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的小说创作空前繁荣，涌现出一大批新的小说作家，产生了大量优秀的作品，特别是长篇小说较前一时期有了长足的进展。茅盾、老舍、巴金是小说创作最高成就的代表。李劼人的《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大波》是三部连续性的历史小说，均以田川为背景，写出了时代风云变化，是近代历史的一个缩影，也取得了很大成功。这一时期引人注意的是一批左翼作家的崛起。最早出现的是蒋光慈，20年代就有《少年漂泊者》、《短裤党》等颇有影响的小说，也写过受到批评的《丽莎的哀怨》。30年代则有《冲出云围的月亮》和《田野的风》出版，特别是后者，表现了大革命前后农村的阶级矛盾和斗争，写得颇有气势，是蒋先慈的代表作。接着出现的有洪灵菲，作品有《流亡》三部曲，华汉（阳翰笙），作品有《地泉》三部曲等。“左联”时期开始走上文坛的有丁玲，成名作是《莎菲女士的日记》；张天翼，代表作有《包氏父子》；叶紫，代表作《丰收》；吴祖缃，代表作《一千八百担》；柔石，代表作《为奴隶的母亲》、《二月》；胡也频，代表作《到莫斯科去》；萧军，代表作《八月的乡村》；萧红，代表作《生死场》、《呼兰河传》等。他们的作品虽然存在着艺术上尚不成熟的弱点，但有强烈的时代气息，体现出战斗的现实主义精神。
这一时期值得注意的还有“京派”小说的形成。代表作家是沈从文，其他还有废名，作品有《桃园》和长篇《桥》等；凌叔华，作品有短篇集《花之寺》、《女人》、《小哥儿俩》；萧乾，有短篇《篱下集》和中篇《梦之谷》等。他们的作品歌颂纯朴善良的人性，歌颂儿童的天真，歌颂美丽的自然风光，风格恬淡古雅，温厚平和，有田园牧歌情调。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是“新感觉派”小说的出现。他们的创作主要受日本新感觉派的影响，强调描写直觉和主观感受，代表作家有刘呐鸥，作品有《都市风景线》；施蛰存，作品有《将军的头》、《梅雨之夕》、《善女人行品》；穆时英，作品有《公墓》、《白金的女体塑像》等。他们的作品反映了都市社会生活面貌，并具有现代派的特征，如潜意识、性心理、意识流手法等。
此外，通俗小说也有很大的发展，代表作家是张恨水，早期作品有《春明外史》、《金粉世家》，30年代后有《啼笑因缘》。熔言情、社会、武侠于一炉，成为畅销书。抗战后有《八十一梦》、《五子登科》等，对现实的讽刺明显加强，显示了作者的进步。
抗战爆发后，小说创作在不同地区有不同的表现。在国统区，沙汀、艾芜的创作成就突出，沙汀有长篇三记：《淘金记》《还乡记》《困兽记》，艾芜有长篇《丰饶的原野》《山野》和《故乡》。姚雪垠的短篇《差半车麦秸》、中篇《牛金德与红萝卜》以及长篇《春暖花开的时候》曾发生过较大影响。骆宾基的《北望园的春天》《混沌》，郁茹的《遥远的爱》也有一定的影响。路翎的中篇小说《饥饿的郭素娥》探讨了劳动者“原始的强力”和精神奴役的创伤以及自发的反抗性。长篇小说《财主底儿女们》是路翎的代表作，在广阔的时代背景下，描写了知识分子探索人生的曲折经历和苦难历程。黄谷柳的《虾球传》写一流浪儿成为革命战士的曲折经历，故事情节引人入胜，深受读者欢迎。
解放区的小说作家，以赵树理为代表，他的代表作《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表现了新的题材和新的主题，孙犁的《荷花淀》《嘱咐》等表现了冀中民主根据地军民的生活和战斗，塑造出令人难忘的劳动妇女形象，作品具有抒情性，洋溢着开朗乐观精神和诗情画意。康濯的《我的两家房东》，通过青年男女的恋爱故事，写出普通农民的精神面貌发生的深刻变化。刘白羽则以写部队生活见长，写出了《政治委员》《无敌三勇士》《火光在前》等作品。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生动再现了华北、东北地区土改运动的面貌，是影响很大的优秀的长篇小说。欧阳山的《高乾大》，柳青的《种谷记》，孔厥、袁静的《新儿女英雄传》，马烽、西戎的《吕梁英雄传》等也是有影响的长篇小说。
