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1873—1929年）是康有为的弟子，是改良运动杰出的宣传家和活动家，对晚清文学有多方面的影响。他提倡“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这对传统诗坛的冲击和“新诗派”的产生与发展，以及小说地位的提高和创作的繁荣，均起了促进作用。他流亡国外写的一些诗，大多热情奔放，打破了传统形式，融进了新思想、新知识、新名词和口语，表现了乐观主义和追求理想的精神。梁启超的散文最为著名，影响也最大。他不喜欢桐城古文，也不受其他文派的束缚，作品平易畅达，感情充沛，号称“新文体”。他的散文是对一切传统古文的猛烈冲击，为晚清文体解放和“五四”白话文运动开辟了道路。
谭嗣同（1865—1898年）是改良运动中一个最激进的思想家。他的思想，以《仁学》为中心，呼喊冲破一切网罗，表现了要求个性解放，与封建思想文化彻底决裂的精神，他的诗感情真挚，志趣豪迈。“新诗”虽也只是“寻扯新名词”，但也表现了大胆革新的精神。他的散文谨严整洁，绝少浮语，但也倾向通俗化。
严复（1853—1921年）出身于贫苦家庭，曾留学英国学习海军，受西方政治文化影响较深。中日战争后，他猛烈抨击君主制，提倡西方民主；猛烈攻击八股文及封建文化，是改良主义运动中一个重要的启蒙思想家和宣传家。他同情维新派，痛恨顽固派，他的政论文文风平实，不事夸饰，而反复申述，有说服力量。他的诗揭露清朝黑暗，痛惜“六君子”的牺牲，有进步意义。严复最著名的是以谨严的先秦诸子和桐城古文笔法翻译西方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名著，成为别具一格的散文。他迷信古文的表达作用，反对通俗化。
林纾（1852—1924年）却是以翻译西方资产阶级小说著名。他专意桐城古文，赞扬新学。他的翻译小说适应改良运动的需要，对以后的中国文学特别是译作小说的发展，起了一定影响。不过林纾由于不懂原文和选择不精，在表达形式上又受古文束缚，使他的很多译作受到局限。
其他改良派作家还有蒋智由、丘逢甲等。他们的诗都歌颂新学，表达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激情。丘逢甲的诗明朗自然，艺术上也有一定特色。
随着新派诗、新体散文的出现和发展，各种传统的拟古主义与形式主义的诗派、文派也争立门户，愈来愈多。势力最大的是“宋诗派”，即“同光体”诗人。代表作家有陈三立、陈衍等。陈三立早年协助其父湖南巡抚陈宝箴提倡新学，支持改良运动。戊戌变法失败后，以诗自遣。其诗学韩愈和黄庭坚，避俗避熟，力求生涩，充满感伤情绪，在艺术上有一定价值。陈衍学问渊博，作诗也喜搬弄典故，令人望而生畏。此外，还有以王闿运为代表的汉魏六朝诗派和其他一些诗派。他们的作品脱离现实，是诗坛的一股逆流。
常州词派也表现出一时之盛，但实际上并没有跳出传统文学的范围，内容可取不多。但在词学遗产的整理上却有一定成绩。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就是这种整理研究风气下的产物。
随着改良主义运动蓬勃发展，古典小说也开始出现了新的局面。侠义小说以石玉昆的《三侠五义》影响较大，其中塑造了清官包公的形象，在艺术上也有一定成就，有浓厚的平话色彩。
代表这时期小说创作新面貌的是1900年左右出现的大量谴责小说。这些小说揭露社会黑暗，但缺乏理想色彩。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抨击封建社会末期的官僚制度，着力描写他们贪污媚外的丑态，以及他们对人民的残酷迫害。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以自传体的形式描绘了一幅行将崩溃的清帝国的社会图卷。刘鹗的《老残游记》以一个江湖医生老残在游历途中的所见所闻，反映了晚清的某些社会现实，都是谴责小说的优秀作品。小说理论的文章也开始出现，这些文章讨论小说的社会作用，强调小说为社会服务，虽然理论还比较幼稚，缺乏科学体系，但那种勇于建树的革新精神，对晚清小说的兴盛和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的文学
