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化的、译文的影响、向书面语靠拢。在音节上更适于朗诵。早期的作品明显受到翻译过来的苏俄诗歌的影响。在七八十年代，则受到晚期苏联和欧美译文的影响。尤其是普通话高度发达的首都诗人，写作在八十年代并没有转向口语，汲取语言活力的方向是由书面语到书面语继而转向翻译语体。这一点，在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的现代诗中更明显。诗人西川这些表白其实代表着现代派诗歌中许多诗人的看法：“时至今日，我一直认为，口语是今天惟一的写作语言，人们已经不大可能应用传统的文学语言写作崭新的诗歌。不过，这里有一个对口语进行甄别的问题：一种是市井语言，它接近于方言和帮会语言；一种是书面口语，它与文明和事物的普遍性有关。我当时自发地选择了后者。从1986年下半年开始，我对用市井口语描写平民生活产生了深深的厌倦……”(西川《让蒙面人说话》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7月第一版)普通话诗歌在七十年代出现的朦胧诗，一度被视为开始了七十年代以来的诗歌美学的现代革命，但在我看来，这场美学革命所暗接的却是古代贵族文学的写作传统。普通话上溯到官话到白话的文学史，依钱穆先生的看法，是古代贵族文学转到平民文学之一徵。我以为，这一转也有着从抽象表现的大词雅词转向具体写实的俗词实词的趋势。唐以前以及从诗歌之流中发展出来的中国文学传统，如钱穆先生所说，是“不爱在人生的现实具体方面，过分刻画，过分追求，因此中国文学大统，一向以‘小品文的抒情诗’为主，史诗就不发达，散文地位就不如诗，小说地位就不如散文，戏曲的地位又不如小说。愈落在具体上，愈陷入现实境界，便愈离了中国文学的标准。”(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也可以说，非抒情的、具体的、客观的、再现的写作是与传统的写作趋向不合的。“这两千年中，贵族文学尽管得势，平民的文学也在那里不声不响地继续发展着。”(胡适《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在唐以后，汉语中的世俗化趋向才在话本、诗、词的某些部分和小说里热闹起来，到五四以后，又由新诗的某些部分和小说直接继承，对汉语的贵族文学传统进一步改造，平民的、人生的文学开始获得了经典文学的地位。但普通话诗歌，其趋向形而上脱离具体时空的语式，暗接的乃是中国文学中贵族化的“小品抒情诗”传统，并把这一传统意识形态化了。
但这种暗接并非由于文学的自然发展，它既有来自对传统惯性的迎合，也有极端时代强化意识形态的需要。而恰恰汉语在贵族文学这一路上，早已发展出一套更适于思想统一控制、建立集体意志的形而上思维的语式。朦胧诗的代表性诗人北岛对他的诗歌美学有如下解释：“隐喻、象征、通感、改变视角和透视关系，打破时空秩序等手法为我们提供了新的前景。我试图把电影的蒙太奇手法引入自己的诗中，造成意象的撞击迅速转换，激发人们的想象力来填补大幅度跳跃留下的空白。”(《青年诗人谈诗》北大五四文学社印1985)熟悉中国古典诗歌历史的人一眼就会看出，这倒不是什么新的前景，而是中国小品抒情诗中司空见惯的语式。用今天叫做卡通、蒙太奇式的拼接手法，省略词语的特定逻辑关系，脱离具体的语境，视通千里，思接万载，依靠读者的集体文化修养积淀，将词语之间省略的空白填补起来，造成所指的“言有尽而意无穷”这正是中国古典诗歌的美学窍门。它同时也是中国意识形态话语的发言窍门。普通话在五十年代的发端，其实并非空穴来风，它既然要否定五四以来的大部分现代文学的经典地位，它必然要借助某种与这个新文学传统背道而驰的语式。其实人们马上就会发现，在五十年代以后，文学在普通话的轨道上，并不是在写实的小说上发展，而是在朗诵诗上发展，在“文革”末期，已经达到了全民皆诗的地步，歌功颂德的诗人也几乎恢复了他们在传统上的地位。所以，后来的并非歌功颂德的诗人们，虽然以非主流的“先锋派”面目出现，其语式依然逃不脱根本性的影响，是不足为奇的。简单地从诗人们表现了什么，或展示了什么旗号去判断，而忽略他们如何说话，往往难免把依附着传统的幽灵误认做是新的美学革命。