上海孤岛时期和沦陷区的小说作家，重要的有师陀（芦焚），写有短篇集《果园城记》和长篇《无望村的馆主》《结婚》等。徐讦有《吉布赛的诱惑》《精神病患者的悲歌》《风萧萧》等。钱仲书有短篇集《人·兽·鬼》，代表作是长篇《围城》，由于它的杰出的讽刺艺术，被称为“新儒林外史”。张爱玲小说集《传奇》，苏青有自传体长篇小说《结婚十年》《续结婚十年》她们都是有影响的女作家。
总之，小说创作经历了由幼稚到成熟，由模仿到创新，由单一性到多样化的不断发展过程，在表现中国社会丰富的历史现实和中国人民多彩的精神风貌方面作出了杰出贡献。
现代小说以其深刻的思想内容，鲜明的时代精神，生动的典型形象和不断创新的表现技巧，深受读者的喜爱。
鲁迅的小说
鲁迅（1881—1936年）原名周树人，号豫才，浙江绍兴人，早年曾留学日本，先学医，后从事文学活动，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现代小说的开创者。1918年开始发表新文学作品，他的《狂人日记》被公认为新文学第一篇小说。
《狂人日记》“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深刻揭露了封建制度和礼教的“吃人”本质，并在篇末发出“救救孩子”的呼声，表达出“将来是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世上”的理想。小说由于“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使人耳目一新，发生了很大影响。接着，鲁迅又发表了《孔乙己》《药》等小说，这些小说于1923年结集为《呐喊》出版，内收1918—1922年间写的作品十四篇，1926年又出版了小说集《彷徨》，收入1924—1925年间写的作品十一篇。《呐喊》《彷徨》是现代小说史上最初也是最重要的收获，它标志着中国现代小说已趋向成熟。
《呐喊》《彷徨》的题材可分两大类，一是农民，二是知识分子，无论哪种题材都表现出鲁迅对社会现实和历史的深刻认识。鲁迅曾说，他的小说多取材“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目的是“引起疗救的注意”。
鲁迅是第一位描写普通农民的作家，他的作品深刻表现了辛亥革命前后中国农民遭受的经济剥削和精神压迫。鲁迅对农民的态度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他一方面同情农民的不幸遭遇，一方面又痛心他们的没有觉悟，因此在描写他们的不幸之外，还批判了他们身上存在的弱点。
描写农民的小说中最著名的是《阿Q正传》，这是鲁迅小说中篇幅最长，影响最为深远的一部杰作。小说成功地塑造了阿Q这一艺术典型，他是生活在辛亥革命时期，有着严重病态心理的流浪农民的典型形象。他的性格的基本特征是所谓的“精神胜利法”，即不敢正视自己的奴隶地位，不敢承认自己的失败，而用自欺欺人的方法麻醉自己，以求得暂时的精神上的满足。他的地位低下，倍受欺侮压迫，但他从不在行动上进行反抗，总是在精神上求得解脱，并把精神的胜利认为是反抗成功。阿Q受赵太爷的毒打，这本是一种极大的屈辱，但当他说了一声“儿子打老子”以后就若无其事了；阿Q赌钱时被人抢了钱，内心很难过，但他狠狠地打自己几个嘴巴，慢慢地觉得像是打了别人，打人的是自己，被打的是别个自己，于是精神上又满意了。不管在怎样的情况下，阿Q都能给自己的失败和受辱找到辩解和安慰，别人嘲笑他的现在，他却夸耀自己的过去或将来；别人揭露他的短处，他却以“你还不配”反击，似乎短处也变成了炫耀自己的长处。
