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耶斯和梅吉拉夫结合权衡理论、代理理论和信号传递理论提出了优序融资理论，即在非对称信息条件下经理比投资者更了解企业收益和投资等的真实情况，从而，控股权和管理权的分离是信息非对称的根源，而信息的传递和企业融资决策密不可分。梅耶斯和梅吉拉夫研究表明，由于信息不对称，存在逆向选择问题，企业为新项目融资所发行的股票会被外部投资者所低估，导致股票价格下降和企业市场价值降低。当股价降低到投资者的经投资额小于项目净现值，项目就会被放弃。非对称信息总是鼓励企业经营者少用股票融资，而发债又受到企业财务亏空制约，市场和投资者根据企业的融资来判断企业的经营绩效，一般情况下融资优序如下：内部融资、债务融资、发行股票。即企业应该按照如下顺序进行融资，首先是内部积累资金；如果需要外部融资，企业将首先进行债务融资，直到因债务增加引起企业陷入财务亏空概率达到危险区时，才发行股票。梅耶斯和梅吉拉夫认为债务融资引起的因投资不足所形成的企业市场价值损失较少，所以债务融资条件下企业市场价值较高。之后，卡斯克证明了发行股票规模越大，传递的市场信号越负面，会导致股价下跌。纳拉亚南和汉高也得出了相似的研究结论。优序融资理论受到了一些学者的怀疑，布雷南和克劳斯等人先后指出了该理论的疑点，他们通过研究发现，直接债务融资对于企业来说不一定比股权融资好，企业能使用更多样的融资工具来传递市场信号用来防止投资不足。
四、对新资本结构理论的评述
资本结构理论发展到新资本结构理论阶段。最初的MM理论中的完美假设几乎都被释放。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新资本结构理论的贡献是卓越的，它以信息不对称理论为基础，提供以代理成本为核心的全新经济思想分析体系。应该说，新资本结构理论的最大亮点就是转向影响资本结构因素的内生性来研究资本结构，而非像现代资本结构理论以诸如税负、破产成本等外部因素来研究。新资本结构理论引入了信息不对称理论中的“信号”、“动机”、“激励”等概念，强调影响因素的内生性，从公司内部因素出发来分析资本结构问题，从而把传统资本结构的权衡难题转化为一个制度设计问题。这就打开了资本结构理论的经济思想，使其对决定因素的分析扩展到更为广泛的范围，使得资本结构理论对资本机构问题的解释更具有一般性和稳定性，为资本结构理论研究开辟了新方法。
但是，新资本结构理论的发展到了1990年以后却出现了“瓶颈”。这一方面，是由于新资本结构理论只是关注到了资本结构决定了企业剩余收益的分配，而没有意识到资本结构同样也决定了企业剩余控制权的分配；此外，另一主要缘由在于新资本结构理论的各个分支自身的缺陷。如，代理成本理论中的代理成本很难准确度量；信号模型并没能提出若经理人向投资者传递错误信号时的解决机制；而优序融资理论只是揭示了企业在融资时对不同融资方式的偏好，并不认为存在某一特定的最优资本结构。
§§§第四节 后资本结构理论
新资本结构理论的最大贡献就是释放了MM理论中的充分信息假设，但以信息经济学为中心的新资本结构理论在经过了从1980年开始的迅猛发展之后，到了后几年却难以为继。一方面是权衡理论在理论上一直没有取得突破，另一方面是信息不对称方法已经达到了收益递减的转折点。新资本结构理论需要寻找一个新的理论核心，它既能巩固新资本结构理论各学派的理论成果，又能突破信息不对称理论框架的束缚，从新的学术视野来分析和解释资本结构之谜。在这一背景下，资本结构的控制权理论、以产业组织为基础的资本结构理论和产品时机理论等应运而生。卢宇荣（2008））和王斐（2008）称之为后资本结构理论。
一、控制权理论
