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资本结构理论发展到其最高境界的权衡理论时，尽管MM理论中的完美假设几乎都被释放，但完全信息假设还是没能被触及。在1979年以后，在信息经济学迅速发展起来后，资本结构理论在经济思想上的局限性也随即被打开，信息不对称被引人到资本结构的研究中来。由此，新资本结构理论时代到来。如何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确立企业的最佳资本结构成为1979年前后理论界研究的重点，并由此产生了一系列代表人物和代表著述，如詹森和麦克林（Jensen&；Meckling， 1976）发表的“Theory of Firm ； Man-agerial Behavior，Agency Costs and Ownership Structure”和梅耶斯和马基卢夫（Meyers &； Majluf， 1994）合著的“Information Asymmetries，Financial Structure and Financial Interrrmediation"等论文。和旧资本结构研究重视破产、税收等外部因素不同的是，这些研究试图通过信息不对称理论中的“信号”、“动机”、“激励”等概念，从企业“内部因素”的角度考察资本结构，将早期或现代资本结构理论中的权衡问题转化为结构或制度设计问题，为制度理财的引人提供了方向。通常认为，新资本结构理论起始于詹森和麦克林（1976）的开创性研究，从1970年到1989年近二十年的时间，逐渐形成了几个比较大的学派。而根据新资本结构理论的研究方法可以将其分为两个分支：一是以代理理论为主要方法的代理成本说、资本结构控制权理论；二是以信息不对称理论为主要方法的信号模型和新优序融资理论。
以MM定理为核心的旧企业资本结构理论把企业资本结构决策仅仅看成是企业融资问题，重点在企业现金流的配置问题上，主要基于债务融资与股权融资途径的分析，以及资金成本、杠杆比率、税收影响和运用安排等方面的研究。实际上企业资本结构的选择还应包括剩余控制权的配置。这就涉及企业产权安排和企业的治理，要考虑与企业相关的利益主体的行为、利益冲突和决策环境。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经济学家们将现代分析工具，如博弈论、信息经济学、委托代理理论等，引入资本结构分析。新资本结构理论将研究的视角转到企业内生的制度和结构性因素上来。可以用哈里斯和拉维夫（Harris and Raviv ，1991）讨论的四种理论来概括资本结构理论的四种主要研究方向，即：缓解对公司资源有索取权的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代理成本理论）、把私有信息传递给资本市场或缓解逆向选择的影响（信号传递理论）、影响公司控制权争夺的结果（控制权理论）以及影响产品或要素投入市场中的产品或竞争的特性（资本结构产业组织模型）。
一、代理成本理论
现代公司中管理者不拥有公司的全部股权，即公司所有权和控制权分离，从而造成管理者和股东之间存在着代理关系。这种代理关系导致股东和经营者之间存在着利益冲突：当经营者增加努力时，它承担了努力的全部成本，却只获得因努力带来的收益的一部分。这种现状带来经营者追求在职消费的后果。债权所有者和股权所有者之间也存在着代理关系。这两种代理关系会产生额外的代理成本，从而影响企业的融资决策，由此产生了代理成本理论。
（一）詹森和麦克林为代表的代理成本理论
代理成本理论的代表人物是詹森和麦克林 （1976），是根据代理理论、企业理论和财产所有权理论来系统分析和解释信息不对称的企业资本结构学说的理论。其主要观点是债务资本和权益资本都存在代理成本，公司最优资本结构应该是能够使得总代理成本最小的权益和负债的比例，在这一点上边际负债成本正好抵消边际负债收益，公司资本结构最优，公司价值也最大。而如果离开这点，随着债务融资比例的提高，负债融资利益将减少，反之负债融资成本将增加。因为：
