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安着斯（Lyandres，2003）以2001年非垄断行业的83 624家企业的财务数据为研究对象，检验了企业间竞争程度与最优资本结构间的关系，发现无论是价格竞争、产量竞争或是其他形式的竞争，企业间竞争程度对资本结构都存在正向的影响。2006年，利安着斯从理论上推导出一个模型，表明了公司最优杠杆水平与产品市场上公司间竞争性交互的程度存在着正相关关系。他们以同行业内竞争公司的数量和企业对于竞争对手的战略和行为的敏感度作为产品市场上公司间竞争交互程度的代理变量，并进行了实证研究，支持了该模型预测的结论。
国内学者对产品市场竞争和资本结构之间关系的研究起步较晚，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还较少。
朱武祥和陈寒梅（2002）构造了一个两阶段模型，考察两阶段竞争需要投资时，企业的债务与产品市场竞争强度的关系。并通过燕京啤酒的财务保守行为证明了债务与产品市场竞争的负相关关系。刘志彪、姜付秀和卢二坡（2003）对深、沪两地的上市公司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企业的资本结构与其所在的产品市场上的竞争强度之间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钟田丽和范宁（2004）通过对产品市场竞争激烈程度不同的各行业上市公司财务杠杆选择的分析发现，我国资本市场中存在着一种极不匹配的现象：产品市场竞争越激烈，公司财务杠杆越高。
六、公司特征因素
公司特征因素主要是指：公司规模、公司成长性、所得税税率、非债务税盾、盈利能力、资产抵押价值等。
（一）公司规模
关于公司规模对资本结构的影响，众多的研究主要是从理论上和实证方面进行的，但到目前为止也还没有达成共识。一部分学者认为资本结构和公司规模正相关，也有学者一认为资本结构和公司规模负相关。
玛希（Marsh，1982）从大小公司在债务长短期的不同选择偏好的现象出发，分析了原因，从而得出大公司的资本结构具有高负债的特征。玛希认为，大公司更多采用长期债务，而小公司更多选择短期债务，原因可能在于：大公司的长期债务具有规模经济。因此，公司规模越大，长期债务就越具有规模经济，债务成本也就越低。而小公司由于破产风险更大，长期筹资的成本更高，所以更多地选择了短期债务。由此，资本结构和公司规模正相关。法玛和詹森（Fama and Jensen，1983 ）则从信息传递的角度对资本结构和公司规模之间的相关性进行了分析。他们认为，由于大公司提供给债权人的信息要比小公司多，从而公司和债权人之间信息不对称的程度要低一些，由此，债权人对公司的监督成本就要小些，债务成本也就相应低些。所以，债务规模就会增加，因此也得出了资本结构和公司规模正相关的结论。拉詹和子格拉斯（Rajan and Zingales，1995）指出战略定理，从而破产可能较小。同时信誉大的公司更倾向于多元化经营，大的公司比小的公司进人债权市场更加容易。所以，资本结构和公司规模正相关。
此外，斯科特和马丁（Scott and Martin，1976）、诺埃（Noe，1988）、纳拉亚南（Narayanan，1988）、朗（Lang，1988）、潘特瓦（Poitevin，1989）、哈里斯和拉维夫（Harris and Raviv，1990）、斯图尔兹（Stulz，1990）也都得出了资本结构和公司规模正相关的研究结论。
一些学者用公司规模作为违约概率的代理变量时发现财务杠杆受公司规模影响不明显，特别是在一些财务危机成本较低的国家。啄食理论认为大的公司由于与金融市场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低，因而可以比小规模公司更容易采取权益融资。安其罗（Angelo，1982） 、巴顿和戈登（Barton and Gordon，1998）、蒂特曼和韦塞尔斯（Titman and Wessels，1988）的实证研究则表明公司规模与资本结构负相关。