阿Q身上还存在着盲目的自尊心。瞧不起没见过世面的未庄人，又对自己讳疾忌医。他还十分健忘，他被打过，被骂过，受辱最多，受压迫最深，然而又最容易忘却，对一切都泰然处之。阿Q在对强者取精神胜利的同时，又对弱者施加欺侮，把强者对他造成的屈辱和痛苦，转嫁到更弱者身上，以求自我满足。他对小尼姑的欺侮就是在挨了假洋鬼子的哭丧棒后发生的。总之，轻易表现出来的自轻自贱，没有根据的自尊自重，异乎寻常的健忘，以及向更弱者的无端的泄愤，就是阿Q病态心理的主要体现。鲁迅通过这些描写，一方面揭露了封建统治者对农民精神奴役的可怕程度，一方面也批判了农民本身的麻木。
鲁迅曾说，他创作《阿Q正传》动机是“要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也就是“暴露国民的弱点”，改造“国民性”。作为国民弱点集中表现的精神胜利法并不只是阿Q才有的，它具有广泛的典型性，它首先来源于统治阶级，特别是晚清统治阶级，由于在近代帝国主义侵略面前屡遭失败，便丧失了民族自尊心自信力，并极力在国人面前掩饰自己的无能与落后。这种精神状态自然也传染给了下层人民，农民作为小生产者，比较狭隘，保守，缺乏远见，更容易接受这种影响。鲁迅深感精神胜利法是民族觉醒和振兴的严重阻力，因此他要毫不留情的予以暴露和批判，只有打碎“精神胜利”的枷锁，民族才有振兴的希望。
在鲁迅看来，农民的不幸和痛苦，远不是经济上的贫困和肉体上的折磨所能包括得了的，比这更重要的是精神痛苦和所受的毒害，故他的描写总是挖掘农民的灵魂深处，表现出他们受苦受难的精神状态。《祝福》就是这样一篇作品。小说的主人公祥林嫂是一个勤劳善良的农家穷苦妇女，但却受着封建政权、神权、族权、夫权的层层压迫和束缚，使她的精神遭到一次又一次的打击。她两次失掉丈夫，可爱的儿子又被狼吃掉。她难以承受“丧夫失子”的打击，几乎到了精神崩溃的地步，逢人便说“我真傻”……但对于她的这种精神痛苦，世人并不理解。反而嘲笑她尅夫，甚至不让她插手供奉之事，剥夺了她的生活权利和做人的权利。柳妈又向她散布死后被分身的迷信，又平添了她对死后的恐怖，进一步加重了她的精神重担。她辛劳一生，仍未争取到一个人的价值，被视为“有罪”之人，“不洁”之人，在鲁镇的祝福声中死去。通过祥林嫂的悲剧，鲁迅把批判的锋芒指向毒害人民灵魂的封建宗法制度，对劳动者的不幸给予深切的同情。在《故乡》里，鲁迅通过闰土的变化：由一个天真活泼的儿童，变成一个精神麻木的木偶人，深刻揭露了封建制度扼杀人性的罪恶。鲁迅笔下的农民也有斗争性较强的，如《离婚》中的爱姑，她泼辣坚强，敢于骂丈夫、公公是“小畜生”“老畜生”，但在统治阶级的头面人物七大人的威仪面前便又屈服妥协了。
总之，鲁迅描写农民，不仅仅是从政治经济的层面上反映农民的疾苦，而且从民族文化层面上揭示封建宗法思想对农民的毒害，并怀着忧愤的心情批评了农民自身的落后性与弱点，这正是鲁迅农民小说区别于其他同类题材小说的根本标志。
