贫困户。这种反转现象说明：贫困的主要根源，并不首先在于落后的生产方式。走进定居点，扑面而来的是生产生活中长久积淀的惰性。
就地定居开发时期，扶贫资金被切块用于区域性开发，并被大量投向工业项目。由于糟糕的基础条件且又难以在短时间内造就一支有相当素质的劳动大军，屡屡沦为无效投资，即使那些能够见效的项目，其受益者也远远低于相同投资的农业开发项目。
扶贫的路数问题，是地区几届领导班子苦苦思索的问题。
岁月抽打着山脊，镌刻在戈壁荒原之上始终是这样一个惊心动魄的天问：这一代人还会不会继续穷下去，下一代人还会不会继续穷？
让我们记住这样一个时间：1985年。哈密开始尝试以平原开荒带山区扶贫，提出了山区人的搬迁开荒的课题。最初只是自发盲目地“圈地”迁移。进入90年代，这种零星迁移进一步组织化，但始终缺乏统一规划。到1994年。山南共建了7个山区牧民搬迁点，定居近800户，这是哈密扶贫开发的第二个阶段。这一期间，因搬迁点在空间上过于分散投资不能集中使用，部分搬迁点基础建设总是在补补丁。一直未能形成气候，农牧民“迁而复归”搬迁点“有房无人”的现象频繁出现。而且由于没有建立综合服务体系，搬迁牧民在种植技术的门扉外乱碰乱撞。
在那些有一股子苦干精神，又有一个好的带头人的牧民当中，搬迁7年之后不仅80%以上脱贫，而且开始出现富户。乌拉台乡是哈密市唯一的纯哈萨克民族乡，位于海拔在3600—4800米的高寒山区，全乡有山区耕地400亩，人均0.5亩，畜均草场不到4亩，超载过牧非常严重，人均收入不足300元。哈密山区贫困的全部特征在乌拉台都可以找到。1986年，当时的乡党委书记卡盘带着几户年轻的家庭下山在疙瘩井开荒，整整两个夏天住在部队移驻后废弃的房子里。1987年正式搬迁11户，现在这11户人均年收入都在2000元以上。到1996年底，乌拉台乡也往疙瘩井开发区搬迁定居牧民129户，人均纯收入1700元。有12台小四轮拖拉机、两辆北京212吉普车、两辆东风载重车、26辆摩托车。有11户人家购置了冰箱。玉山一家，以前在山上种7亩地，亩产量只有80公斤，大包干以后分给他的50来只羊为了吃粮全卖光；1987年搬下来，种10亩地；1996年底，棉花卖了8000元，麦子收了23麻袋，苞谷6麻袋，大小牲畜有30来头，并新修了住房。
从1985年到1994年，哈密扶贫取得的最重要的经验就是：异地搬迁开发才是脱贫之道。
1994年，地委明确提出要用7年时间解决剩余两万多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异地搬迁开发作为关键性的扶贫措施被纳入了攻坚计划。
1995年，地区确定了以山区贫困农牧民搬迁为重点，以水土资源开发为龙头、农牧结合脱贫致富的扶贫工作方针，理出了“稳定山区、开发平原，主攻搬迁、五年实现”的扶贫工作思路，第一步加快农牧民搬迁进程，改善生产条件，解决温饱。第二步形成农村牧区支柱产业，稳定温饱。第三步向加工流通延伸，稳定脱贫。
1996年，地区更加明确地提出：党政一把手的第一任务就是扶贫攻坚。加快农牧民异地搬迁步伐，两步并一步，到2000年全部解决农牧区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
1997年伊始，地委书记黄昌元、行署专员阿不都热合曼·克然木与两县一市党政一把手签订扶贫开发目标责任状，责任状明确规定：县市党政一把手当年完成任务的奖励1万元，完不成任务的各罚两个月的工资、全地区通报批评；连续两年完不成任务的，就地免职。县市与乡镇党政一把手也对应签订了扶贫目标责任书。
两县一市各确定了一个贫困户搬迁定居水土开发重点，把哈密市牙吾龙、巴里坤县黄土场，伊吾县淖毛湖，变分散迁移为集中安置，变零尾开荒为连片开发配套建设，并将兴建移民新村及其配套建设与建立区域性“三高”农业基地紧密结合。三大开发区相继启动。
哈密市牙吾龙开发区总面积12万亩，一期工程计划开发1万亩，集中搬迁哈密市最大的贫困乡天山乡的400户，实现水电路综合配套。
巴里坤黄土场开发区，总规划面积5万亩，计划建成优质饲草料基地，并集中安置全县五大牧业乡贫困人口。
伊吾淖毛湖开发区有耕地18万亩，相当于3个伊吾县的现有耕地，20世纪末计划开发5万—6万亩。
除此以外，又选定几个条件较好的平原乡插花安置山区贫困户100户。耕地都是各乡从牧民现有耕地中挑选熟地无偿划拨的，人均不低于2.5亩，有的乡达4.5亩以上，籽种、化肥由村里提供，水电费免收，农业税减免两年，粮食征购任务免缴两年。各乡村并为每户无偿解决了不低于50平方米的住房。仅一年工夫，这些被插花安置的贫困户人均收入就从原最高500元上升到现最低1800元，并学到了平原乡农民应该具有的知识和技能。插花安置无疑是一个快速脱贫的路数。
从游牧到定居开发到零星迁移再到集中搬迁浸透哈密决策层不懈的探索和上上下下拧成一股绳自我攻坚的苦干精神，在近年投入扶贫开发的4052万元当中，有地县乡“尴尬财政”中挤出的818万元、占21.8%，乡村自筹及农牧民投入2102万元、占52.2%。地委行署多次重申：要把区域内能够集聚的最大力量投向与贫困的最后决战。
三：融合造血行动
责任，是支撑我们这个社会的最重要的因素。责任到位，是哈密扶贫攻坚战略的成功关键。
1995年初，地区推出的“三位一体”扶贫攻坚方案。在战略思维上实现的由道义性扶贫向制度性扶贫的转变。由单纯的政府扶贫向全社会合力扶贫的转变，强化责任并扩大责任是这两个转变的关键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