从20世纪初到“五四”运动前夕，随着革命运动的兴起，诗文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这期间的进步作家如章炳麟、秋瑾、柳亚子等几乎全是革命家或参加革命文学团体的诗人。
章炳麟（1868—1936年），字太炎，浙江余杭（今杭州）人。他学问极其渊博，先后从晚清经学大师俞樾、孙诒让学习，研究经学、小学和佛学。又受明末顾炎武、黄宗羲等爱国主义思想家影响，反对满清统治。后留学日本，参加民族民主革命运动，是一个热烈宣传民族民主革命的思想家和革命家。
章炳麟在文学上的成就主要表现在散文方面。他的《訄书》中的《客帝》一篇即表现了鲜明的民主思想。《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更鲜明地倡言民族民主革命，在当时有很大影响。章炳麟的文章一般感情强烈，思想敏锐，内容充实，组织严密，能打动人。不过因为他学问过于广博，用字用词都好古，不肯通俗化，终不免束缚了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宣传效果。章炳麟却并不以自己文章古雅为病，他认为自己文章渊懿醇美，足传后世。就艺术成就而言，他的自诩是并不过分的。他的诗不多，且只作五言诗，也偏向古雅，比较难读。
秋瑾（1878—1907年），字璿卿，又称鉴湖女侠，浙江绍兴人。曾东渡日本，加入光复会和同盟会，回国后因组织起义事泄露遇害。秋瑾是一个英勇顽强的女革命家。后期诗风爽朗豪迈。忧国感时、反抗黑暗以及对未来的美好希望构成了她诗的基本内容。她还写了许多词，后期词亦爽朗豪迈，并用白话文宣传革命和妇女解放，表现了她在文体上勇于革新和创造的精神。
邹容（1885—1905年），字蔚丹，四川巴县人。他是富有革命思想和爱国热忱的青年。他的散文《革命军》以十分昂扬的感情和有力的节奏颂扬革命，影响很大。
陈天华（1875—1905年），字星台，湖南新化人。早年赴日本留学，参加同盟会。他是民主革命的先驱者之一。他用通俗的文艺形式，如说唱体的《猛回头》和白话文《警世钟》来宣传革命，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起了推动作用。
随着中国同盟会的成立，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高潮的到来，出现了文学团体“南社”。它成立于1909年，发起人为陈去病、高旭和柳亚子。它以提倡民族气节为号召，是近代第一个革命文学团体，它的成立表现了文学的目的性、战斗性和群众性的加强。
陈去病（1874—1933年），字巢南，江苏吴江人。最初受康梁维新运动影响，后来转向革命。参加过许多革命组织，主办过报纸杂志。他的诗作很多，大抵慷慨悲歌，表现了革命热情。但受旧格律束缚较深，影响了内容的充分表达。
高旭（1877—1925年），字天梅，江苏金山人。1904年留学日本，回国后在上海创办学校，鼓吹革命，高旭早年即愤慨于“伪韩伪杜”、“吟花弄鸟”的腐朽诗风，作了不少通俗诗歌，鼓动革命。他的诗热情奔放，冲破了形式束缚，表现出对革命的迫切希望。《海上大风潮起作歌》是一篇代表作品。
柳亚子（1887—1958年），名弃疾，江苏吴江人。他对“南社”有高昂的热情，做了许多的工作。他的少年革命气派，给当时许多腐朽诗派，特别是“同光体”以彻底的批判。他的诗充满革命热情，清新朴实，成为抒情说理的革命武器，如《寄题西湖岳王冢同慧云作》、《孤愤》等。
苏曼珠（1884—1918年），原名玄瑛，字子谷，广东香山人。在“南社”作家中，苏曼珠以他的多才多艺倾倒一时。早年留学日本，和章炳麟等革命家交往，后回国教书编报。不久削发为僧，浪迹江湖，表现了对辛亥革命失败的失望。苏曼珠思想异常复杂矛盾，他的诗轻灵有文采，表现了忧时忧国的感情。但题材狭窄，更突出的是在奔放的热情之中，流落了一些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对革命前途的苦闷颓唐情绪，如《以诗并画留别汤国顿》、《东居杂诗》等。苏曼珠还写小说，大多以爱情为题材，带有浓厚的悲观色彩，但语言清丽，情节曲折，对后世有一定影响。他还译过西方作家拜伦和雨果的作品，确实做了多方面的努力，具有突出的才能。
