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沫的人生像一艘巨大的潜艇。《青春之歌》和张中行只是露在水面上的两截长短桅杆，潮湿而鲜亮，岂知潜藏于水下的是如此庞大而复杂的命运构成。老鬼的《我的母亲杨沫》不仅勾勒了大轮廓，而且力求逼真立体。犄角旮旯处的迂回曲折都写出来了—甚至写了她不光彩的一面，如晚年时与比她小20岁的男秘书的暧昧关系。它们随着时间逐渐滑腻而失真，反而令人性化的杨沫更加完整。她的一生基本属于“一个人的战争”。她本质上是一个偏于善、野性又偏执、冲动也轻信的温情主义者，只是缺少爱。《青春之歌》算是她的半个自传。写作于她来说，是虚荣，是个人实现，更是生命的证词。
1931年她遇到张中行。她少女时代在家庭中受到了太多的冰冷和伤害—父母不和，各自寻欢作乐—而这个温情的学子，“处世严谨、治学勤奋、多情多义，让她感受到高雅的情趣，也给了她呵护和尊重，在她心中简直光芒四射”。她在他那里得到了巨大的、令人晕眩的幸福。她很快怀了孕。
她既不是张爱玲式的“高贵的孤独”，也不具备林徽因的优越感与贵族诗情，冰心式的温婉安宁不属于她，丁玲与她同属革命作家序列，但丁玲比她更豪迈粗放。
她身上流着湖南人的血，是一位吃辣椒长大的女性，这决定了她渴求动荡和冒险，又敏感多情，有着湖南人特有的执著、生猛，平庸的生活令她窒息。“她渴望投身到一个伟大的运动中去，即使危险丛生，也乐趣无穷。”1936年她与张中行断绝关系，与老地下党马建民生活在一起，他成为她的第二任丈夫。这时候她22岁，正怀着张中行的第二个孩子。
老鬼这样描述他的母亲：她认准了一件事就死盯着不放。她每天挺着个大肚子缠着马建民要入党。她是如此真诚。她这时候想入党，原因很简单：就是觉着它好，它代表未来。
这时候的她，就是林道静。
每个人的性格与命运真是互为因果。年轻时代的经历，只是围棋盘上最初布置的几颗棋子，看似漫不经心，煞尾时却生死攸关。它们所决定的格局与大势，终会随着时间逐渐显现。她顺着它走，无法突破宿命。值得玩味的是杨沫的后来。
对马的个人感情中有一点是不能忽略的，就是她把对共产党人的崇拜和仰慕完全集中在他的身上，为他罩了一层圣光。马为了安抚她，有一天对她说，党已经同意接受她，他是她的入党介绍人。这只是一种善意的谎言，但是多年之后，却成为一颗定时炸弹在“文革”中爆炸。这险些要了她的命。
1969年，马在政治高压下写材料，主动揭发了这个细节，说杨沫是“假党员”、“政治骗子”。当时的情形是《青春之歌》正在接受暴风雨加冰雹式的大批判，杨沫本人有心脏病。换句话说，他为了自保，出卖了她，并且也知道后果。
这时候的杨沫，血液中的辣椒性终于被压榨出来了：她反过来加倍地攻击马建民。她反驳说，她是被欺骗的。关键是，马也欺骗了党。她把他值得说而不能说的罪状，比如与邓拓的关系，等等，一一透露出来。这些都是可以置马于死地的武器。他们互相伤害，刀刀见血。这时候，他们已共同孕育三个孩子。
人性在被逼仄到最后一步的时候，会被考量出质地。这个考量是残酷的，也是真实的。
人性和历史，同样值得玩味。职场生存、利益竞争，大大小小、零零碎碎，同样是考量，周边都是眼睛。
杨沫在“文革”中，虽遭批判，却没有挨过一下打，与她同在北京文联的老舍命运就大不同了—她是怎么活过来的？
据浩然回忆，1966年，把老舍揪出来时，杨沫就在现场。她亲眼看到了整个过程，恐怖至极。杨沫因为害怕，高血压、心脏病并发，瘫倒在屋里。
从1966年至1969年间，杨沫得到了浩然等人切实有效的保护。她虽然紧张，但是求生有法。书中说，北京电子管厂的造反派召开17万人的《青春之歌》批判大会，相关人杨述、蒋南翔等被拉上台批斗，唯独杨沫这个作者逃之夭夭。北影厂召开万人大会批判毒草电影《青春之歌》，导演崔嵬、演员谢芳全都挨了斗，杨沫这个编剧又逃脱了。
她没有出卖过别人—尽管有时候，出卖不是因为邪恶，而是因为软弱。比如，北影厂编剧海默遭到批判后，她对他相当同情，从没跟他划清界限，还曾借给过他500块钱，那时候500块钱可是个大数目。海默是何许人呢？据说红卫兵抄他家时，他拿根大铁棍子，挡在门口。批斗他时，一位北影厂女士在台下喊：“反动作家海默低头！”海默当众回嘴：“我是反动作家，可我不是国民党的小老婆！”把这位女士气得脸色发青，跳上台去狠狠抽了他两个耳光。
有人说，海默如不跟造反派硬顶硬闹，不至于后来被打死。相较之下的杨沫比较温情主义，只有唯唯诺诺，左躲西藏，她本质上不是那种斗争性很盛、朋友出了事就翻脸不认的“革命左派”—老鬼的话说到了骨子里。
她晚年没有与丈夫离婚。中国人的宿命正是把那些互相憎恶的人，犬牙交错地压合在一起，让他们在生活的轮子里，吱吱呀呀地运转。因此她与男秘书的传说，或者源于在生活中突围吧。
