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和流氓都在变老，但我还零星记得多年以前他们隐在书后坏笑的样子。
20世纪80年代下半叶，北京的小区里火柴盒似的楼房一座挨一座，全部是灰蒙蒙的，仅有绿意是楼前的草坪。草坪上总有打羽毛球的半大孩子。从他们的角度仰头看天，或许可以看见二楼阳台上晾干的大花裤衩，还有我的涂着紫药水的膝盖。因为暑假总去游泳，腿晒得特别黑。那阵子作为一个17岁的好学生面对世情的全部挑战，就是沉浸于《动物凶猛》的情节：“在派出所的四合院里我们被关进了三间通厦的北房里，一个个被命令在地下蹲着面朝墙，不许说话。我们低着头互相瞅着悄悄笑。有人放了一个屁，屋里响起一片低低的笑声……我听门口一个女民警恶声恶气地骂：臭德行！还涂口红呢……
“他们简单搜查了我们的身上，然后让我们解下鞋带和裤腰带，由两个民兵把我们解往东风市场派出所。我们提着裤子趿着鞋，像一队俘虏被押着穿过熙熙攘攘的王府井大街，很多成年人驻步好奇地看我们……我哭了，一进民警办公室，看见那个民警在摆弄一副锃亮的手铐就给哭了。我一哭，使那个民警很反感，说就你那样儿还打算在王府井一带称王称霸呢？去去，擤擤鼻涕走吧。”
“这时我才发现于北蓓手里拿着一管口红，她本来准备涂得厚厚的，给我脸上盖个清楚的章，正涂了一半……她的双唇相当真实地留在我的脸颊上，我感觉我的右脸被她那一吻感染了，肿得很高，沉甸甸的颇具分量。这是猝不及防的有力一击。那天下午我一直晕乎乎的，思维混乱，语无伦次。但就在那种情形下，我仍小心翼翼地保持着分寸，不使别人看出我心情的激动，如同一个醉酒的人更坚定地提醒自己保持理智。我以一种超乎众人之上的无耻劲头议论这一吻，似乎每天都有一个姑娘吻我，而我对此早就习以为常。他们仍旧嘲笑我，说我看于北蓓的眼睛都直了，说我爱上她了。于北蓓也走上前盯着我的眼睛问是吗？”
它真像中国版的《美国往事》。或者说，世界上的少年人都是同一族类。但是当时—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我们还在为穿不穿紫色的风衣而和父母争执不休，还在为去不去紫竹院的英语角而犹豫不决，还在为唱卡朋特的《世界之巅》或者《世界末日》而偷笑与兴奋，还在半遮半掩地在英文口语的名义下，递进社交，愉悦生活。我们的思想中被深刻地打上了精神的暗格。那些好与坏的秩序与生俱来，天经地义。在学校的报栏里常见一幅广告画：两个男女青年侧面重叠着，同时望着高于水平的前方，满心的理想抱负。我们也常常被暗示着，其中一个人就是我，高傲、自负、幸运，有着无限的未来。
这样看来，那些抽烟、打架、招惹女孩、四处游荡的少年人无疑是一帮坏孩子，大逆不道，离经叛道，在我们所接受的教育里无处归属，出位、另类而荒唐。但是很奇怪的，青春的本能却仿佛是有嗅觉的，可以准确地辨认出他们即是我们，我们也是他们。那些没有雕饰过的青春，浑不正经又天真可爱。我们仿佛无意间找到一种颠覆规矩的活的依据。这种力量漫不经意又排山倒海，足可以悄无生息地把我们的暗格模糊和拆解。人仿佛能量充实，五脏六腑也变换了全新的格式，乃至重新创了世纪，四边的参照系也逐渐地改观了。
《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橡皮人》、《顽主》、《许爷》、《浮出海面》、《玩的就是心跳》是陆陆续续看的。我至今记得《许爷》，“许爷”在暗夜里，从高台跳水板上直跳下来，摔死在水泥台底下的声响。也记得《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里吴迪含情脉脉地对流氓方言说：“我还没有爱上你……她真的是第一次。我听到一声啜泣，房间一片漆黑，什么也看不见，我已经感觉有点不对头了。我摸她的脸，摸到一脸泪水。”
我也记得1988年和几个朋友在西单电影院看电影《轮回》。电影里有许多沉默，但沉默有时候是具有煽动性的。男主演大概叫雷汉。我喜欢他那副打扮：大皮鞋底上有很厚的锯齿，穿一条有很多口袋的军绿裤子，大大咧咧地踢了踢路上的土块，走路的时候肩膀晃得厉害，眯着眼睛一副坏样子。以致多年以后看到这类男性就认同为少年时代熟悉的伙伴。当时也喜欢女主演谭晓燕的白衬衫和牛仔裙，此后疯狂地四处买了很多条、很多年。
20年之后我见到王朔老师，显然他与多年以前隐在书后的想象完全地不一样。而他的人生阅历也早已经离开的那个离经叛道的场域，只是依然带着反骨和浑身的芒刺。他的世界似乎照样怪诞和离奇而在世人的想象之外。1999年，王朔和叶大鹰合开“文化在中国”网站，办公室设在亮马河大厦，后来搬到盈科中心。网站楼下就是藏库酒吧。工作之余经常找媒体人去那里坐坐。记得王朔老师已经一返以前紧实的战斗风范，有了江山美人亦如何的松懈感和厌倦感。他当时得痛风，每次都不多吃。按他的话说：“我不能再胖了，再胖就真成一胖子了。”