“南社”的作家还有马君武、宁调元等。他们的诗作都多慷慨悲愤，表现了革命者的顽强精神。与此同时，一些腐朽诗派也不甘寂寞，他们把诗坛移到北京，创办“诗社”，粉饰太平。此外还出现了王国维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他反对哲学和艺术为政治服务。他的《人间词话》，提出了“写真景物、真感情”的“境界”说，以及“有造境、有写境”不同的创作方法，接触到文学艺术上一些根本理论问题，表现了与过去诗话、词话不同的精神面貌，发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在数以千计的晚清小说中，曾朴的《孽海花》的成就是比较高的。
曾朴（1871—1935年），字孟朴，江苏常熟人。早年受西方文化影响，参加维新运动。在创作《孽海花》时，他对当时社会的迅速变化，持有较正确的态度。晚年思想逐渐保守，使《海花》的最后修改本在艺术上虽有一定的提高，但削弱了原本的思想内容。
《孽海花》是具有民主主义倾向的小说。全书以金雯青和傅彩云的故事为线索，描写了清末政治、外交等各种社会活动，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的腐朽和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有一定的反帝反封建的意义。它比晚清其他谴责小说进步的地方是在于批判现实时，能把矛头直指最高封建统治者，并和揭露帝国主义侵略在一定程度上联系起来，特别是作品能直接反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要求。但《孽海花》也较多地反映了作者对资本主义制度及它所标榜的自由、民主的口号缺乏认识，书中一些低级庸俗的描写也削弱了作品的思想性。在艺术上，《孽海花》结构工巧，文采斐然，在结构上显出受到《儒林外史》的影响。
辛亥革命后在上海盛行一种“鸳鸯蝴蝶派”小说，它反映了当时封建买办阶级在文学上的要求。它主张“趣味第一”，主要写婚姻、恋爱问题，内容低级无卿。1917年左右，出现了大批黑幕小说，名曰揭露黑暗，实为不加批判地记录各种犯罪作恶的材料，是谴责小说的堕落。
京剧
元代的杂剧和宋元南戏的产生为地方戏曲树立了楷模，大大推进了地方戏曲的发展。从明中叶到清初，昆腔由于唱腔的优美和剧目的丰富，在剧坛上几乎占有压倒一切的优势。但从清初到近代，地方戏曲日趋繁盛，唱腔和剧目更加丰富多样，有一大批地方戏趋于定型和成熟。从声腔系统来看，除昆腔外，还有梆子腔、高腔、皮簧等3大流派。在各种民间歌舞和曲艺的基础上产生的民间小戏也很兴盛。这些地方戏曲有着浓郁的生活气息、强烈的地方色彩和深厚的群众基础，形成了自己鲜明的特点和风格。
北京自金元以来就是我国的政治中心，也是北方的戏曲中心。清初北京已是昆曲、高腔、梆子腔争胜的场所。乾隆末年三庆、四喜、春台、和春四大徽班把二簧戏带进北京。二簧戏是弋阳腔同安徽的某种曲调结合起来的四平调，又和湖北黄州一带民歌结合的产物。二簧又和起于湖北的西皮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新面目。到北京以后，在原有基础上又吸取其他剧种的优点，形成了京剧。经过近代无数艺人的不断努力，京剧更加发展，流行到全国各地，成为在全国影响最大的一个剧种。
京剧在发展过程中向兄弟剧种和说唱文学吸收了大量的剧目，许多传奇、杂剧的名著也被改编上演，同时还接受了清代内廷“雅部”串演长篇历史传说故事的影响。经过京剧艺人的集体创作和长期的舞台实践不断的提高，许多剧本都成为群众喜闻乐见的舞台演出本。
《打渔杀家》从秦腔移植而来，经过艺人的长期琢磨，逐渐成为一个具有特色的剧目。它深刻地反映了统治阶级的残暴和善良人民无以为生的悲惨处境。主人公萧恩是一个参加过梁山起义的好汉，后带女儿以打鱼为生，不料受到渔霸丁自燮的勒索，虽多次忍让也不被放过，到官府告状反而被官府毒打。残酷的现实使他燃起复仇怒火，便铤而走险，杀了丁府满门。表现了人民的反抗精神，有巨大的思想意义。另外，《群英会》、《四进士》、《玉堂春》、《宇宙锋》等也有着不同的成就。
京剧走进宫廷之后，也产生了不少反动的剧本，并且使京剧表演的形式主义倾向有所发展。同时，由于京剧产生和成长在封建社会，也必然受到封建思想和市民低级趣味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