普通话诗歌可以说方兴未艾，它经历了不同的时代，已形成一种独特的抒情模式。传统的(如贺敬之、郭小川)、现代派的(如北岛、海子)、大众的(如汪国真)都已齐备。在九十年代，一些诗人提出的“知识分子写作”，使它在书面语和形而上的传统反向上更适应某种现代性。“知识分子写作有其具体的历史与文化语境，……是基于他们自身的‘理想主义信念’。不过理想主义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寻求乌托邦的勇气；……”(见《大家》1997年4期《“知识分子写作”：文化转型年代的思与诗》)事实上，正是普通话的写作，使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初期的诗歌没有付诸阙如，它已经被公认丰富了中国新诗的历史，加快了汉语的现代化。而且从目前的事实来看，它也更便于国际接轨，它的超越具体时空的抒情体系，特别宜于被某种抽象的国际性的诗歌本质所接纳。例如欧文提到的北岛诗歌的耐磨损性。
人们有理由期待它在将来，继续为二十世纪主流文化的那个一贯功能――弘扬民族精神或“国民灵魂的重塑”作出贡献。
二、软
当普通话在汉语中巩固着它的正统地位之际，旧时代的官话方言却在口语中保持着对书面语的沉默。只是到八十年代，它才在诗歌中开始复苏。八十年代以来的当代诗歌，在外省尤其是在南方，诗歌写作的一个重要核心是口语化。当那种主要是为一个极端时代的意识形态的统一的普通话使汉语的舌头日益变硬之际，汉语在私下通过方言口语坚持着与常识和事物本身的联系。口语化的写作，是对五四以后开辟的现代白话文学的“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晦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这一方向的某种承继。也就是胡适当年在文学八议中提出的须言之有物、务去滥调套语、不无病呻吟、不避俗字俗语、须讲求文法等的继续。我们可以看出，胡适的文学八议，无不讲的是如何写，写作的方法。
与主要集中于北京的普通话写作不同的情况是，在中国的外省，普通话在诗人们的潜意识中，乃是令他们舌头变硬的非生活化的官方话语。代表的一直是意识形态、国家形象、课文中的正统尺度。外省的诗人可能通过书面受到普通活诗歌的影响，但在外省，支配着私人的、世俗的日常生活的口语同时也不同程度地消解和削弱了这种影响。在外省，人们实际上通常使用两套话本交流，普通话往往表达的是公开话本，而日常口语则以方言的形式表达着民间(私人房间)话本。人们在家里和非正式场合从来不说普通话，人们往往只是在会议、宣传活动或对着电视台的采访机时才讲普通话。在私底下，普通话甚至被视为与人与人交流中的某种障碍，例如两性关系的交流，不可能想象两个四川盆地长大的恋人絮语可以用普通话来絮絮叨叨。在方言支配着的重视小家庭生活的的南方，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往往感觉到普通话的“正式”“生硬”和装腔作势。在南方，一个用普通话发言的人，也就是一个脱离了世俗生活的人，一个公共的人。为什么八十年代诗歌中所谓的“口语写作”最先兴起在南方，因为在南方，像胡适肯定过的“吴语文学的传统”之类的东西依然在发挥着作用。但五十年代以来，这个传统在可见的文本中是处于断裂和空白的状态。作为诗歌的一类发言方式，普通话写作，仅仅是汉语之舌的一个方面，汉语的更丰富的可能性，例如它作为诗歌的非抒情方面、非隐喻方面、坚持从常识和经验的角度、非意识形态和形而上的而是生命的、存在的角度方面以及从芸芸众生之一员的立场与世界对话的方面实际上在外省的窃窃私语中蕴藉着，在八十年代以前，它属于汉语中沉默的大多数。
