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公司资本结构和其产品市场竞争战略的关系
研究公司资本结构和其产品市场竞争战略关系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布兰德和刘易斯（Brander and Lewis，1986）、迈克斯沃维克（Maksinovic，1988）和格雷兹（Glazer，1994）。布兰德和刘易斯（1986）从债务的事前承诺效应角度分析了公司的融资决策对其产品市场竞争力的影响。他们认为，当公司破产时股东只承担有限责任，而当公司盈利良好时，股东却能独享偿还债务以后的全部收益，由于股东这种有限责任效应将促使财务杠杆高的公司采用更为激进的产品竞争战略。因此，公司债务的发行、负债比例的上升可以使得公司在产品市场竞争中更具进攻性，从而增强其在产品市场上的竞争力。在他们的1986年开创性的文章中，布兰德和刘易斯发现，对于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上进行产量竟争的公司而言，公司的债务水平与其在产品市场上的竞争力呈正相关关系，高负债的公司将在随后的产品市场竟争中采用更多激进的产量决策，并迫使对手减少产量，公司债务的增加使其在产品市场中相对于竞争公司来说更具有进攻性，这种进攻性的存在使其在产品市场竞争中处于一种战略优势。这时，负债比便成为提高对下一阶段产品市场竞争策略承诺可信度的一种有效工具。
格雷兹 （1994 ）对布兰德和刘易斯（1996 ）模型进行了调整，进一步证明了这些负债趋向于长期负债，即研究了长期负债对竞争的影响。格雷兹的研究结果与布兰德和刘易斯的结论正好相反，具有长期负债的企业在产品市场的进攻性变弱了。
迈克斯沃维克（1988）认为，企业和其竞争对手之间存在某种默认的协议，一般情况下，企业都会遵守该默契。但是企业的资本结构决策会影响企业是否遵守这个协议。他通过模型研究表明，高负债及其导致的高利息支付会降低由于企业偏离它和竞争对手之间的默契合谋所发生的成本，从而使得企业间的共谋行为难以维持，从这个角度来说，高负债增加了企业间的竞争程度。
（二）公司资本结构和其产品或投入品特征之间的关系
关注产品或产品市场特征与资本结构关系的文献主要考虑了消费者对某种特殊产品或服务的需求、产品对人力资本投入的要求、产品质量、工人或其他供货方的谈判能力等等。蒂特曼（1984）认为，公司清算也许会增加消费者（或供货商）的成本，比如，消费者可能没有能力寻找到可替代的产品、零部件或服务等等。这些成本传递到股东方面是以其公司产品的低价格形式体现的。结果，股东只有在清算公司的净收益大于施加给消费者的成本时才愿意清算公司。不幸的是，当公司投资人做清算决策时，他们忽略了这些成本。由于当公司破产时，股东总是不愿意而债权人总是希望清算公司，如果公司仅在清算净所得超过消费者所要负担的成本时清算，说明对于破产要使消费者承担较高成本的生产商。比如计算机和汽车生产商，应该有较少的负债。蒂特曼证明了通过调整资本结构可促使股东做出最优清算决策。一般而言，对于特殊的或耐用的产品，当生产商破产时消费者要承担更高的成本，而非耐用品生产商破产带给消费者的成本较低。
以产业组织理论为基础的资本结构模型得出了一些非常有意义的结论。比如，其中一些模型能够更具体地描述资本结构与所观察的产业特征，如行业的供给和需求状况、产业的竞争激烈程度等之间的关系。另外，一些学者也提出了进一步从产业组织理论角度探讨资本结构对产品价格和数量以外的其他变量选择的影响的思路。这些变量可能包括研发支出、广告费用、厂商生产能力等等。这些研究能够帮助解释不同产业之间的公司资本结构的异同，对公司融资实践的指导意义在于：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不同行业的公司或不同产品或其他特点的公司应该有不同的融资策略。总之，基于产业组织理论的战略公司财务是一个全新的研究课题，它不仅仅将公司融资决策看成是一种财务选择，而且是二种基于产品市场竞争环境、公司战略以及资本市场环境的商业选择。