第一，代理成本是企业所有权结构的决定因素，它等于委托人的监督成本、代理人的担保成本和剩余损失（剩余损失等于代理人行动和委托人效益最大化之问的差额）；
第二，当代理成本超过委托人的监督成本、代理人的担保成本和剩余损失时，委托人的激励将难以起到作用，引人新的资金方式解决代理成木过高就是较好的选择二这种新的融资方式就是筹集债务资金；
第三，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债权人也会加大对代理人的监督，当然，这种监督成本必须控制在预期的收益之内。
1970年以来，代理成本理论成为流行。詹森和麦克林（1976）将利益冲突分成：第一，研究股东与经理之间的冲突。这样的一种利益冲突在于经理的剩余索取权不足而不能享有全部利润，因此经理人员可能不追求企业价值最大化反而过度放纵自己的在职消费。那么，假定投资额不变的话，随着企业债务融资的增加，经理的持股比例将会增加，这样，就会减少经理和股东的利益冲突。降低股权代理成本；第二，利益冲突是指债权人和所有者之间的冲突。 因为在债务契约中，如果项目投资的回报高于债务面值，那么所有者会得到回报的绝大部分，而不计企业价值下降的后果。然而，当债权人预期到所有者的行为，则所有者必须承担不良投资的所有后果，这会导致所有者面临更高的债务融资成本，甚至会面临融资困境。那么，债务融资产生了风险投资的激励成本，也就是债务融资的代理成本效应，或者称为“资产替代效应”。
詹森和麦克林指出在股权融资中，由于信息不对称，上市公司的大股东和管理层具有过度投资、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倾向，造成公司价值小于管理权与经营权合一时的公司价值差额，产生所谓的股权代理成本。经理的股权越少，这种行为越严重，代理成本越大。当这种行为发生时，公司债权人为了保障自身的利益，便会要求获得更高的收益率，引起股票价格下跌，股权代理成本上升。因此，增加债务融资的比例会减少自由现金流量，增加经理剩余索取权比例，从而降低股权代理成本，如图2-3中，股权代理成本随负债率上升而下降。
在债务融资中，当投资项目取得好收益时，高于债券利息的收益都归股东所有；当投资项目亏损时，由于有限责任，债权人将承担后果。这使得股东会从事风险较大的投资项目。然而，由于债权人能理性地预期到股东的这种资产替代行为，会要求更高的利率作为补偿，导致债务融资成本上升，这就是债权代理成本。当公司债务融资比率上升时，债权代理成本上升。
表示股权代理成本，表示债权代理成本。Jenset，和Meckling （1976）将公司价值分为三部分：由经理人持股的内部股权、由企业外部股东持有的外部股权和债务。由此产生了由两种代理成本所构成的总代理成本：持有股份的经理人员侵占外部股东利益所产生的代理成本和因债务融资所产生的代理成本。
从股权代理成本来看，第一，当权益融资占比E=0时，由于没有外部股权，管理者利用外部股权的动机最小，即不存在经理人员侵占外部股东利益的现象；第二，当权益融资占比E＝1时，即外源融资全部采用股权融资的形式，所以，经理人员侵占外部股东的动机最强，代理成本也随之上升。由此可见，与外部股权资本有关的代理成本人必与公司权益融资占比成正比。
从债务代理成本来看，第一，当权益融资占比E=0时，即所有外部资本全部来自债务，此时，经理人员侵占债权人财富的动机达到最强，代理成本也最高；第二，当权益融资占比E=1时，即不存在债务融资形式，经理人员也就没有侵占债权人财富的动机。由此可见，与债务资本有关的代理成本和与权益融资占比成正比。
可见，代理成本的存在使得公司只能在股权融资与负债融资之间寻找平衡点。股权融资的代理成本与债务融资的代理成本相等时公司总资本成本达到最小，此时资本结构是公司最优资本结构。
同时，詹森和麦克林认为，要减少企业的代理成本，必须通过监督和约束等措施来控制所有者和管理者的行为。这些措施包括审计、正规的控制系统、预算限制以及建立激励补偿机制等等。