但八十年代从诗歌中开始的口语写作的重要意义其实并没有被认识到，人们仅仅将它看成某种先锋性的，非诗化的语言游戏，而忽视了它更深刻的东西，对汉语日益变硬的舌头的另一部分(也许是更辽阔和更具有文学品质的部分)的恢复。口语写作实际上复苏的是以普通话为中心的当代汉语的与传统相联结的世俗方向，它软化了由于过于强调意识形态和形而上思维而变得坚硬好斗和越来越不适于表现日常人生的现时性、当下性、庸常、柔软、具体、琐屑的现代汉语，恢复了汉语与事物和常识的关系。口语写作丰富了汉语的质感，使它重新具有幽默、轻松、人间化和能指世界的力量。
物的成分。也复苏了与宋词、明清小说中那种以表现饮食男女的常规生活为乐事的肉感语言的联系。口语诗歌的写作一开始就不具有中心，因为它是以在普通话的地位确立之后，被降为方言的旧时代各省的官话方言和其他方言为写作母语的。口语的写作的血脉来自方言，它动摇的却是普通话的独自。它的多声部使中国当代被某些大词弄得模糊不清的诗歌地图重新清晰起来，出现了位于具体中国时空中的个人、故乡、大地、城市、家、生活方式和内心历程。
诗歌作为一种特殊的语言艺术具有本体的自在的地位。而不仅仅只是传达思想、精神、意识形态的工具、走廊、通道。我的世界就是我的语言的界限。
当代诗歌中的口语写作经过近十年的努力，它已经形成这样一些与普通话诗歌不同的方面。
对诗的常识性理解。
“诗本身便是崇高的……。获得诗的崇高是本身怎样纯粹写作的问题。而不是写什么或不写什么。在卑微的事物中建立诗的崇高似乎更难。……诗歌不是工具……它始终只是一项朴素的真正的工作。”(韩东)“诗仅仅是语言的在那儿。……我不知道如果离开了语言，我们如何看到所谓灵魂或精神向度……真正的诗是从世界全部喻体的退出――‘到语言来的路上去’，回到隐喻之前。”(于坚)“一个诗人如果能够给一个词注入新的感性，他才是伟大的。……诗歌的发生自有其内在运动规律，它甚至是生态意义上的，诗人只是它籍以发生和延续下去的必要途径，诗人因此才有存在的理由。反过来说，诗人的存在意味着诗歌永远作为语言的艺术革命的必要性。”(吕德安)“诗是对已有词语的改写和已发现事物的再发现。”(翟永明)“诗人不可能言说一切，他在自己生存的特定空间里写作，所传达的只是局部的知识。”(杨克)(以上均引自沈奇编《诗是什么》台湾尔雅出版社1996)以上摘引的论点在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教科书中并没有可以对应的例子，但它们并非什么新发现或“先锋的”，这类对“诗”的常识性看法，实际可以在更多的经典诗人和世界诗歌史上获得支持。一个近在手边的例子“诗是一种特殊的运用语言的方式，也是语言的原始形式。”(《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第七卷第239页)。
具体的，具有在场的。写作的自传化，私人化趋向。诗歌开始具有细节、碎片、局部。对个人生命的存在、生命环境的基于平常心的关注。
例如朱文《让我们袭击城市》：“星期天的南京如同一块光润的皮肤/绽开一条伤口/这是朋友们艰难度日的城市，我看到城市痉挛、广场蠕动。/古老的/城市从清晨到傍晚不停地呕吐/分泌液、沙子、胃口和我的几个朋友……”
于坚《礼拜日的昆明翠湖公园》：“三点钟进来时/个个还衣冠楚楚站有站相坐有坐相/他舅舅特别注意不揉皱裤子上的线条/胖姨妈/最担心果汁滴在旗袍上/他叔叔要戴着有色眼镜看各色人物/他父亲在一群蝴蝶中正襟危坐……”
吕德安《沃角的夜和女人》：“沃角，是一个渔村的名字/它的地形就像渔夫的脚板/扇子似地浸在水里/当海上吹来一件缀满星云的黑衣衫/沃角，这个小小的夜降落了……”
陆忆敏《室内的一九八八》：“《二月二十四日》有一个星期/我只能喝盐水度日没有任何云体和其他液体/敢于出现在我的面前……”
“《三月十四日》深色的家具寂而无声/倚在墙角像被音乐洗过/有几句歌词还挂在屋顶/不知我何时归来/携一只发着桔味的软椅/坐进你的屋中”
韩东《你的手》：“你的手搁在我身上/安心睡去/我因此无法人眠/轻微的重量/逐渐变成了铅/夜晚又很长/你的姿势毫不改变/这只手应该象征着爱情/也许还另有深意/我不敢推开它/或惊醒你/等到我习惯并且喜欢/你在梦中又突然把手抽回/并对一切无从知晓”。
