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协”开展活动的同时，郭沫若主持的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也组织文艺界进行各种宣传演出活动，有力地推动了抗战文艺的发展。
这一阶段虽然仅仅1年多的时间，但文艺却出现了生动蓬勃的新气象：在“文协”提出的“文章下乡，文章入伍”口号鼓舞下，作家艺术家纷纷走出书房、亭子间，到前线和内地，接触群众和现实生活，“投笔从戎”，表现了高涨的政治热情。特别是戏剧创作空前活跃，在短短的时间里就集体创作了《保卫芦沟桥》（章泯、尤兢、张季纯、崔嵬、马彦祥等十余人执笔）《全民总动员》（又名《黑鸟二十八》，宋之的、曹禺等创作与改编）等大型作品，还出现了大量小型作品，仅街头剧、话报剧就有120余种之多，其中最有名的则是“好一记鞭子”（《三江好》《最后一计》《放下你的鞭子》）；街头诗、诗传单、朗诵诗十分发达，有的作家则用京戏、鼓词、演义等通俗文艺形式，写出鼓舞人民抗战热情的作品。
这一阶段的文学也存在明显的弱点，由于战争环境的影响，作家来不及精雕细琢，许多作品是“急就章”，也有些作品过于雷同，存在着公式化概念化的倾向。
二、抗战中期（1938．10—1944．9）
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后，抗战进入了相持阶段，特别是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内政治形势急剧逆转，国民党加强了对进步运动的限制，也加强了对文艺演出活动和对出版物的审查，文艺运动和文学创作进入一个相对沉寂的阶段。
从国统区来看，这一阶段“文协”为了坚持团结抗战的方向，较多地组织了座谈会、纪念会等活动，如1941年为郭沫若举行创作活动25周年纪念，以表彰他对新文学作出的贡献。此外，还为老舍、茅盾举办了类似活动。为贫困作家（如臧克家）组织援助活动。目的是宣传抗战和进步，表扬战斗精神和民族气节。这一阶段，从文学创作上看也有明显变化。抗战初期那种热烈、高扬的气氛已被沉郁的压抑的气氛所代替，创作主题由揭露日寇暴行，逐渐转向批判国民党当局的黑暗统治；作家的思想也由初期对抗战的廉价乐观，逐渐发展为对现实较为深刻的认识，创作出许多现实性很强的作品。由于国民党统治的加强，直接揭露现实的作品往往受到严格限制，于是历史题材的作品便应运而生，特别是历史剧创作一度形成高潮。这是本阶段文学创作的一个突出特点。这一阶段作家们在反映生活的广度和深度方面有了进展，公式化、概念化的倾向有所克服，出现了一批较有分量的作品。如茅盾、巴金、沙汀、艾芜、姚雪垠、路翎的小说，郭沫若、曹禺、夏衍、宋之的、于伶的剧本，艾青、田间的诗歌等。
从解放区看来，这一阶段出现的重要历史事件是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和毛泽东《讲话》的发表，它对现代文学的发展产生了划时代的影响。
抗战爆发后，许多进步的文艺工作者奔赴以延安为中心的解放区，他们面临着不熟悉新生活，不能与工农群众很好结合等新问题，特别是当时局逆转面临困难的环境下，许多作家思想波动，认识出现偏差，在创作上也有所反映。为了克服上述不良倾向，延安文艺界展开了整风运动，毛泽东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着重从“为群众”和“如何为群众”这样的根本问题入手，要求文艺工作者树立为人民大众服务的观点。首先要“为工农兵”服务，为此，就必须“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获得创作源泉。《讲话》还就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普及与提高的关系，文艺的典型性问题，对文学遗产的继承与革新等问题作了精辟的论述。《讲话》为文艺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使解放区文艺出现了新的气象。赵树理的小说《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以及稍后出现的李季的长诗《王贵与李香香》、歌剧《白毛女》等是突出的代表。他们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表现人民群众的生活命运和斗争，成功地实践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
除国统区和解放区外，这一时期沦陷区的文学也有一定发展。上海沦陷后比较著名的作家有张爱玲、苏青等，她们的作品多从家庭、婚姻等问题取材，真实写出女性生存状态，以及她们的悲与喜、爱和恨，艺术上也很有特点，东北沦陷区则有山丁、王秋莹等，多写乡土生活和民族灾难下知识青年的命运。华北沦陷区较有影响的作家有梅娘、袁犀（李克异）等人。