综上所述，代理成本理论是建立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债权人与股东之间利益冲突基础上的。代理成本理论对资本结构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它很好地描述了资本结构与代理成本的关系，但是，在应对债权人与股东的利益冲突的方式上，代理成本理论并没有做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二）格罗斯曼和哈特（1982）债务担保模型
格罗斯曼和哈特进一步发展了代理理论，他们建立了一个担保模型，简称“GH”模型。在这个模型中，债务是担保机制来保证经理人员加倍努力，减少个人享乐，降低股权代理成本。这样，负债融资关系到经理人员个人利益，从市场角度看就是说负债增加代表了企业经营的业绩。负债将使企业市场价值增加，因此负债融资对经理有利。
债务是一种担保机制，这种机制能够促使经理多努力工作，少个人享受，并且做出更好的投资决策，从而降低代理成本。该模型认为，如果经理不发行债券，企业就不会有破产风险，这会使经理丧失最大化利润的积极性，从而市场对企业的评价也低，企业资本成本就高；相反.如果经理发行债券，股东会认为，经理为保证自己的在职好处，会力求企业利润最大化。此时，市场会意识到企业利润将上升，企业的市场价值就会增大。因此，对经理来说，存在着较高的私人收益同较高的破产并丧失所有任职好处的风险之间的权衡。这种权衡要通过负债和股权的比例即资本结构来实现。
格罗斯曼和哈特在MM模型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债务融资是如何缓解经营者与股东之间的冲突的。他们认为，当企业债务融资比例上升时，经营者经营不善导致企业破产的可能性增大，一旦企业破产，经营者将承担因破产而带来的自身社会地位降低、名誉毁损、企业控制权丧失等非金钱方面的损失。因此，债务能使经营者增加个人努力，减少个人享受，并且做出更好的投资决策，从而降低股权代理成本，增加公司价值，格罗斯曼和哈特将此称为债务的担保机制。
（三）哈里斯和拉维夫（1990）债务缓和模型
哈里斯和拉维夫建立了一个债务缓和模型，简称“HR”模型。在“HR”模型中，经理与投资者的利益冲突在于对经营决策的分歧，即使清算对投资者更有利，经理仍然希望企业继续运营下去，虽然债权人有权在负债过度时清算企业，但行使控制权会使债权人承担很高的信息成本。
哈里斯和拉维夫（1990 ）也在他们所建立的债务缓和模型中发展了代理理论，认为经理人员与外部投资者的利益冲突源于经营决策方法的分歧。即使在企业停业清算对股东更为有利的情况下，经营者仍会希望企业继续经营。这种利益冲突无法通过建立在现金流量和投资费用基础上的契约来加以消除，而债务则可以使债权人在企业现金流量不佳时通过强迫企业停业清算来加以缓和，因为较高的负债水平使企业丧失偿还能力的可能性增大，从而有利于做出清算决定。在企业没有丧失偿还能力的情况下，即使将资产用于另一用途可获得较大收益，经营者也会不情愿地将企业停业清算。然而，债权人通过企业破产行使其控制权将会造成与调查企业前景相关的成本。拖欠款项的频率越高，这一成本也就越高，因为当企业丧失偿还能力时，资源将被用来对企业进行调查，所以最优的资本结构就是在强化清算决策和较高调查成本之间进行取舍。
斯图尔兹（1990）假定经理人员总是倾向于将可能获得的资金全部用于投资，而不是用于发放股利，而股利对股东而言更为重要。他还认为，拥有更好投资机会的公司更偏好股权融资，而投资机会较少的成熟公司则更多地选择债务融资。
因此，最优资本结构就是决策与信息成本的关系。即当企业经营不佳时，清算对股东更为有利，但经营者希望继续企业当前的运营，股东往往无法直接通过契约的方式消除这种风险，而债务融资则赋予债权人在企业现金流量不佳时强迫企业停业清算的权力，从而缓和这一矛盾。因此债务能在企业发生问题时，及时保护股东免受更多伤害。然而，破产清算会产生额外的成本，如调查成本等。H-R模型的结论是：企业最优资本结构是破产决策成本与清算带来的额外成本之间权衡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