吕德安的长诗《曼凯托》：说的就是一个地方，而非某个精神幻像的寓所。
翟永明的私人内心自传《死亡的图案》等等。
诗不仅仅是抒情或载道的工具。也可以是纯粹的语言的游戏活动。
例如杨黎《高处》：“A或是BA总之很轻/很微弱也很短但很重要……只有A或是B我听见了/感觉到了A或是，B”，诗歌修辞方式中回到常识的努力。对已经被虚幻的升华变成空洞的公共性隐喻的解构。对语言价值的复0.中性的。A=A。
例如韩东《你见过大海》：“你见过大海/你不情愿给海水淹死/就是这样人人都是这样”。
比较：“绳索或鲜艳的鳞/将我遮盖/我的海洋升起着这些花朵/抛向太阳的我们的尸体的花朵”。(海子《土地》)“这千道浪呵，都是惩罚来犯海盗的绞索；这万里海疆呵，都是攻不破的钢铁城。”(纪鹏《蓝色的海疆》)转喻的。这一特征甚至在南方引发了诗人转向小说的现象。
日常语言、口语、母语的运用，犹如谈话的非书面语。导致诗歌只能中性的阅读，韵律的非朗诵性。
读者可以试朗诵以下较硬的几节，注意它们的书面语和朗诵性：“高原如猛虎，焚烧于激流暴跳的万物的海滨哦，只有光，落日浑圆地向你们泛滥，大地悬挂在空中”(杨炼《诺日朗》)“焚烧万物的黑暗河岸/悬在空中太阳！焚烧万物的岩石/歌唱彩色的岩石/狂叫岩石/悬在天空”。(海子《土地》)“深不可见的渊薮悬于绝顶，时间有太多的荣耀。足以使鹰之权威占有死亡的高度。人伏罪于地，朝鹰之啄泼肉之铁，谣传压顶，阴影之征服向南方，高不可问之天意向猝然一片击倒。”(欧阳江河《悬棺》)在以下的例子中，读者可以看出它们学鲜明的口语性，由于语感偏软，实际上是在公认的朗诵模式中它们不可朗诵的，或者说只可以念：“有一块砖头，从对面飞来/将玻璃砸成四块，/其中一块留在窗框上，/另外三块摔到地面，/再次摔成许多小块”。(朱文《机械》)“一切安排就绪/我可以坐下来观赏/或在房间里踱来踱去/这是我的家从此便有了这样的感觉……”(韩东《一切安排就绪》)“他们全是本地人/是泥瓦匠中的泥瓦匠/同样的动作同样的谨慎/当他们踩过屋顶，……”(吕德安《泥瓦匠印象》)“穿过门厅徊廊/我在你对面提裙坐下/轻声告诉你猫在后院”(陆忆敏《风雨欲来》)世俗化的、现世的、小市民的、小家庭、琐事、肉感、庸常。在外省，这些词不像在普通话中那样具有价值上的贬义，他们在南方经典作家们的写作中一直是天经地义的。它们也不是诗人们故意为之的倾向。而是中性的，或者说是方言的一种性质。当然，它们与外省主要在中国南方的非意识形态化的更富于人性的日常生活有密切的关系。在这些诗歌中、一个活生生的，有着自己的与古老传统相联系的中国社会的日常人生和心灵世界被呈现出来，它们不是号角或旗帜而仅仅是“在斯万家那边”在“盖尔芒特家那边”……(普鲁斯特)。
这种写作把时间的指针拨慢了。世界并不是由几个简单的高度精练集中的图式组成的。世界更多的是具体的局部，片断，是在一秒一秒钟存在的。(波伏瓦)。
由于在外省，各个诗人虽然具有某些相似的特点，但具体到不同的方言对诗人的影响，他们呈现的特点在不同点上更多。相对于普通话诗歌，鲜明的个人语言风格是外省的一个重要特点。
口语化诗歌写作作为汉语诗歌中的一种边缘性的写作，由于它的写作时空的具体性，它要被主要还仅仅是通过普通话来了解中国的中国以外世界的读者接受，还有待时日。但不容忽视的是，它对中国当代文学已经产生了显而易见的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甚至波及到诗歌以外的文学样式。
当然，硬与软的分道扬镳在台湾和香港却是例外，今年《读书》第七期有文章介绍香港五十年代以来的语文教育，它走的倒一直是软的道路，朱自清这些人的软语一直是被当成范文的。其结果是，在港台形成了与大陆不同的诗歌语调。大陆的普通话诗人一贯对港台的诗歌不怎么看得上眼，也许就是受流行的坚硬、阳刚的说话风气影响吧。
如果我说普通话把我的舌头变硬了，那么我的意思是说，讲汉语某一方言的人，也可以用舌头的另一部分说话，例如不卷舌。甚至也可以由此写作生活和历史的另一部分。
1996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