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件事，在第二天的全班会议上，成了谈论的中心。山广敏在同志们的帮助下，认识了碱往高处走，就是碗大的一块地不浇透，也会造成更大的碱斑的道理。
“浇不好地，就等于把粮食送给了盐碱。”这是战士们在劳动的实践中，亲身体会到的一条经验。
在这里，小麦的浇水措施是“头水适时二水赶”。因为，头水浇完，二水赶不上，地面一干，就会裂缝，扯断麦根。
1960年，有的连队由于当时的浇水劳动力不足，浇了头遍水，二遍水没赶上，结果小麦就减产了。
人们接受了这次沉痛的教训。在1963年临浇二水时，渠道闸门突然垮了。正在浇水的战士，听到这个消息，如同大敌当前，霎时奔向跑水的地方，抢修起来，一口气干了一天一夜，修好闸门，赶浇上了二水，使小麦获得丰收。
现在，农场的整地、播种、苗期管理和浇水等农活，都是经过一连几年的摸索，多次的成功和失败，才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防碱治碱措施。
11年间，碱滩在一步步地退却，农田在一步步地向外扩展。当年，人们变碱滩为良田的美好愿望，正在一步步地实现。
四
在取得征服盐碱的胜利的基础上，红星二场紧接着展开了创造稳产高产的斗争。
在火石泉这块盐碱地上，实现稳产高产，可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
在这个新的大难题面前，全场从上到下，狠抓了积肥造肥多施肥的工作。当时，在总结本场生产实践中，使大家深刻地体会到多施厩肥、改良土壤，对于在重碱地上夺取稳产高产的重大意义。有人回忆起1953年一块小面积稻田亩产七八百斤的纪录。这个纪录所以能够出现，其主要原因就是施足了粪肥。人们也联想到，凡是施厩肥、草肥多的土地，土壤疏松，盐碱也比较轻。麦田里，有时也出现过麦苗长得有高有低的现象，仔细分析，也是因为粪肥撒得不匀造成的。于是，全场各个连队热火朝天地掀起了拾粪打草、积造肥料的活动。
六连积肥班长张礼臣，为了多积粪肥，用自己的工资，买了两个大筐子，一年到头，每天都利用休息时间，四外奔走，拾粪积肥。在1958年的秋冬，只利用业余时间，他拾的粪就有20万斤之多。由于全连积肥多，连年在农田上增施厩肥和草肥，原来大片的盐碱板结地，被改造成了良田。
为了更好地解决厩肥的肥源问题，场党委号召各连队多养牛羊多养猪，实行农牧结合。现在全场“近田养畜”多积肥的做法，已经收到了很好的成效。养畜量从1961年的3000多只，增加到1963年的6900多只，每亩地优质厩肥施肥量从1900多斤，增加到现在的3000斤左右，全场的1.7万亩地，其中有1万亩被改造成了亩产粮食400斤以上的稳产高产基本田。
红星二场实现稳产高产的另一条重要途径是精耕细作。
“不浪费一寸土，巴掌大的地也要让它长出好庄稼！”这是全场战士们的行动口号。劳动模范薛兴玉小组，1963年管理的150亩麦田，精耕细作像绣花。播种前，为了消灭条田中的一块“拖腿地”，一春一冬，他没有睡过一次整觉。每天天不亮，他就起来清棚圈，扫羊粪，给“拖腿地”积肥；夜晚，顶着星星，冒着汗，又和丰产组的同志们，一车车地往地里运肥；浇水时，他更是彻夜不眠，查看水情。有一天，在地头吃饭时，大家正有说有笑的，薛兴玉突然丢下饭碗，就往渠上跑，边跑边喊：“停水啊！停水啊！”
“看，薛排长疯了！”爱打趣的人说。
原来，薛兴玉在吃饭时，抬起头看到了远方的天空，漫起了滚滚的沙尘，预计将有大风到来，浇了水的麦子便会倒伏，恐怕造成减产。
薛兴玉，就是这样时时刻刻关注着小麦的产量，费尽了全身精力，终于使小组管理的150亩小麦，在1963年平均单产达到722斤。可是，他们还不满足，又在麦收后，在这块地上，复播了糜子。秋后，每亩糜子又收获240斤，创造了一年两季每亩高产960多斤粮食的纪录。
因此，战士们把薛兴玉当作全场精耕细作的一面旗帜，形成人人精心管庄稼、争高产的风气。
现在，全场丰产的条田愈来愈多，丰产的纪录愈来愈高。1961年全场平均粮食单产是314.6斤，1963年增加到383斤。
11年的苦战，火石泉这块大碱滩，终于被征服了，红星二场的战士们胜利了。
这是个多么了不起的奇迹啊！
五
奇迹的创造者是苦战在火石泉的英雄好汉们！
这些英雄好汉，究竟是些什么样的人呢？究竟是什么精神力量，支持和鼓舞着他们，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创造出这样的奇迹？
在这里，有曾经在战争的年月，南征北战，久经战火洗礼的老红军、老八路和解放军的老战士。
建场初期的团长肖凤瑞以及后来的农场政委李耀庭、张玉生等都是身经百战，在枪林弹雨中走过来的老干部。他们在建场创业中，以身作则，与战士们一起，忘我工作，忘我劳动，贡献出自己的智慧和力量，给人们留下了难忘的深刻印象。