三、抗战后期及解放战争时期（1944．9—1949．9）
1944年抗日战争进入战略反攻阶段，抗战即将胜利，曙光就在前面。这一时期国民党政权为了攫取抗战胜利果实，实行了一系列镇压民主、反共反人民的措施，甚至不惜发动内战，把中国人民重新推入水深火热之中。人民群众对国民党的黑暗腐朽的统治再也不能忍受下去了。1944年9月中共提出“废止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议案，国统区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民主运动，一直延续到整个解放战争时期。面对这一新形势，这一阶段的文学也显示出前所未有的新特点，这就是暴露和讽刺文学的盛行。首先是政治讽刺诗的流利，如袁水拍的《马凡陀的山歌》，臧克家的《宝贝儿》；其次是讽刺现实，暴露黑暗的戏剧的出现，如茅盾的《清明前后》，陈白尘的《升官图》，吴祖光的《捉鬼传》，宋之的的《群猴》，田汉的《丽人行》，洪深的《鸡鸣早看天》等。电影则有史东山编导的《八千里路云和月》，蔡楚生、郑君里编导的《一江春水向东流》，陈白尘执笔的《乌鸦与麻雀》等，均暴露了国统区的黑暗和统治阶级的腐朽。钱钟书的长篇小说《围城》则从一个特殊角度，对世态人情的黑暗面做了幽默又不失辛辣的讽刺。此外，郭沫若、冯雪峰等人的杂文则对黑暗现实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这些作品在埋葬蒋家王朝的斗争中都起到了应有的战斗作用。
现代文学虽仅有30多年的历史，但硕果累累，成绩斐然。
现代文学的30年正处在中国社会蜕旧变新的历史转折期，是社会大变动时期，也是民族大觉醒时期。适应这一特殊的时代环境，现代文学首先表现出它的历史使命感。即同国家民族共命运，密切联系时代现实；重视思想启蒙，强调“改造民族灵魂”，改造“国民性”；反对因循守旧，主张改革创新；提倡“为人生”为大众服务，重视作品的思想性、认识价值和教育作用，重视用文学来推动民族的觉醒和人的觉醒。革命文学家更进而提出用先进阶级的思想教育人民，推动工农和被压迫阶级的觉醒，造就一代无产阶级的新人。这种服务于民族民主革命，呼唤民族觉醒，改造人的灵魂的现代文学是区别于旧文学的根本特征。
现代文学还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的特点。既不守旧也不排外，它广泛吸收外国文学的经验，接受了外国文学的多方面的影响。现代文学是中西文学交流的产物，没有对外国文学的引进和借鉴，也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文学，文学的现代化也是不可能的。从1897年林纾译介西方文学名著开始，中国才向外国文学打开了大门，这些异质文学的引入同传统文学形成一种鲜明的对照，它的全新的特点，对改革旧文学具有示范作用，引起人们普遍的注意。“五四”文学革命以后更是大量介绍世界文学，从易卜生为代表的现实主义，左拉为代表的自然主义，罗曼·罗兰为代表的新浪漫主义，梅特林克为代表的象征主义，到表现主义、未来主义等都展现在大众面前，促使中国新文学向多样化方面的发展，加速了文学现代化进程，现代文学作家几乎无人不受外国文学的影响，只是借鉴的方面和吸收融化的程度不同而已。“纯民族”作家几乎是不存在的。
当然，现代作家也从中国传统文学遗产中吸取了营养，他们虽然反对旧文学，但他们从传统教育中获得了深厚的古典文学修养，这不能不影响到他们的创作。尽管这种影响可能是不自觉的，但却是实际存在的。许多有成就的作家都有深厚的古典文化素养，都无法割断同传统的联系。既借鉴外国文学的成功经验又继承古典文学的优良传统，应是作家成功的根本保证。而在对外国文学的借鉴中如何做到融会贯通使之具有民族特点，更是作家应当追求的目标。经过“文艺大众化”、“民族形式”以及“普及与提高”等问题的讨论，作家更增加了使自己的创作走向民族化的自觉性，并已做出了显著的成绩。
现代文学区别于旧文学的另一个主要标志是它的现代性特征。
首先是现代意识：从“五四”文学革命期间开始，以科学与民主精神的大发扬为中心，吸纳了当时认为先进的现代化的各种思潮，从进化论到个性主义，从人道主义到社会主义，从无政府主义到马克思主义，均有不同程度的流行和发展，并体现在文学创作中，实现了同现代世界文学的某种沟通。
其次是现代的文学观念：同传统的“文以载道”“代圣贤立言”相对立，也同游戏消遣的文学观念相对立，现代的文学观念是一种全新的观念。从陈独秀提出的“三大主义”，到周作人的“人的文学”，鲁迅和文学研究会的“为人生”，创造社的“自我表现”，“为艺术而艺术”，“左联”时期提出的“无产阶级文学”等都是过去未曾出现过的新的文学观念，正是这些新观念构成了新文学区别旧文学的思想特征。
