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诗札记
之一
今天，在那些符合于进化论的诗歌中(先锋派？)遍布着形而上的句子、牵强以至坚硬干燥的比喻，西化的结构，以及无关人生痛痒的旨在用来通向国际接轨因而风格雷同的语言乌托邦(欧洲的诗歌节？)。读某些诗，以其说是对智慧的滋养，不如说是对智慧的折磨甚至是自取其辱。诸如“爱情的领域，已有一部分开始陷入晦涩。解释的喉节凸起企图像性感一样雄辨，或是把夏天扯进来……”“阴影比飨宴更低的低下来等待着豹子出现。豹子的饥饿是一种精神上的处境。”“透过玫瑰花园和查太莱夫人的白色寓所猜测着资产阶级隐秘的媚力……”。翻开某些诗集的目录，你发现无非两大类，不是说梦，就是崇洋。在某些诗人那里，致某某尔克，致某某茨基已成了一部诗集中类似古代诗人“答某某处士、侍郎”之类的必备篇什。这些诗，读起来就像寄居在现代化的充斥着坚硬无比的钢筋水泥、玻璃幕墙和快餐店的城市里一样乏味而累人，或者像在中国寺庙里被迫吃麦当劳一样甜腻得令人恶心。如果从媚雅的标准来看，这些书面语确实很够格的，但也未免太让人味同嚼蜡。自从1966年被强硬地置于某种“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向更高的思想境界升华”的“精神处境”以来，人们普遍地对灵魂、精神、乌托邦之类的可疑的虚词感到厌倦，恭而远之。在我看来，在本世纪汉语的主题词中，恐怕没有什么词比这些词更空洞也更武装到牙齿的了，回忆一下，本世纪有多少假精神之名而行的罪恶。但诗歌却恰恰相反，这些被二十世纪的中国人避之惟恐不及的虚词被诗人们在象征世界中热烈而深入地演绎，并作为诗歌的正派高雅、贵族气质与世俗世界的分水岭，作为衡量诗与非诗的坐标。而某些诗歌批评肯定作品的标准，也是看它是否从某外国诗人的汉语译文那里“获得了传统”或“语言资源”。这类东西据说就是我们时代的“知识分子写作”：西化的、精神的、乌托邦的，深度抒情的、富有拯救在世俗世界堕落的芸芸众生之使命的……在我看来，这种分子的写作，吻合的正是在二十世纪的革命中积累起来的那种压倒一切的坚硬的知识。这种坚硬的知识的出发点是基于，还有某个“更某某的”、“更本质的”只有少数先知可以倡导“沉默的大多数”前往的世界在等着我们去进化、去升华。“日日新”。林毓生先生曾指出“这种中式乌托邦主义乃是中国史上的一个新现象，……其较为突出的特点是：强悍(自行其是)、千年禧式(chiliastic)、‘比你较为神圣(holier―than―thou)’的道德优越感而政治性又极强……”(《二十世纪中国的反传统思潮与中式乌托邦主义》见《经济民主与经济自由》一书)它是一种与日常生活的具体常识相对抗的形而上知识，它在历史上总是本能地或惯性地，或者功利性地认同本质主义、历史决定论和乌托邦话语。从小时空上来说，它崇尚“生活在别处”，从大的时空上来说，它认同西方，视中国常识性的生活为某种需要升华的生活。其实如果细察所谓“知识分子写作”下的一群某些私人身份，我们会发现，不是“某籍华人”，就是持有中国护照又要暖昧地表演一下“地下”“流亡”，他们的“接轨”无非在于如何巧妙地利用了东西方意识形态差价。“米沃什、叶芝、帕斯捷尔纳克和布罗茨基流亡或准流亡的命运的诗歌命运是某某写作的主要源泉之一”，“某某的诗歌资源来自于拉美的聂鲁达、博尔赫斯、……庞德”。(语见《山花》97.11《不知所终的旅行》)其实这种情况在当代新诗史上并不陌生，回忆一下二十年代到五十年代的诗歌资源(例如马雅可夫斯基)，西南联大的现代派、今天则是西方的诗人的译文(庞德、博尔赫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此两人一再宣称，他们的诗歌资源有着中国古代哲学和诗词的影响，他们现在却成了中国“先锋”的诗歌资源。)