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文学概述
中国社会发展到近代，开始沦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也在同时进行着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从革命潮流看，19世纪80年的近代史大致可分为3个时期，而文学也随着革命的发展变化同步进行。
道光、咸丰年间，英国资本主义的大炮首先轰开中国大门，封建帝国出现空前危机。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加速了农村经济破产，加深了阶级矛盾，因而激起了太平天国革命，同时也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在新的矛盾的基础上，统治阶级内部也发生了变化，一些较为开明的地主阶级学者文人提出改良内政、学习外国有用知识、抵抗外国侵略的主张。这种新的政治经济思想产生和发展，也影响了当时的文学，文学作品中出现了反映现实生活的新内容，因而产生了进步的文学潮流。龚自珍和魏源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两个改良主义先驱思想家。后来的冯桂芬、王韬接受西方资产阶级思想较多，是早期的改良主义者，他们的文学思想的共同趋向是和现实相联系，使文学为现实社会政治服务。他们的诗文和许多爱国主义者如张际亮、张维屏等的诗文，形成了这时期进步的文学潮流。传统诗文也于此同时引发了宋诗运动和“桐城派”古文的“复兴”，古典小说则陡然衰落，除个别作品外，许多狭邪小说和侠义小说也多以封建说教为主，文学价值不大。
从19世纪60年代以后，帝国主义列强和封建买办阶级互相勾结，把中国逐渐变为半殖民地，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开始有了初步发展，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的矛盾达到空前紧张阶段，伴随着农民反帝爱国运动——义和团运动发生的同时，中国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形成了相当广泛的政治和文化运动。由于改良运动的需要，文学范围内也发出了各种改良的呼声。梁启超、谭嗣同等提倡“诗界革命”，梁启超又有“小说界革命”、“文体革命”的主张。白话小报纷纷出现。黄遵宪是“诗界革命”的一面旗帜。他的诗和梁启超等的诗文，密切为改良运动服务，产生了“新诗派”和“新文体”。小说出现新的繁盛局面，它成为改良社会、揭露社会政治黑暗的有力工具。同时对古典小说也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和新估价。以“皮簧”为主要腔调的“京剧”代替了昆曲，登上了大雅之堂。然而改良运动对封建文化的冲击力量是有限的，传统诗文的余波并未平息。诗界出现了以陈三立为代表的“同光体”和其他拟古诗派。词有常州词派的继续发展。词学的整理研究也以此时为盛，朱孝臧是其中成绩最大，最知名的学者。“桐城派”古文虽为改良派所唾弃，但仍出现了黎庶昌、吴汝纶等新的作家。严复、林纾以古文翻译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和文学著作，也为传统古文找到了新的思想内容和表现形式。
从20世纪初到“五四”运动前夕，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取得胜利又转向失败的时期。随着革命运动的兴起，文学的群众性增强了，出现了文学团体“南社”，这是明末“复社”以来最大的一个文学团体。文学为政治服务的目的更加明确，诗歌、散文、小说、戏剧，以及某些民间文学形式如时调、歌谣、弹词等等，一时都成为革命斗争的工具。进步的文学潮流，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以“南社”为中心的革命诗歌大量涌现。散文方面，既有章炳麟饱含革命思想、取法魏晋的古文，也有邹容宣传革命通俗化的古文，更出现了白话文。小说有新的发展，有更进步的作品，也有愈趋下流的东西。