控制权理论可以看成是詹森和麦克林（Jensen and Meckling，1976）代理成本理论和信号传递理论的发展。代理成本理论和信号传递理论研究的是不同资本结构对收益权分配的影响，而控制权理论研究的是不同资本结构对控制权的不同影响。股权和债务是重要的融资工具，也是非常重要的控制权基础。威廉姆森（Williamson，1988）认为，股本和债务与其说是融资工具，不如说两者是可以互相替代的公司治理结构。由于普通股有投票权而债务则没有，谁投入资本谁就拥有相应的控制权。而由于企业管理者对控制权有一定的偏好，他们就会通过资本结构来影响控制权的分配，从而影响企业的市场价值。那么，企业控制权与企业资本结构之间的关系到底如何呢，这就是资本结构的控制权理论要着重研究的问题。控制权理论以哈里斯和拉维夫（Harris and Raviv， 1988），斯图尔兹（Stulz，1988）、米歇尔 （1991）以及阿洪和博尔顿（Aghion and Bolton， 1992）为主要代表人物，其中又以阿洪和博尔顿所建立的模型最为著名。他们认为，公司控制权的分配和转移对公司价值有很大的影响。因为资本结构是由各种投资者控制的对公司所有要求权的相对数额。而这种要求权不仅仅指收益权和剩余索取权，还包括对公司的控制权。
阿洪和博尔顿通过解释债务契约和股权契约在目标上的不同来证明，债务的存在导致了控制权随着公司前景的变化而在经理人与债权人之间相机转移，并因此实现公司价值的最大化。
他们在其模型中讨论这样一种情况：目前存在的一个投资项目有两种发展前景：好或坏。在前景为好的情况下，投资项目未来现金流的净现值为正，不论是股东、经理人还是债权人都希望项目持续运营下去。在前景为坏、投资项目未来现金流的净现值为负的时候，公司的外部所有者（外部股东与债权人）希望结束项目进行清算，而经理人却不愿意清算。在此情况下，将控制权转移到债权人手中、对项目进行清算可以避免公司价值进一步的损失。
因为股权契约是与保持清偿能力前提下的公司经营权相联系的，而债务契约则是和破产机制相联系的。通过对负债水平的设定，就可以实现在正常的、好的情况下将控制权保留在经理人手中，而出现不利的、坏的收益信息时，由于项目的现金收人无法按期清偿债务，公司将被迫破产，使控制权转移到债权人手中并对其进行清算。因此，资本结构的选择可以通过公司控制权的相机转移来实现不同情况下的公司价值最大化。
上面着重分析了控制权在经理人和债权人之间的转移，除此之外，公司控制权还会因兼并收购等原因从在任经理人转移到更有能力的代理权竞争者或管理集团手中。
在一个有效的资本市场中，如果因经营者管理不善而导致公司效益下降，其股价必然也会随之下跌；股价下跌到一定程度时，公司就很可能成为敌意收购或代理权争夺的目标。如果公司被成功收购或在任经理人在代理权争夺中失利而使公司的控制权发生转移，对经理人而言，就意味着失去工作及与职位相关的种种控制权收益。外部接管的潜在威胁使经理人不得不努力工作以提高公司业绩，避免成为敌意收购或代理权争夺的目标。所以，控制权市场的存在是实现公司价值最大化的有利因素。企业控制权市场理论主要考察资本结构对控制权竞争结果的影响，带来企业价值的差异。它与代理成本理论最大不同在于，代理成本理论把企业现金流作为固定的，债权人取得固定收益，股东获得剩余索取权，控制权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虽然詹森和麦克林提出给经理一定的激励能影响其工作努力程度和经营决策，进而影响公司现金流，最终影响公司价值，但这里的控制权只是一种不可转移的控制权，而控制权理论中强调控制权可以在债权人与股东之间转移。控制权理论主要有以下几大模型：
（一）阿洪和博尔顿（Aghion and Bolton，1992）模型
在这个领域中，阿洪和博尔顿（Aghion and Bolton，1992）提出了AB 模型，回答了在债务契约中控制权如何在股东和债权人之间的转移。阿洪和博尔顿运用不完全契约理论，从动态角度对经理人员和投资者之间的最优控制权安排进行研究。研究表明，如果公司的货币收益和总收益之间是单调递增关系，投资者（或者经营者）单边控制可以实现最有效率；反之，必须将控制权转移给不同的主体，即在项目收益为好的状态时，将控制权给予经营者，使其选择维持现有投资规模继续经营；在项目投资收益为差的状态时，将控制权给予投资者，让其选择对项目进行清算。