国内大多数学者认为，资本结构与企业规模正相关。李善民（1999）、洪锡熙和沈艺峰（2000）、吕长江和韩慧博（2001）、肖作平和吴世农（2002） ， Huang和Song （ 2006 ）、赵冬青和朱武祥（2006）得到公司规模与负债水平正相关的结论。陆正飞（1996）的实证结论表明公司规模与资本结构负相关。
（二）公司成长性
梅耶斯（Myers，1977）从未来投资和公司成长性之间的关系分析认为，高成长性的企业可能比低成长性的公司拥有更多的未来投资。采用权益融资不会导致让债权人来分享公司的投资利润。所以，高成长性的公司更倾向于选择低负债的资本结构。由此，负债水平和公司成长性是负相关的。詹森和麦克林（ Jensen and Meckling，1976）也支持缺乏增长前景会导致财务杠杆增加。蒂特曼和韦塞尔斯（ Titman and Wessels 1988）使用研究费用代表公司的成长性，研究表明，公司负债率和研究费用呈现负相关。
然而，也有分析认为，成长性企业在发行新股时会受到很多限制，所需资金支持转向债务融资，为了减少代理成本，自然会更多地选择短期债务融资。詹森（Jensen， 1986 ）和斯图尔兹（Stulz，1990）就认为，成长性和负债率正相关。贝格、奥菲克和叶麦克（Berger、Ofek and Yermack，1997）的研究也得出相同的结论。
对于成长性与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关系的看法，国内研究成果的分歧是显著的。沈根祥和朱平芳（1999）、肖作平和吴世农（2002）、敬辉蓉和赵静（2007）等学者的实证研究发现成长性对负债水平有负面的影响。吕长江和韩慧博（2001）、吕长江和王克敏（2002）、陈维云和张宗益（2002）、胡国柳和黄景贵（2006） ，Huang和Song （2006）、李胜坤（2007）等学者研究发现成长性与杠杆负相关。陆正飞和辛宇（1998）、洪锡熙和沈艺峰（2000）、冯根福、吴林江和刘世彦（2000）、工宗军（2006）等学者认为二者的关系不显著。
（三）所得税（Tax）
所得税对资本结构的影响是莫迪利安尼和米勒所研究的MM理论着重讨论的问题。由于债务利息具有税盾的作用，因此负债可以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所以，资本结构理论认为，考虑到债务利息的税盾作用，税率是影响资本结构的一个重要因素，税率的改变会影响公司的融资选择，实际所得税税率高的公司，将更倾向于使用更多的负债以能获得更多的税收减免的好处。梅森（Mason，1990）认为，以往大量的研究之所以没有发现税收对融资行为的显著影响，是因为债务权益比率反映的是一年中各次决策加总后的总效果，对绝大多数企业来说，各种税盾对边际税率的影响微乎其微。
然而，也有一些学者的实证研究证明企业实际面临的税率与负债水平负相关。托夫勒（Taffler，1982） ， 克利斯南和莫耶（Krishnan and Moyer，1996）认为杠杆与税率是负相关关系。而克里姆和索仑生（ Krim and Sorensen，1986） ， 梅森 （Mason ，1990）等学者的研究表明，没有获取二者相关的显著的证据。
国内资本结构影响因素的实证结果有：冯根福、吴林江和刘世彦（2000）的研究结果认为，企业实际所得税税率与账面流动负债比率及市值资产负债率正相关，张春和廖冠民（2007）也发现实际税率与资产负债率正相关。有研究者发现2001年中国地方政府取消所辖企业的税收优惠后，原先享受优惠的上市公司明显调高了财务杠杆，支持了税率与杠杆正相关的结论。与此相反的是，姚学清（2005）的研究表明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与实际税率负相关。
（四）非债务税盾（Non一Debt Tax Shields）
非债务税盾是指除了债务利息之外的其他费用，如折旧、投资税收优惠和税收损失结转等所提供的纳税抵减。迪安吉罗和马苏利斯（DeAngelo and Masulis，1980）考虑了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以及非债务税盾的影响后认为，非债务税盾可以作为负债融资税收利益的有效替代。因此，具有高非债务税盾作用的公司则倾向于使用较少的负债。