鲁迅描写知识分子的小说也与众不同。他总是在鲜明的时代背景上，在历史的考验面前，在与社会现实的密切联系中，写出知识分子的特有的精神状态。他从不离开生活中的重大问题，不去写知识分子的感情纠纷，悲欢离合以及浪漫情调等，始终贯穿着清醒的现实主义态度。鲁迅看到，在充满民族和阶级压迫的中国社会里，知识分子一般也是受压迫的，因而形成他们对黑暗现实的不满和反抗。他们甚至是最先觉悟的分子，有时还表现出相当的勇气，企图掀起伟大的变革。但由于他们与群众缺乏联系，不了解中国的实际，因而一遭到打击就表现出消沉、颓唐、孤独的情绪。他们既是坚强的又是软弱的，既是勇敢的又是动摇的，既是敏感的又是孤独的，这正是当时一部分知识分子矛盾性格的表现。《在酒楼上》的吕纬甫就是这样的人物。他当年并不缺乏理想、才智，很早就参加了反封建斗争，但辛亥革命失败后，变得消沉颓废了，整日“敷敷衍衍”，借酒浇愁，成为随波逐流的人。《孤独者》中的魏连殳也是同样类型的人物，他憎恶旧社会，但又冲不破旧社会的罗网，于是便以一种玩世不恭的态度图谋“反抗”，当上了军阀的顾问，“躬行先前所憎恶的一切”；同时又感到极大的精神痛苦，最后葬送了自己的生命。
鲁迅笔下还出现了像《孔乙己》中的孔乙己，《白光》中的陈士成这样的人物，他们是受封建社会摧残，受科举制度毒害的人。鲁迅对他们有较多的同情，而对《肥皂》中的四铭和《高老夫子》中的高尔础这类灵魂肮脏、伪善的知识分子则给予辛辣的讽刺和尖锐的批判。
《伤逝》是鲁迅唯一一篇描写青年知识分子爱情生活的小说。它同“五四”时期流行的个性解放婚姻自由为内容的爱情小说不同，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即个人的爱情婚姻是否幸福与整个社会密切相关，社会经济压迫是造成子君、涓生这对青年男女爱情悲剧的根本原因。子君冲出了旧家庭，与涓生建立了小家庭，当他们陶醉在爱情幸福之中时，并没有想到其他，更没有想到社会解放的大目标。他们实际上仍然被囚在社会的大牢笼中，丧失了生活的自由，也失掉了爱，子君最终又不得不重新回到旧家庭中去。鲁迅通过这个爱情悲剧，实际上是提出了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和道路问题。其意义远远超出了爱情本身。
《伤逝》运用“手记”的形式，第一人称的写法，使整篇作品带有浓厚的抒情性，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鲁迅的第三本小说集是《故事新编》，共收小说8篇，于1936年出版。
这是一部历史小说集，每篇都有史实和文献的根据，《补天》是根据神话，《奔月》《铸剑》《理水》是根据传说，《非攻》《采薇》《出关》《起死》则根据史实，但每篇都有作者的虚构。鲁迅不拘泥于史实，而是站在时代的高度，赋予古代故事以新的意义。如《补天》表现了女娲创造生命的艰辛，以及创造后的欢悦，塑造了一个伟大创造者的形象。《奔月》中的羿为民除害，但不被理解，仍矢志不移。《铸剑》中眉间尺与黑色人（宴之敖者）则是复仇者的形象。《理水》中的大禹和《非攻》中的墨子则是两个正面的英雄形象。一个为民治水，风尘仆仆，三过家门而不入，一心放在公共事业上；一个为民反战，尚侠好义，机智正直，具有忘我精神。这两个人物都是衣着朴素，胸怀天下，埋头苦干，品质高洁的志士，都是实干家，是“中国的脊梁”式的人物。
在另几篇作品中，鲁迅主要取批判态度，《出关》批判老子的清静无为思想，让他处处碰壁，从而显出他的狼狈相。《起死》批判庄子的相对主义的无是非观，让庄子在生死、是非关头出尽洋相，宣告“无是非观”的彻底破产。《采薇》通过伯夷叔齐“义不食周粟”而饿死首阳山的故事，实际上是批判现实中某些知识分子对黑暗现实不满又采取消极逃避的态度。
鲁迅写历史小说，融入了他对现实的感受。因而小说中出现了许多现代性细节，以及只有现代才有的“OK”、“好杜有图”等词语。甚至有某些影射，目的是加强现实的针对性和增强讽刺效果，并非有意“油滑”，就其基本创作倾向来说，仍是严肃认真的。
叶绍钧、郁达夫的小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