不同的是，三四十年代的资源直接作用于诗歌，五十年代直接作用于意识形态，而今天的资源则作用于国际接轨(诗歌节的邀请信、讲学、外币。另一种意识形态？)坚硬的知识相对应的是一个坚硬的世纪。尤其是1966年的历史，把中国人的内心改造得犹如铜墙铁壁。在世纪末，恐怕有点年纪的人，都知道所谓“硬骨头”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今天中国人的生活中有那么多无情冷酷的事情在人们周围发生着，与一个普遍崇尚坚硬的世纪当然有关系。坚硬的时代首先也最持久的表现在语言中。普通话在五十年代的推广，为时代创造了一个坚硬的舌头。普通话革命改造了中国人的话语方式，一向温良恭谦让的汉语开始习惯于形而上的豪语、状语、阔语、巨词、西化语；硬词、利词、大词、亮词，用昆明俗话来说，就是“喷钢”。本来，在汉语中，前进、停滞，落后、先进，明亮、阴暗，大与小、风雅或庸常、兼济天下或独善其身，不过是人生的不同状态，在崇尚中庸的汉语世界中，都有着退一步海阔天空的余地，听其自然罢了。它们并不存在价值上的高低贵贱，也不事关生命的大是大非。甚至这类词也不是日常生活的主题词。中国旧时代生活的主题词恐怕多是风花雪月、食色性也之类。但受西方进化论的影响，汉语在本世纪其实是越来越偏向坚硬阳刚的一面，到“文革”，旧世界的日常话语都成了“软绵绵的”“靡靡之音”，成了革命的对象。话已经不能够谈、说，而要喊、叫、喧嚣了。二十世纪中叶以来，中国制造得最多的产品，恐怕除了像章就是喇叭。作为语言中最敏感的部分，汉语最坚硬的可以说是诗歌。不妨读读那些放声歌唱之类，恐怕今天的人朗诵起来会觉得有些中气不足。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这种坚硬则以现代主义的面目出现，从表面到深处，出发点都是一个，解放或改造人的灵魂。在我看来五六十年代旨在超越历史阶段的“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崇高的理想”、“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四海翻腾”、“解放全人类”和九十年代在“知识分子写作”中标榜的“深度抒情”、“精神向度”、“寻求乌托邦的勇气和理想主义信念”(参见《大家》97.4《知识分子写作》)“想象的取材空间分布在东至太平洋西至两河流域……”(见海子诗集《土地》)的“大诗”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倒是令我对知识分子们一再坚持的与极端时代相仿的立场毛骨悚然起来。
之二
一方面日复一日地在中国挤满庸碌市民的大都市过着须臾不可或缺的小市民生活，另一方面又要装出贵族的样子，把这种大多数人赖以为生的日常生活视为粪土，口诛笔伐，已成为今天某些知识分子诗人的风度或标志。这种风度在诗人中的流行，当然有着二十世纪小传统的影响。从坚硬的话语出发，人们与世界的关系也变得坚硬，故国是一个万物有灵，大地到处住着神灵鬼怪、崇尚天人合一的世界。现在呢，“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五十年代民歌诗人的诗)“我来了，我看见，我说出”(九十年代先锋派诗人的仿写自西方的诗)。“文革”的方式就不必说了。今天又如何呢？坚硬的时代可能确实有它需要粉碎的对象，但今天，对象消失了，坚硬的风尚却留下来，暗中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态度。