现实中，这种最优控制权理论相对应的金融契约即负债契约：在企业进行负债融资的情况下，如果企业经营状况良好，企业控制权由股东所有，由股东通过股东大会选举的董事会将控制权委托给经营者来行事；如果企业经营状况恶化，债权人获得控制权，并对企业进行清算、重组或逼迫其破产。
（二）哈特（Hart，1995）模型
哈特吸收阿洪和博尔顿模型中“控制权相机转移”的思想，同时引入“公司持续经营与公司被清算”的矛盾，研究了最优融资契约和相应的最优控制权结构。研究表明，如果融资方式是发行带有投票权的普通股票，股东应该掌握控制权；如果融资方式是发行不带有投票权的优先股，经理人员应该掌握控制权；如果融资方式是发行债券和银行借款，在按期偿还债务本息的前提下，控制权仍由经理人掌握，一旦破产，控制权转移到债权人手中。此外，该模型还注意到短期债务具有控制经理人员道德风险的作用，而长期债务（或股权）具有支持公司扩张的作用，因此认为最优资本结构应在这两者之间进行权衡。
二、资本结构产业组织模型
长期以来，财务经济学者们在现代资本结构理论研究的先驱莫迪利安尼和米勒以及他们提出的MM理论的指引下研究企业的负债和股权问题。但这些研究大多数是在一系列严格的假设前提下的有效市场环境下进行的，而通常把企业在产品市场上的竞争策略和财务策略分开来进行研究，没有考虑二者间存在的互动影响。一方面，产业经济学家很少涉足公司金融学领域，一般只对企业在产品市场的竞争行为进行研究而忽略了企业的财务结构，现已建立的企业之间相互影响的模型一般也只关注有关价格与产量的决策，或者只考虑价格竞争和非价格竟争问题，为此产业组织理论通常是假定企业为全权益的；而另一方面，公司财务领域的文献也大多在不考虑产品市场竞争的情况下对企业的财务策略进行研究，把企业的收益看做是来源于黑匣子或者服从某个特定的概率分布。这种两个学科相互脱节的情况所导致的后果是，无论是公司金融理论还是产业组织理论，都难以对现实中的企业行为做出合理的解释，甚至有时会各自得出相反的结论。在企业界，仅仅重视企业的资本结构决策，又或者仅仅重视企业的产品市场竞争战略，都难以收到良好的效果，甚至有可能使企业陷人破产的困境。
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80年前后，直到布兰德和刘易斯（Brander and Lewis，1986）的《寡占竞争和财务结构：有限责任效应》一文发表后，这一状况才得以改观。此后，资本结构与产品市场竞争互动关系受到金融经济学家和产业经济学家的关注，逐步形成了以产业组织为基础的资本结构理论。该理论不断发展的研究表明，企业的资本结构决策是基于产品市场竞争环境，公司战略以及资本市场环境等因素的综合选择。总之，企业的资本结构和产品市场竟争之间存在密不可分的联系。这些为数众多的金融和经济学者们的研究，不仅是对企业资本结构与产品市场竞争这一课题的研究和发展，更为重要的是这些研究工作打破了传统上的公司财务理论和产业组织理论各自为政、分别研究的状况，开创了一个新的更为广阔的研究领域。正如著名经济学家梯若尔（Tirole，1988）所言，“对企业融资决策与产品市场战略之间相互关系的研究，是一个极其重要但未引起足够重视的领域，这一领域研究的不断深人将会极大地推动产业组织理论和公司金融理论的发展”。
以产业组织为基础的资本结构理论考虑的主要变量是产品价格和产品数量。因为对于厂商而言，这些考虑旨在影响竟争对手的行为，资本结构反过来影响厂商的均衡策略和支付。而根据哈里斯和拉维夫对资本结构理论发展的分析，应用产业组织理论特征来讨论资本结构的模型可分为两类：第一类分析方法主要探讨公司资本结构和其产品市场竞争战略的关系；第二类则主要强调公司资本结构和其产品或投入品特征之间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