当年的战斗英雄，现任农场党委副书记、副场长的王耀群同志，在战场上，曾经率领4个战士，堵击过数百个蒋胡匪军。如今，王耀群50多岁了，但仍身强力壮，干劲十足，艰苦朴素。到了生产队，就同农工一起下地干活；开饭时，同农工一起买饭。许多农工都把他当成自己亲密的伙伴。
几个老红军、老八路的勤恳苦干精神，成了全场农工的榜样。
在这里，有曾参加过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战士秦兴政。
秦兴政同志，人老不服老，样样农活都干。1959年冬天，部队要突击开荒，他争着要去，人们怎么也劝不住他，一到工地，他就和年轻人一起，割芦苇、搭草棚；夜间，还和年轻人一起突击开荒。当人们一个个围坐在篝火旁边休息时，秦兴政便给大家讲述起当年红军长征时的革命故事，有时，还拿起块冻土，敲打着坎土曼把子，给大家唱红军时代的革命歌曲。
秦兴政同志埋头苦干的精神和革命的乐观主义气概，在年轻人的心坎儿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大家受到了教育和鼓舞。
王本义同志也是经过长征的红军老战士。他如今在农场看守着拖拉机队的油库。从1958年至今天，他整夜整夜地不离开自己的岗位，保证了油库的安全。有人对他说：“你是个老红军，怎么只是干这个？”
王本义坦然地回答道：“正因为咱是老红军，才应该给年轻人做个榜样！”
蒋世贤同志从部队转业以来，年年被评为“五好工人”。他的老八路的艰苦朴素的作风，深深地印在了人们的心里。
每当发工资时，他的头一件事，就是缴党费。除留下部分生活费用外，其余的全部储蓄在银行里。有的好心人劝他说：“你年纪大了，存钱干啥呢？”
可是，蒋世贤却有他的想法。他说：“人是属于革命的，钱也应当为革命服务。人为共产主义奋斗，钱也要为共产主义出力！”
在这里，正因为有这样的老战士继承和发扬着人民解放军的革命精神和光荣传统，所以，在农场生产过程中，形成了艰苦奋斗、勤俭办场的良好风尚。
前几年，场内运输工具少，没有一辆汽车。农场领导面对这个问题，不是伸手向国家要汽车，而是在场内自己想办法解决运输工具，号召各连队：“把牛武装起来！”
于是，驯服牛的工作，在各个连队展开了。这样，全场很快就增加了61辆大车，平均250亩地就有一辆车，基本满足了生产运输的需要。
这时候，人们算了一笔账，如果不把“牛武装起来”，每年只拉运麦捆一项运费，就得耗费3万多元。
在经营土地上，农场尽力做到珍惜每一寸土地。
有一年，拖拉机队在播种小麦时，发现有两块条田上接行不严，每块条田有一个半拳头宽的地方漏播了种子，被场长韩志儒发现了。场长马上就召集机务人员开现场会议，进行算账教育，指出仅仅这行漏播，一块条田将少收半亩地的粮食，怎么办？大家认定，还是由拖拉机队出人补种。于是，由4个拖拉机手，拉着开沟器进行补播，他们整整干了一天半，才完成补种的任务。从此以后，拖拉机手再没有发生过漏播的事。各队每逢播种时，对播种机无法下种的地，即使是很小的一块，都要由人工补播上种子。
在收获季节里，为了做到颗粒归仓，复收已成为战士们自觉的习惯。拉运麦捆的战士，许多人随身带着小扫帚，见到掉下来的麦粒，哪怕是少少的几颗，也要扫起来。
牧工们在羊只脱毛季节出牧时，常常身上带个小布袋，沿路把挂在刺草上的羊毛，一小撮也不遗漏地捡回来。就这样，日积月累，在1963年春季，就多收回约100斤羊毛。
许多干部和战士，更以场为家，勤俭节约，用自己的工资购置斧、锯、锤等常用工具，自己动手制作和修理车辆、农具以及门窗等，根本不要公家花一分钱。
由此，场里出现了有些工具发给战士之后，不是愈用愈少，而是愈用愈多的可喜情况。
四队张振民积肥班手推车的增加，就是生动的一例。三年前，场里发给他们的车子只有4辆；由于他们在劳动中随坏随修，并用废木料做新的，三年后的今天，全班车子已增加到12辆。
场里有个袁少廷，今年67岁了。前几年，场领导劝他退休。可是他斩钉截铁地说：“叫退啥都行，我就是不能退劳动，退革命。”
袁少廷所在的木工班，因他年纪大了，不给他派活，他就自己找活干：给拖拉机队修农具，给托儿所的孩子做桌凳，给场部和各队办公室安装玻璃，农工家里有了木工活，他也乐意去帮忙，整天忙个不停。1962年和1963年间，袁少廷利用废料，主动给农场做活所创造的财富，就达2400多元。
如今的袁少廷，在年轻人当中，成为热爱农场、热爱劳动的榜样。
就是这种思想，就凭一双手，一点点，一滴滴，近6年来，农场共给国家上交了利润800多万元。
这是军垦战士们的心血和汗水的结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