看看我们毁灭了多少旧时代的雕梁画栋，小桥流水、小家碧玉。旧世纪其实是柔软的世纪，“中国文化是一种现实人生的和平文化”(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所以它敌不过外国人的坚硬的枪炮)。汉语在明清时期其实是相当肉感而柔软的，它更适合抚摸一个声色犬马，绫罗绸缎，红男绿女、小市民的、过日子的世界。这柔软也可能会与腐朽有关，但柔软更是人们生活的日常形式，旧时代延续和崇尚的是唐诗宋词以及后来的《金瓶梅》、《红楼梦》或李渔们描写过的柔软而堕落(从硬的标准来看)的生活，女人的离愁别恨，男人的醉生梦死，风花雪月，七情六欲，是“廉卷西风，人比黄花瘦”或者“杏花疏影里，吹笛到天明”、“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的世界。传统的旧世界是为那种诗意而世俗化的人生而建造的。它不进化，也不唯物，在格林威治时间统治的进化论世界的意识形态之外，它崇尚的是大地的原样，“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它坚持的是海德格尔所谓“人民千百年来未曾变化的生活的那种不可替代的大地的根基”。也许，这正是二十世纪“全盘反传统”的必要性。我们后来看到，新世界的建立就是以摧毁这种根基为目标的。在1966年，中国人传统的日常生活形式而不仅仅是那些极端的形式(例如纳妾)终于成为造反的对象。甚至到了这种地步，旧式生活的日常形式已经成了生活的“低层次”象征、成为生活的反动形式。像小家庭、吃喝玩乐、男女关系等本来属于“人类生活根基”的存在形式，都具有了贬义。在“旧世界”这个贬义词下，传统中国的生活形式、思维方式、衣食住行、娱乐、审美系统，凡与旧世界的原样有关的一切都成为腐朽堕落、低层次的部分(到今天，恐怕连“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之类都不能幸免了，公认旅游区肯定比它好。)它们就是九十年代的先锋诗人所深恶之的“市民文化”。诗人们为何对“过小日子”的市民文化如此反感，是否与恩格斯对歌德的某段评论在中国的长期影响有关？高贵的歌德与小市民的歌德？如果是的话，那么，先锋派的理论、知识分子的写作确实也先锋不到哪里去，说它们与五六十年代一脉相承，也不是什么冤枉。
之三
最近读到一本《帝王诗词三百首》，从汉语的最高形式诗歌语言上看，坚硬也不是二十世纪所独有。曹操一直是中国文学史上一直为人称道的所谓“有大气的”的诗人。“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周西伯昌，怀此圣德。三分天下，而有其二”，“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何其的坚硬响亮，寥寥数语，刀光剑影、铜墙铁壁已经跃然纸上。曹操代表的是汉语中较为坚硬的一面，但三百首帝王诗词，如曹操般坚硬的也就是一两个而已，即便是帝王之作，也还是偏软的居多。中国毕竟是一个穿丝绸的国家。曹丕就比他父亲柔软得多，也更有诗人气质，“朝与佳人期，日夕殊不来。佳肴不尝，旨酒停杯。”完全没有什么帝王之气，很世俗的感情。等一个约好的情人，到了黄昏还不见来，连饭都不想吃了，这种情调，在二十世纪当然就是鸯鸳蝴蝶一派的，没有什么崇高之处，而且对“解放全人类的壮丽事业”是有害无益的。坚硬其实从根本上说，是对诗的根本品质的伤害。所以作为伟大的诗国，中国传统尤其是南方的传统还是偏软的东西占主流，像屈原“秋兰兮青青，绿叶兮紫茎，满堂兮美人，忽独与余兮目成”(《少司命》)之类的东西才是所谓“人民千百年来未曾变化的生活的那种不可替代的大地的根基”。