此外是现代的文学形态，新的文学样式。新文学把语言形式作为文学革命的突破口、打破陈规旧习，追求文体的大解放，产生了富于现代感的新体裁新样式。格律严谨的旧诗词变成了白话体的自由诗、小诗，章回体小说变成了新体小说，单一的说话角度改变为多层叙述角度，倒叙、插叙、时空交错，写实的、表现的、心理的、象征的、意识流的……种种艺术手法和技巧的运用极大地丰富了小说的艺术表现力；程式化了的旧戏曲，被生活化了的话剧所代替；散文也增加了杂感、随笔、散文诗以及报告文学等新品种，几乎世界文学中所有的体裁样式都在中国进行了尝试。中国现代文学终于赶上了世界文学前进的步伐，成了世界文学行列里的新伙伴。
由于现代文学具有的使命感，开放性和现代性，决定了文学创作方法也必然是多元化的。特别是“五四”时期，兼容并包的社会文化环境，使各种不同的思潮的传播成为可能。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的创作方法都曾被不同作家所掌握和运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经过历史的选择，现实主义逐渐占据主导地位，成为文学创作的主流。特别是30年代以后，政治斗争激烈，社会矛盾加剧，人们更关注现实问题。革命作家大力提倡现实主义，提倡文艺大众化，40年代在解放区更提倡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革命现实服务，这些对于作家走向现实主义都起了推动作用，有的作家则放弃了原来信守的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转向现实主义。总之，现实主义是存在时间最长、影响最大、贯穿在新文学始终的强大潮流，在其发展的过程中，也不断吸收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的某些成分，因而能不断充实自己，壮大自己，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只要考察一下现代的作家就不难发现，凡是有成就有影响的作家。几乎全是现实主义作家。这同现代文学的根本特征——文学的使命感是密切相关的。他们用自己的作品服务于国家民族和人民大众，他们取得的成就是历史对他们的回报，他们的胜利也是现实主义的胜利。
现代小说
整个现代文学中小说数量最多，成就最高，影响最大，出现了许多著名的小说家。从现代文学的奠基人鲁迅到解放区的代表作家赵树理，现代小说走过了不断创新、日渐成熟的光辉的历程，各个时期都出现了各具特色的作家，产生了众多的创作流派，使小说创作别开生面，异彩纷呈。
“五四”时期，除鲁迅外，较早出现的小说作家有汪敬熙、杨振声、俞平伯等，他们的作品大都发表在1919年创刊的《新潮》杂志，故称“新潮社”小说群。这些小说往往只是提出一些社会问题，进行思想启蒙，在艺术上比较幼稚。本时期最重要的小说家是文学研究会的叶绍钧和创造社的郁达夫，他们各自代表两个不同主张的文学团体。文学研究会主张文学“为人生”，他们往往在作品中，提出各种社会问题，如婚姻、家庭、妇女解放、知识分子出路、新旧思想冲突等，于是便形成了一种“问题小说”，如冰心的《超人》、《斯人独憔悴》、《两个家庭》、《去国》等。女作家庐隐则着重表现知识青年的苦闷、焦灼和追求，作品有《丽石的日记》、《或人的悲哀》、《海滨故人》等。王统照先是宣传“美”与“爱”，如《微笑》《沉思》，后又转向暴露社会的丑与恶，如《湖畔儿语》、《生与死的一行列》、《沉船》等。文研会作家的创作个性也不尽相同，许地山的小说多取异域题材，并有着宗教思想的影响，如《命命鸟》《缀网劳蛛》等，后来创作的《春桃》则是现实主义的名作。创造社的作家则倾向于表现自我，有所谓“自我小说”出现，其中也包括变态心理的表现。郁达夫是突出的代表。如《沉沦》等多写个人经历、感受，带有自传色彩。郭沫若的《残春》、《喀尔美萝姑娘》、《漂流三部曲》以及陶晶孙的《木犀》等都是此类作品。同为创造社的张资平则多写恋爱故事，初期的作品《木马》、《爱之焦点》、《梅岭之春》等尚有反封建意义，后来更多地描写男女之间多角关系和性心理，创作上逐渐步入了歧途。虽不是创造社成员但同创造社关系密切的女作家冯沅君（淦女士）有小说《派行》、《隔绝》，主要写恋爱题材，因其表现的大胆、直率而受到青年读者的欢迎。
由于受鲁迅和“为人生”文学思潮的影响，这一时期出现了颇有影响的“乡土小说”，主要描写作家熟悉的家乡农村的风土人情，生活习俗，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如鲁彦的《菊英的出嫁》写“冥婚”风俗，《黄金》写小村镇的世态炎凉。许杰的《赌徒吉顺》写“典妻”陋习，《惨雾》写农村的械斗。彭家煌的《活鬼》，则写农村“小女婿”现象造成的男女偷情，《怂恿》写封建乡绅之间的明争暗斗。许钦文的《疯妇》，蹇先芝的《水葬》，台静农的《拜堂》、《新坟》、《红灯》等篇在表现农村下层人民的苦难辛酸方面也取得了令人称道的成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