至1980年以后，产业组织理论与资本结构理论开始出现相互融合的趋势。一方面，产业组织理论开始将资本结构引入产品竞争战略的分析，考虑资本结构对产品市场竞争中企业投资能力、产品定价行为与业绩的影响；另一方面，资本结构理论也开始研究产品特性、市场竞争结构对企业资本结构的影响，形成了战略公司金融理论。
迈克斯沃维克（Maksimovic，1988）模型通过卖方垄断模型分析资本结构与产品市场策略之间的关系。由于寡头垄断公司可通过价格联盟或相互竞争来达到不同的利润水平。因此，公司有了债务后，代表股东利益的公司经理有激励打破价格联盟的平衡——脱离平衡后带来的额外利润可以被股东享有。因此企业的资本结构与其产品市场策略之间有着密切关系，企业的举债能力随产品需求弹性增加而增加，随折现率提高而减小。
另外，蒂特曼（Titman，1984）认为公司破产清算会给顾客或供应商带来成本，使其无法获得产品、零件或者服务，这些成本可从较低的产品价格转移给股东。股东只有在清算净收益超过成本时才会愿意清算，而投资者则不考虑成本。因此资本结构的设计能确定最佳的清算决策。赛瑞格则认为资本结构对企业的战略，如公告费、研发费、工厂规模和地理位置等都有较大的影响，因为债务融资增加可以提高股东与供应商讨价还价的余地。同时他还证明集团性企业有较强的举债能力。产业竞争和企业资本结构紧密联系、相互影响。产业组织理论中影响企业资本结构的特性包括财务杠杆对企业在产品市场竞争中的投资能力、产品定价行为和业绩的影响，以及行业特性和产品市场竞争结构等对于企业财务杠杆的影响等（朱武祥，2002）。
§§§第五节 现代资本结构理论的新发展
随着新的经济理论的出现，现代资本结构理论又有了新的发展。
一、资本结构与行为金融学
行为金融学是从1980年以来迅速崛起的学科，它采取了有限理性和有限套利的假设，注重研究投资者的实际投资行为。行为金融学把投资决策看成是投资者在一种心理上计量风险与收益并进行决策的过程，因此受投资者的心理特征影响。行为金融理论认为除了公司的投资行为，投资者的非理性所导致的股票价格偏离真实价值也会极大地影响公司的筹融资行为。正如斯泰因（Stein，1996）的模型所指出的，在股票市场非理性时，理性公司经理人应当在公司股价被高估时，发行更多的股票以利用投资者的过度热情；反之，当股票价格被低估时，则应该回购股票。这个理论就被称为“市场时机理论”（Market Timing Theory）。
由此可见，市场时机理论假设投资者是非理性的，公司经理是理性的。这样公司经理就可以利用投资者错误估价的市场时机，使老股东获取实际收益。所以，市场时机理论认为，市场时机对企业资本结构具有显著的影响。该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是贝克、沃格勒和瑞特等。他们认为，由于市场的无效率，公司融资决策随着债务和权益价值的变化而变化。公司一般选择股票市场行情上涨阶段实施增发，而股票被低估的公司倾向于延迟增发，直到股价上涨到适当水平。而且公司能够预测到股票市场上“市场失灵”在何时出现，当一家公司的价值被市场高估的时候，公司会抓住这一“机会窗口”（Window of Opportunity）发行新股。该理论也得到了一些经验研究的支持。比如格拉汉姆和哈维（Graham and Harvey，2001）对300多家美国公司管理者进行了问卷调查，有2/3的财务主管认为“股票市场对公司股票价格的评估是决定是否发行股票的重要考虑因素”。同时，与公司证券发行有关的一些实证结果也对“市场时机理论”给予了证实。比如，众多学者对首次公开发行（Initial Public Offering， IPO）和增发新股（Secondary Equity Offering， SEO）总规模随股票市场周期的变化以及对IPO和SEO后的事件研究发现，IPO和SEO后的股票长期回报下降，而宣布回购股票的公司长期回报上升。从1980年开始，行为金融理论获得了快速发展，同时也被应用于公司融资中，即行为公司财务理论。该理论将人的心里活动行为结合到财务理论中，试图解释解释经济现象的本质。它假定人们是回避损失、易于接受次优选择的、过度自信的和偏见是根深蒂固的。舍夫林（Shefrin）认为股东价值最大化存在两个重要的行为障碍，一个是厂商内部障碍（称为行为成本），指公司管理人员由于认知错误或感情用事而导致的价值损失的差错；另一个是厂商外部障碍，主要指投资者的非理性行为。