我不是在曹操的那种形而上的“大气”中，而是在李煜的那种在坚硬一派看来未免“小气”琐屑的诗歌中感受着中国精神的永恒，中国式人生的诗意。与歌以咏志的曹操不同，李煜是一个歌以抒情、歌以写事的诗人。在他看来，可以具体地体现在那些美丽女人们身上的情比那种抽象空洞的义(精神向度)更为重要。几乎过了一千年，我依然可以强烈地感受到李煜诗歌中那些具体具象具形具时具情的现场。“晓妆初过，沈檀轻注些儿个，向人微露丁香颗。一曲清歌，暂引樱桃破。罗袖残殷色可，杯深旋被香醪宛，绣床斜凭娇无那。烂嚼红茸，笑向檀郎唾。”“花明月暗笼轻雾，今朝好向郎边去，袜步香阶，手提金缕鞋。画堂南畔见，一向偎人颤。奴为出来难，教君恣意怜。”多么肉感、多么渺小，多么好色、多么柔软、多么现场化、多么富于感官的诗人。比较一下曹操和李煜，曹操玩弄的是所指的黑洞，那个义(精神向度或终极价值)是什么？曹操可能不知道何谓知识分子写作，但他是知道“义”，并以“义”的旗号去讨逆的。曹操指向形而上，能指和所指可以分裂，李煜的诗是一个具体的不能分割的时空，不是隐喻，不是言外之意，一句顶的就是一句。所指和能指是密不可分的。“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任何时代都可以随心所欲地去解释这个义和凶，但李煜的永远只是那一个能指。曹操诗歌的时空是天下(五湖四海？)李煜的诗歌时空是家、罗帐、床笫。即使怀念的是“故国”也是很具体的小楼东风，雕栏玉砌。李煜的诗歌是私房话，在崇高的时代，它是个人的小家庭中软语细话，是消灭的对象。曹操的富于大气，帝王气的豪语当然更适合一个崇尚“造反”、“天下者我们的天下”的时代。但一旦事过境迁，那些当仁不让，冠冕堂皇的“义”究竟何指，恐怕历史学家也闹不清了吧？而李煜在一千年前描写的那些细节，恐怕在今天依然不难有知音吧。一个崇尚坚硬的世纪不仅不会欣赏李煜这样的诗人，而且把他视为专政的对象。此人何其的堕落，为情不顾义，竟然为了“一壶酒，一竿身，世上知侬有几人”，“飕飕风冷荻花秋，明月斜浸独倚楼”的生活就肉袒投降。其实李煜当年投降宋太祖，为的就是拒绝“灵魂深处爆发革命”。他本应该舍生取义的。但也惟有背弃了“义”，他才成为真正的诗人。柔软、具体、淫荡、上善若水，千年过去，我们还可以看见那个美丽的情人提着绣花鞋朝他奔去，永恒而下流的一幕，不会由于“义”而过时。细想之下，确实是李煜而不是曹操为我们守护着那个叫做“家”的东西。在经历了1966年的革命后，重新可以为日常生活、为市民的小日子而公开奋斗的中国人，应该对此有所深思。在我看来，在本世纪，中国人最悲壮的莫过于仅仅为了当一个小市民就要付出家破人亡的代价。北方有大漠，南方有嘉木。中国文学中既有坚硬的一面，也有柔软的一面，在唐以后，柔软的一面渐渐地占了上风，其风气一直延续到本世纪三十年代。鸯鸳蝴蝶派说的其实不过是如何将居家小日子过得柔软湿润精致。这当然为坚硬的主流文化不容，听听到今天，鸯鸳蝴蝶已成了什么？那么富有诗意的温柔东西，听起来和阳痿梅毒差不多。这就是坚硬的结果。二十世纪的革命必然排斥中国传统生活中尤其是唐以下社会那种崇尚世俗的阴柔软性人生的市民社会的日常生活之流，它会认同曹操之类的传统，也是顺理成章的。二十世纪其实并非单反面的反传统的世纪，它其实更有效的用坚硬的传统来镇压软性的传统，它是少数的坚硬对沉默的大多数的柔软的摧毁。坚硬有一个特征，就是它总是要打着“义”、“德”、“理想”、“更某某”的旗号，这也是一种传统。诗人中间喜欢打着大旗横扫一切的又少吗？看看这些旗号：倾向、知识分子写作、正派的诗歌、纯诗、某某精神(一言以蔽之，诗无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