戏曲方面有改良“京剧”的运动，还出现了话剧。在革命浪潮中，其他传统的文学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但离打垮还为时尚早，“同光体”诗人仍然活跃一时。他们也在北京成立诗社，隐然和“南社”对抗。同时又出现了王国维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随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失败，封建势力的复辟，一度倾向革命进步的作家，有的颓唐悲观，有的甚至走向反动。前一时期的改良派人物如梁启超、严复、林纾等也与遗老们合作起来，一时形成保守文学的大合唱。
中国资产阶级由于先天的软弱性和不彻底性，不可能完成民主革命和彻底打倒封建文学的任务。这个任务不得不落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肩上。在新文化的伟大发展中，一切腐朽文学由于不断地受到沉重的打击，终于溃不成军。
资产阶级启蒙时期的文学
真正打破清中叶以来传统文学的旧局面，首开近代文学风气的人物是龚自珍。
龚自珍（1792—1841年），字璱人，号定庵，浙江仁和（今杭州）人。他出身于世代官僚文士家庭，虽中过进士，但仕途并不得意，只当过几任小官。48岁辞官南归，50岁暴卒于江苏丹阳云阳书院。
龚自珍是我国19世纪上半叶（嘉庆、道光）的一位杰出的思想家和文学家，他的思想带有极大的叛逆性，文学极富于创造性。
龚自珍生活在统一的封建国家面临没落、崩溃，走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历史阶段。他接受了乾隆时代考据学和今文经学的积极影响，把经史百家之学和“当世之务”联系起来，利用《春秋》公羊学派变和发展的观点，对现实政治、社会提出一系列积极的建议和批评。不过他的批评并不彻底，未来变化的方向也不清楚，改良的目标也不明确，但他的态度始终是积极的，他确信未来时代将发生巨大变化，并对之寄予极大的希望和热情。
龚自珍的诗很少单纯描写自然景物，总是着眼现实社会形势，抒发感慨，纵横议论。诗的一部分是对腐朽的社会政治制度的揭露和批判，如《咏史》等，具有强烈的战斗性和深刻的社会意义。他的诗作中更多的是对童年生活或母爱的回忆，对先辈或理想人物的歌颂，对湖山胜景的向往，对未来曙光的强烈希望。如《能令公少年行》、《己亥杂诗》，反映了诗人追求理想、追求个性解放的愿望。
龚自珍诗的艺术方法，基本上是浪漫主义的。他揭露矛盾，否定现实，又热情地幻想或希望变革现实。他的奇妙的想象，奔放豪迈的精神，以及瑰丽的文辞，和庄子、屈原、李白的作品有直接的继承关系。
思想性和艺术性的统一是龚自珍诗最大的特点。形式多样，不受格律的束缚，特别是绝句诗成为他最方便的抒情、议论的工具，如《己亥杂诗》。丰富奇异的想象，创造了生动的形象，是龚诗的又一显著特点。另外，龚自珍诗形式多样，风格多样，语言亦瑰丽清奇。不过有时过于含蓄，显得有些艰深晦涩。
龚自珍的散文当时更为有名，他的一部分政论文密切联系社会现实，语言辛辣，有深刻的思想性和生动的形象性。
龚自珍的词直抒怀抱，爽朗自然，有他自己的特点。但他把词看成消愁解闷的工具，因而内容单薄，不够深广。
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革命时期，一部分开明地主阶级学者文人，开始面对现实，发出了改良内政，学习外国以抵抗外国侵略的呼声，因而产生了进步的文学潮流。魏源、林则徐是其中先行者。
魏源（1794—1857年），字默深，湖南邵阳人，他和龚自珍齐名，思想也相近。他不以诗文著名，实际上在诗文创作上也算刻苦。他的古诗反映民生疾苦，反对外国侵略，有深厚的爱国主义感情。他的山水诗形象生动，生机勃勃。散文则条理清晰，明白畅达，不事模拟，与“桐城派”古文对立，对后来的新体散文有示范作用。
林则徐（1785—1850年），字少穆，福建侯官人，是关心国计民生、坚决主张抵抗英国侵略者并具有实际能力的政治家。他的诗主要是自抒情怀和官场应酬之作。在粤东查禁鸦片到谪戍伊犁时期的部分诗篇，表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也表达了对投降派的指责和愤慨。他的散文陈述政见，平实严密，和“桐城派”古文的空洞无物，成为鲜明的对照。