那阵子“文化在中国”公司同仁及周边文艺人士来来往往，有一个绝色杭州美女叫马晴的，后来也不知去向了。还有一位名季景姝的美女精英，当时是网站的COO。我们当时相当要好的，后来据说是出了澳大利亚。多年后我在某电视节目中还见过她。此外，还有一批江湖写手和画家、演员出没。这对我们来说更如一群鸟一样是不确定群体，也有艾未未等民间英雄—总之说好听了就是法国的左岸，说不好听就是乌合之众—经常聚合一起神游仙饮。王叶自然是山大王，乐不可支。有一次，不知是谁倡导大家每个人说一段恋爱故事。有一个女孩说爱上一个大她20岁的男人又追随他出国的惊心动魄种种，另有隐私床事若干。我们听了柔肠百转。王老师光着眼睛道：“是啊，又怎么了？”马上就要暴粗口骂人的样子。我觉得他的喜怒哀乐如乒乓球打在凸凹不平的墙上一般角度不确定地乱飞。跟他对话似乎不需要积学也不需要生活经验，甚至不需要超凡脱俗或异类，他不缺这个，他什么都不缺。他只需要有趣，以及掺于它们其中的正常态。
在这些谈话之余大家也大谈文学艺术，且偶有精辟之语。我记得王朔老师曾说，“男性写东西，往大了写，因为世界是无限的；女性写东西，往细微处写，无限小也是无限的，所以容易写进去出不来。”他也说过，“读者和作者之间永远存在着误会，那就让他们误会着吧。”“一个人和另一个人之间也永远存在着误会。现实生活永远比想象丰富得多。”
他当时就很喜欢茨威格。《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都是他常常说起的。有一次，他还把一套茨威格的书拿到公司借给我看，以换走我的一套1987版的淡绿皮的人民文学版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他说他喜欢出风头。按他的话说：“在舞台上聚光灯越亮，哥们越精神。你们挨骂，被说两句就急了，我一点不急，我高兴。”—他的文学观和世界观似乎永远把自我和世界隔绝开来。我是我，世界是世界。我偶尔进犯世界，而世界无奈我何。
对于女性，王朔老师并不下作。相反倒显得非常持重。2000年一席人包括陈染、阎连科、徐小斌、林白等云南采风，陈染、王朔先回京。他到机场打车先把送她回家。他其实很绅士的。记得王朔老师说过，看一个女孩有没有趣，得看她是不是接得上你的话。你骂她两句她就脸通红没词了，就很没劲了。但是他对于女性说话显然是有杀伤力的。有一次几个人说起一个女作家，我们都说她“劲儿劲儿的”。王朔笑道，“嗨，反正就是自个儿宠着自个儿呗。”但是，他很快解释了他的战斗原则：“我从来是一个人对一帮人，不对一个人。”下作的人和事，他似乎是很不屑的。他带着某一种优越感称那些人：“从小儿受苦来的。”
他当然是自负的。他身上还保留着部队大院那帮人的姿态，站立的时候很直，不松松垮垮，但走起路来很浪荡，似乎总有一种天生的傲慢。那次去云南采风起程时在北京首都机场，他拖着一个行李，手上一样东西没有，而且到得比其他人都早。他说他喜欢70年代以前的人，那时候的人“都茁壮和漂亮”。尽管新世纪的青年人说起王朔这个名字，似乎跟说起崔健和金斯堡一样时髦。但是他的精神似乎一直活在改革开放初期，并没有与时俱进。
南航飞往昆明的飞机因为风大，起伏颠簸得厉害。林白平常就是晕车的，脸色苍白，一言不发。我是组织者。王朔老师回头严肃道：“以后去哪儿，都得买国航的飞机！”后来他写文章描述这次颠簸叫做“好像被人放了一遍风筝”。
那次在云南大家玩疯了。他被一个叫做菊花的旅游女局长陪着。那天他喝多了。由当地的两个人架了，一步一趋，结果在路边当众解扣撒尿。
他有时候还带着一些自怜。云南方安排一个文化节的开幕式，许多省里面的领导坐在主席台上，他们也把朔爷安排在主席台，旁边是省委常委们。这真是一个滑稽的场面。陈染等在后排为他难过而纠结。但是，王朔老师对此并没有发作。他只在后来写的文章里悲哀道：“我来是为了让他们高兴，可谁让我自个儿高兴了？”所以，别以为流氓个个都是铁打的。他们的诚信感有时比君子更甚。
十几年前王、叶两位就已感慨自己老了。当时我写过一篇《北京断章》中有许多童年的北京记忆。“怎么连徐虹这么大的孩子都开始回忆了！”他们很惊诧，而我则笑不可抑。
直到新世纪的这些年，世界似乎以鸟巢为北京的地标了。但是中国人还是认老祖宗留下来的天安门。如果以天安门为圆心，北京的建筑交通结构，正像一块巨石落水后的涟漪，慢慢地向四边拓展。时隔20多年，但我仍记得那次看完电影《轮回》后，朋友们居然爬上一座大商场的楼顶。风很大，只有绿漆剥落的简陋围栏。我们疯跑着一面一面看下去，看到了蒸蒸日上的大工地。这一座城市刚刚形成发展的态势，如一只猛兽疯狂之前的静默。风不知道朝哪一个方向吹，我们头发纷乱，风衣几乎被整个掀起来。现在回想起来，那些笑声很有些凄厉的意味……时间迅速地往前走了。现在，就连我们也逐渐老成，体面，安稳，心有所属。只有对20年前的那个伴随我们大家度过青春时光的英雄与流氓说声感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