与此相反的是，布兰得利、贾维尔和基姆（Bradley、Jarrel and Kim，1984）设计了财务杠杆相关模型：采用先将年折旧费用同投资和税收抵免加总，再除以当年提取折旧、扣除利息支付和纳税之前的总收益，证实了非债务税盾与企业杠杆显著正相关。此外，莫尔（Moore，1986）、 华迩德（Wald、1999）、派瑞（Perry，1998）等学者的研究同样得到了正相关的结论。
此外，蒂特曼和韦塞尔斯（Titman and Vessels，1988）、艾伦和美津浓（Allen and Mizuno，1989）则称没有得到统计证据来证明两者的关系。
国内学者对非债务税盾与资本结构的关系研究结论大多支持负相关。沈根祥和朱平芳（1999），冯根福、吴林江和刘世彦（2000），肖作平和吴世农（2002）、胡国柳和黄景贵（2006）等的研究证实了非债务税盾与负债水平的负相关性。卢宇荣（2008）的实证研究表明非债务税盾和资产负债率正相关，和短期资产负债率是负相关的。工宗军（2006）、高谦（2009）的实证结果则表明非债务税盾对资本结构影响不显著。
（五）盈利能力（Profitability）
迄今为止，盈利能力和资本结构的关系也未能达成一致看法。基子税收的理论模型认为，其他条件相同时，高盈利能力的企业会举债更多，因为它们有更强烈的动机利用债务合法避税。但融资顺序理论却认为，公司会优先选择未分配利润作为融资首选，然后才会考虑债务和股票融资。所以，高盈利的企业通常较少会采用负债融资，从而盈利能力和资本结构负相关。詹森（Jensen，1986 ）从代理成本角度分析，认为债务是作为对经理层的一种约束工具，以保证经理们将利润支付利息而不是自己挥霍，从而可以制约管理者对利润的处置权。因此，盈利能力较强的公司如果采用较高的负债率就可以起到约束管理的任意决策的作用，由此，盈利能力和负债率是正相关的。
国内学者也对盈利能力和资本结构的关系进行了广泛的研究。陆正飞和辛字（1998）、冯根福、吴林江和刘世彦（2000）、吕长江和韩慧博（2001）、肖作平和吴世农（2002）、王宗军等（2006），张春和廖冠民（2007）、高谦（2009）的研究都认为公司负债和其业绩是负相关关系。沈根样和朱平芳（1999）、洪锡熙和沈艺峰（2000）、王娟和杨凤林（2002）的结论支持公司负债与其盈利能力是正相关。
（六）资产抵押价值
已有的资本结构理论表明，公司的资产结构对公司资本结构有一定的影响。这一影响主要是因为公司的有形资产可以作为抵押物提供给债权人。詹森和麦克林在关于代理成本、所有权和资本结构的开创性文章中就指出，抵押资产保护了债权人，减少了由股东一债权人冲突引发的道德问题。由此，可抵押资产的价值和债务正相关。梅耶斯和梅吉拉夫在分析了经理和外部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后认为，公司可以通过发行有抵押担保的债务来降低信息不对称的成木。由此也得出了具有较高可抵押资产的公司可能会有较高的负债水平。威廉姆森（Williamson，1988） ， 哈里斯和拉维夫（Harris and Raviv ，1990）都认为财务杠杆和公司的有形资产比例正相关。大部分实证结果支持资产担保价值和企业杠杆正相关的结论。
蒂特曼（Titman，1996）的实证表明资产构成与资本结构的关系不显著。国内学者对于资产构成与资本结构相关性的研究大部分支持正相关的结论。
（七）经营风险（Operating Risk）
权衡理论认为，高风险增加了企业财务危机的概率。当破产成本增加，企业风险的增加会降低公司的负债水平。布兰得利（Bradley，1984）认为，如果财务困境成本显著，则公司负债比率和公司价值负相关。朗（Lang，1988）、普劳斯（ Prowse，1990）、查普林斯基（Chaplinsky，1993）、巴塔拉（Bathala，1994）和沃德（Wald，1999）等的研究也显示，商业风险较大的公司倾向于保持较低的负债水平，即公司的经验风险和负债率负相关。与此不同的是，法瑞和琼斯（ Ferry and Jones，1979 ） ， 基姆（Kim，1986）、巴顿和戈登（Barton and Gordon，1988）、汉森（Hansen，1989）等学者的实证研究结论却是公司风险和负债水平呈正相关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