这个时期，许多诗人表现了爱国主义立场，张际亮是当时享有盛名的诗人，姚燮是著名的骈文家和诗人。他们的作品较多地反映了外国侵略和国家危机的情况。贝青乔直接参加过浙江沿海的抗英斗争，他的诗有力地揭露了清王朝军队的腐败和误国的罪行。散文方面，张维屏、林昌彝都反对“桐城派”古文，稍后的冯桂芬、王韬更在实践上开创了新体政论散文，在散文发展史上有划时代的意义。
太平天国的革命文学，有其突出的进步意义。洪仁玕等发布的《戒浮文巧言谕》，是一篇彻底打击“桐城派”古文乃至一切虚伪封建文学的历史文献。他们的诗和散文也朴实明晓，通俗易懂。
在进步诗文潮流发展的同时，宋诗运动和桐城派古文也蒸蒸日上。近代的宋诗运动是作为模仿汉魏盛唐的反对派而出现的一种诗坛风尚。它的模仿对象是杜、韩、苏、黄，是传统诗坛拟古主义和形式主义的新发展。桐城古文的重要人物是梅曾亮，他的古文清淡简朴，有一定文学意味。曾国藩也推崇桐城古文，扩大其影响，从而使桐城派古文形成了“中兴”局面。
小说在此时明显呈衰落状态，尤其出现了《荡寇志》和《儿女英雄传》这两部具有鲜明反动倾向的作品。俞万春的《荡寇志》又名《结水浒传》，作品对以宋江为首的农民起义英雄极尽污蔑攻击之能事。文康的《儿女英雄传》虽然也反映了一定的社会现实，但总的看来，全书充斥着封建说教的内容。不过书中十三妹这一形象在前半部还有些侠义的味道，写得比较生动，在当时广大群众间产生了不小影响。
这时期的侠义小说数量不少，但大部分思想内容有缺陷，艺术上也嫌低劣。道光年间的《施公案》写康熙年间扬州县令施仕伦断案的故事，是侠义小说的代表作品。
同时出现的还有陈森的《品花宝鉴》和魏子安的《花月痕》等狭邪小说。作者大都以欣赏态度去描绘封建统治阶级玩弄伶人、妓女的荒淫生活，不过，其中一些关于妓女的悲惨描写，有一定的批判现实的意义。
资产阶级改良时期的文学
从19世纪60年代到19世纪末（同治、光绪），中国资本主义有了初步发展，民族危机也进一步加深。甲午战争失败，彻底暴露了清王朝的腐朽无能，亡国之祸迫在眉睫。改良主义思潮日新月异，诗歌改良运动是其一个组成部分。主要标志是梁启超等提出的“诗界革命”的口号。
梁启超等不仅提出“诗界革命”的口号，而且开始试作“新诗”，不过这种新诗只是扯些新名词来标新立异，没有太大成就。最早从理论和创作实践上给“诗界革命”开辟道路的是黄遵宪，他是梁启超极力赞扬的“诗界革命”的一面旗帜，也是龚自珍之后最杰出的一个诗人。
黄遵宪（1848—1905年），字公度，广东嘉应州人。出身于由商人致富的官僚家庭。光绪举人，后为驻日使馆参赞及新加坡总领事。在国外长达十六七年，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文化所吸引，思想和创作都起了深刻变化，成为一个改良主义的爱国者和诗人。
黄遵宪早年即反对拟古主义，提出“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的主张。他要求“诗之外有事，诗之中有人”。他赞美“风雅不亡由善变，光丰之后益矜奇”。他主张利用古人优良的艺术传统以及可用的古今历史语言资料，结合“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耳目所历”，来创造“不名一格，不专一体，要不失为我之诗”。
黄遵宪的诗是现实主义的。他的诗歌反映了新世界的奇异风物以及新的思想文化，开辟了诗歌史上从来未有的广阔领域。但更重要的是，他时刻关心国家民族的命运，描画了一系列重大的历史事件，突出反映了中国近代社会的严重危机和主要矛盾。他的诗有“史诗”之称。在风格上，他努力使传统诗歌形式与新内容谐和，使严整的韵律与散文化的笔法谐和，使“流俗语”、新名词与旧格调谐和，因而确实创造了“旧风格含新意境”的诗，成为“诗界革命”的一面旗帜。但他摆脱传统束缚不够彻底，用典过多，表现出浓厚的改良主义色彩。
康有为（1858—1927年）是改良主义运动的领袖人物。他出生于官僚家庭，在“今文派”经学和西方“新学”影响下，上书变法，是当时著名的思想家和活动家，也是改良派重要作家。他的文学活动，主要表现在诗的创作方面。他反对吟风弄月的诗风，而以诗反映重大时事，想象奇特，文辞瑰丽，颇受龚自珍的影响。他的散文直抒己见，畅所欲言，或散或骈，无视传统古文的格式，实开梁启超“新文体”的先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