（一）管理者非理性下企业资本结构决策
舍夫林指出，由于管理者对投资前景过度乐观、对投资成功过度自信、对投资损失厌恶，他们做出的决策不一定是理性的，例如过度自信的CEO可能会低估项目失败的风险，不情愿通过外部融资的方式，导致过高使用负债比例。在管理者不完全理性方面，希顿（Heaton，2002）通过构建“三时点两时期”模型，指出对公司前景过度乐观的管理者会误认为市场低估了公司风险证券，从而导致融资次序首先是内部现金和无风险债券，其次是风险债券，最后是股权投资。投资不足和投资过度也会随之出现。奥立弗（Oliver，2005）发现公司融资决策与管理者自信有高度显著且稳健的关系，管理者自信度越高，公司债务水平越高。兰弟和赛思莫（Landier and Thesmar，2005）认为，多数企业家具有乐观的特质，当公司债务融资受限时，乐观的管理者选择短期债务融资，现实的管理者则选择长期债务融资。而这些非理性行为带来的成本并不能通过设计更好的激励机制而改变。
（二）投资者非理性下的企业资本结构决策
斯泰因（Stein，1996）假设股票市场非理性而企业管理者理性，其追求公司价值最大化。则当股价被高估时，投资者对公司前景预期过于乐观，必然会狂热的购买该公司股票，管理者应利用这种非理性发行更多股票；反之，管理者倾向于回购股票。这就是“市场时机假说”或“机会窗口理论”，它认为企业存在最佳的融资时机。
贝克和沃格勒（Baker and Wurgler，2002）实证研究发现，高的股票增发价格往往预示着低的、甚至是负的未来回报。许多学者进一步研究，提出了“基于市场时机假说的资本结构理论”，该理论认为，企业的当前的资本结构是过去利用市场时机累积的结果，因此市场时机对资本结构有着持久的影响。赵蒲、孙爱英（2004）运用市场时机理论，建立数学模型，证明了在非理性投资者和管理人员的相互作用下，乐观市场预期引起“市场时机”选择行为导致较低的财务杠杆，并且随市场低估程度增加更加明显；反之，悲观的市场预期则导致较高的财务杠杆，甚至引起企业回购股票。总之，投资者非理性行为影响企业资本结构决策。阿尔提（Alti，2006）发现市场时机对热销市场上公司资本结构仅有短暂的影响。
二、资本结构与企业外部环境
著名战略管理学家迈克尔·波特认为，形成竞争战略的实质就是将一个公司与其环境相联系。从这一意义上来说，企业最优资本结构是企业不断调整，以与其外部环境相适应的结果。企业的外部环境包括金融环境、法律环境和宏观政策制度。
罗伊和利明方（2000）提出环境动力机制的概念，指环境变化的比率，及其变化的不稳定性。影响企业环境动力机制的因素包括行业内企业规模和企业数目的增加，以及技术进步比率和技术进步在行业内的扩散。企业环境动力机制变化将会导致企业评价债务资本对企业价值的不同，从而影响企业资本结构决策。实证研究表明，处于环境动力机制水平较低产业的企业所处外部环境比较有利，外部竞争压力较小。则企业投资项目前景明朗，业绩较为确定，那么企业更倾向于债务融资，形成以债务为中心的资本结构，从而利用债务的税收收益，提高企业价值。反之，由于外部环境不稳定，企业所受外部竞争压力较大，企业前景不明朗，业绩较不确定。如果使用债务融资，企业将同时面对还本付息的压力和业绩不确定性的风险，则企业将倾向于权益融资，形成以权益为中心的资本结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